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校】

手稿，四个“敝而”，原作“敝而后”，作者自行删去“后”字。

“习套”，手稿本作“陈套”。“故遁”，作“故往往遁”。“以自解脱”，手稿作“以发表其思想感情”。

“始盛中衰”，手稿作“始盛终衰”。“后不如前”，手稿作“今不如古”。

“始盛终衰”，朴社本作“始盛中衰”，从手稿和《国粹学报》本改。

此则所言，是王国维文学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从文体论的角度揭示出一切文体都存在“始盛终衰”的命运。所谓“四言敝而有《楚辞》”云云，是基于《周易·系辞下》“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观之上的。在王国维之前，顾炎武也曾谈及这个问题。在《日知录》里，顾炎武曾提出“诗体代降”的文学史现象：“《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卷二十一)王国维着意于文体之“敝”，顾炎武着意于时势之“降”，是有相通之处的。

为什么任何一种文体都会生“敝”?王国维的解释是，文体通行既久，文人染指遂多，形成习套，后来者即使是豪杰之士，若从事此文体创作，也难以摆脱这个习套。文体习套，是平庸者的温床，却是天才的陷阱，束缚住文学家标举个性的创造精神。所以《人间词话未刊手稿》里王国维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文体一旦形成“习惯”、“习套”，其生命力就日益枯竭了。所以明万历年间的袁宏道疾呼：“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叙小修诗》)顾炎武解释诗文之所以不得不变时说：“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这也是对沿袭既久，而产生的习套惰性的警觉，与王国维所论，值得并读。

“始盛终衰”，不是悲观的历史没落论。穷则变，一种文体之“衰”，恰好是在为另一种新文体的诞生、兴盛孕育着土壤。当有“豪杰之士”觑定一种富于新机、哪怕还很稚弱的新文体，“以自解脱”，“自出新意”时，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就到来了。所以，“始盛终衰”的文学史观，体现出对创造力，对摆脱依傍、自我创新的精神的召唤。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提出：“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当然，在王国维之前，焦循就说过“一代有一代之所胜”，对他有所启发，但王国维此论更是他自己对于文学史现象的独特总结。他研究戏曲，致力于元曲，对于明清戏曲以后评价偏低;研究词，主要用心于宋人之词，褒扬五代北宋而贬斥南宋，都蕴涵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和“始盛终衰”的历史判断。

“始盛终衰”中蕴涵的革新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对于这个命题不可看得过死，南宋之词、明清之曲，真的是“终衰”吗?好像不能如此武断。再拿小说来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历史漫长，从时间上来说，《红楼梦》也算得上是古典小说史的“终”了，至少不是“始”，但王国维不是也称赞它为“绝大的著述”吗?

王国维的“始盛终衰”文学史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发生影响的。至少，从胡适的文学史观念中可以寻绎出王国维的影子。胡适于20世纪20年代完成《词选》之《论词的起源》的初稿，曾送呈王国维，请他指正，足以说明胡适对王国维词学研究的钦慕。在《词选自序》中，胡适有一段话，几乎就是王国维“始盛终衰”论的翻版：

文学史上有一个逃不了的公式。文学的新方式都是出于民间的。久而久之，文人学士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采用这种新体裁来做他们的文艺作品。文人的参加自有他的好处： 浅薄的内容变丰富了，幼稚的技术变高明了，平凡的意境变高超了。但文人把这种新体裁学到手之后，劣等的文人便来模仿;模仿的结果，往往学得了形式上的技术，而丢掉了创作的精神。天才堕落而为匠手，创作堕落而为机械。生气剥丧完了，只剩下一点小技巧，一堆烂书袋，一套烂调子!于是这种文学方式的命运便完结了，文学的生命又须另向民间去寻新方向发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