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叙事诗(按原误作“时”),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

叔本华曰:“抒情诗，少年之作也，叙事诗及戏曲，壮年之作也。”余谓:抒情诗，国民幼稚时代之作，叙事诗(按原误作“时”)，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也。故曲则古不如今(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词则今不如古。盖一则以布局为主，一则须伫兴而成故也。

叔本华将艺术分成四大类： 建筑艺术、造型艺术、文学、音乐，他认为音乐是意志的直接写照，在艺术中级别最高，文学以文字为媒介传递抽象概念，其级别高于直接诉诸可视形象的建筑和造型艺术，却低于音乐。对于文学艺术的各种门类，叔本华认为，诗歌是以主观成分为主，长篇小说、史诗、戏剧是以客观成分为主。他特别重视史诗、戏剧，尤其是悲剧。他说：“所以少年人仅仅只适合于作抒情诗，并且要到成年人才适于写戏剧。至于老年人，最多只能想象他们是史诗的作家，如奥西安、荷马，因为讲故事适合老年人的性格。”(《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篇之《艺术的客体》)

王国维很早就接触了叔本华思想，也接受了他的文艺思想。他在这条词话里，将叔本华的论述作进一步引申，认为抒情诗是“国民幼稚时代之作”，叙事诗是“国民盛壮时代之作”。他说的抒情诗包括词在内。这与中国文学史抒情诗最早发达，后来才有戏曲的事实显然是相吻合的。他说，戏曲“以布局为主”，抒情诗则“须伫兴而成”。对这两种类别的文学艺术特征作如此区别和概括，也得要领。他似乎认为，国民幼稚时代产生的抒情诗与“伫兴而成”之间有着内在联系，所以抒情诗(包括词)理应具备丰富的天籁之趣，若呈老成状，失去“赤子之心”，就不可爱了;戏曲则不同，它是国民壮年时代的产物，理应布局严谨，不能失之稚拙粗笨。他用这样的观点评价文学史上词和戏曲的创作，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词“今不如古”，实际意思是后不如先;二是戏曲“古不如今”，实际意思是先不如后。关于词“今不如古”的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曾经反复地谈到，词以唐五代北宋为高，南宋词人则在下坡路上走，越写越糟糕，南宋以降，词的整体创作更是每况愈下。这就是王国维眼里的一部中国词史，也是他“词则今不如古”一语的注脚。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在这里提出的“曲则古不如今”的看法。他对元代和清代的戏曲作比较，说：“元曲诚多天籁，然其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令人喷饭，至本朝之《桃花扇》、《长生殿》诸传奇，则进矣。”认为元代戏曲不如清朝戏曲出色，即所谓“古不如今”。这与他后来撰写的《宋元戏曲史》观点有很大不同。他在该书对元曲评价极高，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又说：“往者读元人杂剧而善之，以为能道人情，状物态，辞采俊拔，而出乎自然，盖古所未有，而后人所不能仿佛也。”(《宋元戏曲史·自序》)他后来更明确地对人说：“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见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自序》引)这些都可见王国维扬元抑明清的戏曲史观。当然，他在《宋元戏曲史·元剧之文章》也谈到与本条词话某些相似的意见，如说： 元人作曲“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元剧最佳之处，不在其思想结构，而在其文章。”这与词话评元曲“思想之陋劣，布置之粗笨，千篇一律”，意思相近。然而，词话得出的综合结论是“古不如今”，《宋元戏曲史》得出的结论却是“古今之大文学无不以自然为胜，而莫著于元曲”。这两个结论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宋元戏曲史》成书于1912年，离《人间词话》问世已经四年，王国维撰写《人间词话》时虽然也考虑过元曲的某些问题，但是到他正式撰写《宋元戏曲史》时，他对元曲的看法，尤其是对元曲的总体评价，重新做出调整，进一步提高了评价值。因此这条《人间词话》的内容，是我们分析和认识王国维戏曲史研究前后发展、变化情况的重要资料，应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