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固哉，皋文之为词也!飞卿《菩萨蛮》、永叔《蝶恋花》、子瞻《卜算子》，皆兴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罗织。阮亭《花草蒙拾》谓:“坡公命宫磨蝎，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由今观之，受差排者，独一坡公已耶?

王国维对张惠言《词选》一书好用比兴寓托的眼光寻求微言大义深致不满，提出了许多批评，而以这一条词话说得最具体、明确，也最尖锐，揭出其要害所在，后人批驳常州词派理论，往往引用王国维这条词话，因此产生很大影响。

张惠言(1761～1802)，字皋文，号茗柯，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嘉庆四年(1799)进士，官翰林院编修。专治《周易》、《仪礼》。精词学。著有《茗柯文编》，编有《词选》、《七十家赋钞》。他与恽敬同为阳湖派首领，又开常州词派，是清代词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词学观点主要见于由他主持，与弟张琦合编的《词选》一书，他写的《词选序》集中表述了该派的词学思想，书中评语则反映他论词的具体旨趣和批评方法。他对词的根本见解是，词应当是意内言外，缘情造耑，兴于微言，而不是“苟为雕琢曼辞”而作(《词选序》)。因此，对词的解释和分析，也应当以揭示作品比兴寄托、潜隐的实在大义为重点，而这一类大义往往都是属于政治、道德的，以及与词人身世遭际密切相关的政局变动等因素，这就使他的词学批评带上了政治、道德、时局索隐的显著特征，这也是整个常州词派最一致的倾向。

对于张惠言如此解读词，王国维借用孟子讽刺高子说《诗》的话(见《孟子·告子下》)，予以讥斥。他列举《词选》一书中的三个例子，说明张惠言的分析全部都是误读，结论一点靠不住。

第一个例子是温庭筠《菩萨蛮》。《词选》一书素以选词严苛著称，可是选温庭筠词多至十八首，居全书之首。他评温庭筠《菩萨蛮》：“此感士不遇也。篇法仿佛《长门赋》。”又论“照花前后镜”四句“有《离骚》初服之意。”张惠言评的不仅是《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首，而是评十四首全部。他将温庭筠十四首《菩萨蛮》看作内容结构呼应贯串的组词，将它们和表现失宠之意的《长门赋》的“篇法”互相比仿，他解释该组词的比兴之义正是建筑在这种对原作的单元形式重新组合的基础上，再比之以《离骚》美人香草的寓意，从而对《菩萨蛮》做出很高评价。可是，温庭筠当时还没有如此严整的组词形式，十四首只是偶然的组合，所以，张惠言的解释不免太无边际。即以他比拟为《离骚》的第一首词而言，词人只写了一个贵妇人香艳的情态，及淡淡的伤感，怎么也落实不到“感士不遇”严肃的话题上去。所以张惠言的解说真是离题了。

第二个例子是欧阳修《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张惠言评道：“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章台游冶，小人之径。‘雨横风狂’，政令暴急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范作乎?”通过句句勾索，认为这是欧阳修为韩琦、范仲淹遭受斥逐而鸣不平。这首词表面上是写孤居深院的女子相思伤春，首句以善用叠字借场景写意而特色分明，作者在词里是否别有寄托不得知晓，读者由此而联系人生经历中委屈、孤独、失志、无奈种种感受，自有道理，甚至一般地猜度其糅合了作者的仕途经验，也无不当。张惠言认为它是欧阳修讥刺朝政昏乱，“为韩、范作”，则属没有根蒂的牵合之说，难足凭信。《蝶恋花》原名《鹊踏枝》，这首词以《鹊踏枝》为名也见于冯延巳《阳春集》，历来对其作者存有争议。这更使张惠言以上的解说显得危险。

第三个例子是苏轼《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苏轼因写诗讥刺朝政，元丰二年(1079)被捕，然后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此词写于元丰五年(1082)。王士祯《花草蒙拾》评此词时说，苏轼“生前为王珪、舒亶辈所苦”，正是指他入狱受审。这篇《卜算子》是苏轼托物言志的名篇。关于它的旨义，后人揣度纷纷，黄庭坚评其“语意高妙，似非吃烟火食人语”(《山谷题跋》卷二)，以为表现了词人高渺拔俗的志尚;鲖阳居士认为其立意与《考槃》之旨极为相似(《诗序》谓《考槃》刺卫庄公“不能继先公之业，使贤者退而处穷”);还有人说苏轼为悼念一位女子而作(《梅墩词话》，见沈雄《古今词话》之《词话》卷下引)张惠言以引用宋人鲖阳居士评语的方式，表达对他的解释完全认同的态度。鲖阳居士说词着重抉发微言大义，不但是鲖阳居士，宋人解诗普遍都好使用这种方法。如韦应物《滁州西涧》，宋人的一种意见认为，是诗人“有意托兴，以幽草比君子而沦落幽隐，以黄鹂比小人而得意高显，致唐祚垂末而无干济之才。”(见明人李日华《六研斋二笔》卷一)张惠言的词学批评与宋人这样的解诗方法相一致。虽然这首词可能有苏轼的某种寄托，但是，鲖阳居士句句落实它的词旨，就令人生疑了。张惠言完全赞同这种方法解词，并不可取。

王国维认为，以上三首词，都是词人“兴到之作”，没有深刻的“命意”，像张惠言那样附会式的解释，是用“深文罗织”的手段曲解了作品。虽然这三首作品意之深浅丰寡不尽相同，张惠言一概视之为有寄托，而且主要又是指政治方面的含义，句句坐实，这显然很不妥当，也缺乏说服力。王国维针对这种索隐式的词学批评倾向给予批评，恢复读者正常的读词态度，这很有必要。

当然，王国维并不否定词可以有寄托，比如他借用张惠言评温庭筠词“深美闳约”四字，以为最适合评冯延巳的作品(“初刊稿”第一一条)，就是认为冯词是有寄托的。又比如他肯定宋征舆、谭献二人的《蝶恋花》“寄兴深微”等等(参见对“未刊稿”第二七条的分析)，都反映出他对词比兴寄托的重视。既然如此，他也就不可能否定以比兴寄托说词的批评方法，不可能完全拒绝张惠言及常州词派的词论。如他说李璟《浣溪沙》“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二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初刊稿”第一三条)，不正是运用《离骚》美人香草的比兴手法解说作品?那么，他此处批评张惠言说词的真正意义又何在?我认为，其意义主要是反对将寄托说无限扩大，处处用这种眼光读词，处处用这种态度批评词，似深刻实偏颇，走火入魔。王国维这条意见不仅对于词学批评有意义，对于正常开展其他文学作品的批评也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