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读杨振宁《曙光集》》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读杨振宁《曙光集》

二零零八年三月三十一日《文汇报》的《新书摘》,摘录介绍了杨振宁的《曙光集》,所记一九六二年杨氏父亲接受“统战部或明或暗的建议”(引号内为《曙光集》原文,下同),去日内瓦劝杨回国时,说过这么一段话:

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

觉得去事实太远,话说得实在太过了。

古语云,过犹不及。西谚亦云,真理过一步即成荒谬。事实的确如此,茶水斟满了要溢出来,肥皂泡吹大了会破裂,给人看相也只能恭维他红光满面,决不能说红得发紫。

话说得太过,便成了人们厌听的过头话。其实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把话说得太过都是达不到目的的,只会适得其反。何谓过?一是超过了事物本来的实际程度,亩产几百斤说是几千斤,写几首诗说可得诺贝尔奖;二是越过了人世间的常情常理,说高山可以低头,河水可以倒流,动物圈起来养比在大自然中活得更好。这两种过头话似乎容易看破,其实未必尽然。

在上述二种以外,还有一种好心的宣传,想歌颂想反对的并不错,问题是宣传得太过,有如防卫过当一样,结果反而弄糟了。这在纪实、自述和传记一类作品中,尤其是不可忍受的缺点。有的作者,名位既崇,实在没有歪曲事实讲违心话的必要,可能是受定势思维支配,习惯了照本宣科,或者是感恩心切,以致口不择言的缘故吧,写出来的东西亦每每不顾事实,悖于常理。大家看了与其说可厌,还不如说可惜,为他可惜,——杨振宁的《曙光集》即属此类。

杨氏父子都是著名的爱国人士,这是举世公认,毫无疑义的。因为爱国,父亲才不远万里去找儿子,给他写下联语作为座右铭——“每饭不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宏疑当作隆);因为爱国,儿子才写书出书,一再复述父亲的话,认为是“有永久价值的”。他父子俩又都是著名的科学家,科学家之可贵,正在其比常人更富有科学的精神,更尊重事实,更不会说不顾事实的过头话。但在这里,这父子俩却使我们大大的失望了。

杨氏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说“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当然都是事实;他们“灵魂深处的愿望”,是“有生应感国恩宏”,真心想赞颂新中国,当然也是事实。但说什么“从前不会做一根针”,说什么“从前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则完全是不顾事实的过头话,等于又一次大赞“文革”,大赞“大跃进”。

杨氏所谓“从前”,当然是指“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之前,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那不禁要问,如果“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几千年来缝衣裳打鞋底的针难道都是从芝加哥、普林斯顿进口的么?事实上,《礼记》中便有“纫针请缝”的记载,《左传》成公二年即公元前五百八十九年,鲁国为了向楚国请盟(求和),曾送给楚国数百名工匠,其中便有“执针”(缝纫女工)百人,即人执一针,亦有百针,这么多针更非舶来。我和杨氏一样,亦生于“从前”,儿时所见机制钢针,也都是汉口或长沙的产品,怎能说“从前不会做一根针”呢?

至于水灾旱灾,乃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近年欧洲大雪,缅甸暴风,还有海啸呀,地震呀,都造成了巨大损失。“从前”中国因灾死人,史官们倒是秉笔直书的,统计数字早就有了。古时人口基数少,如果“动辄死去几百万”,汉族怎能蕃息成为全世界第一大族群,怎能留下那么多人一下子“站起来”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杨氏说因灾死人的事情“今天完全没有了”时,正是难忘的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灾害”刚刚过去,这三年中“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虽未见国家明文公布,不敢随便乱说,但无论如何,总不会“完全没有”,一个人也没死吧?

这些过头话当然是杨老先生“原创”,杨老夫人亦曾叫他“不要专讲这些”,并以自己摸黑起床买豆腐仅得两块不完整的为例,说是“有什么好”。但杨先生写书时的看法,仍是父母“二位的话都有道理”,对于父亲的过头话,至今并未表示丝毫不认同。

杨氏父子“有生应感国恩宏”的拳拳之心,无人能够怀疑。他们怀着这样的感恩之心,自不忘随时随地为“今天”作宣传,讲好话。但即使是好心讲好话,亦需尊重事实,不悖常理,而不应该宣传过当,说过头话。自己不爱惜羽毛倒还罢了,使得看者觉得肉麻,为之可惜,又何苦呢。

(二零零八年四月)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更多信息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