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老家冀南农村，孩子和妇女是不能上桌的。
桌是一米见方的方桌，高一米许，放置堂屋的中央，两边各配有一把太师椅，还有略高于桌面摆放在桌椅之后的条几。这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一带普通农户家庭的标准配置。就我家来说，进得门来，右首的太师椅是专属我爷爷的，左首的则是我父亲的，打横的长条板凳，是已成年的哥哥坐的地方。母亲、大姐二姐三姐和我，吃饭时只能围坐在临时摆放的地桌旁边。我是家中老小，最受爷爷疼爱，我常常站在爷爷椅子前边，踮着脚对着桌子角和方桌比高低。吃饭时，爷爷也会给我一两筷子只有方桌上才有的好吃的。
一般时光，家里是不摆酒席的。只有每年正月初三，姑夫和表兄们来拜年，照例要摆酒席。酒是用山药片子酿制的老白干，苦且涩，下酒菜只是简单的几样猪下水，量极少，用小碟子盛着。其实，这些只是摆摆样子，无论是主是客，都不会当真去大吃大喝的。他们拉着家常，偶尔喝一口酒，夹一筷子菜，一场酒宴就这样彬彬有礼地过去了。
这样的场合，妇女和孩子是绝对不能上桌的。可经年难见的肉味会馋得幼年的我流口水。这时，我就会怯生生地依偎在爷爷的两腿间，用两眼时不时地去瞅碟子里的肉食。过不了多长时间，或是爷爷，或是客人，就会从桌上小碟子里夹出一小片肉，放到我的嘴里。吃到了肉，小小的我就会知趣地跑开，直到又想吃了，就再回来依偎在爷爷身边。
靠方桌右首爷爷的太师椅，别人是断断不去坐的。除非来了辈分较高的客人。一般的客人来访，爷爷也会很客气地往这把椅子上让，但客人不会真的坐上去。这把椅子我们叫它“上把椅子”，只有家中最尊长的男人才能坐它。谁谁去谁谁家串门，人家把上把椅子让给他，那是这个家庭给予他的最高荣誉。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我从来没见过我的父亲坐过右首这把椅子。爷爷生病去世后，父亲的座位才从左首换到右首。父亲离世后，母亲搬至后院独自生活，后院堂屋同样也是一张大方桌，一个条几，两把椅子。即使这样，母亲也轻易不会坐在右首的椅子上。如今母亲已经九十多岁了，是我们村最年长的老人了，可是我要回到老家或有男客人来访时，母亲都会立马起身，把右首这把椅子让给我、让给客人。
母亲的这个举动，曾令我大为不解。母亲出身邻村一个大家庭，我的姥爷在抗战前后长期担任村长，是当地有名的士绅。母亲曾告诉我，她的娘家每顿是要做两样饭的，作为一家之主的姥爷要吃白面馍馍，姥娘和我的舅舅姨姊妹几个吃的是粗面窝头。过年过节，姥姥带着一帮孩子包普通菜馅的饺子吃，而给姥爷准备的则是净葱净肉馅的。
知悉这个情节让我吃惊不小。我难以想象我的姥爷是如何当着自己妻儿的面心安理得地自己去吃净葱净肉饺子的。一家人这样有差别吃饭，是姥爷自己提出的还是家里的传统，我没有问过母亲，想必她也不知道。她从小看到的就是这样，她说她懂事后也曾有过疑惑，但没敢问，慢慢也就觉得这是应当是必然的了。
在过去物质较为贫乏的年代，农忙时节精壮男劳力吃得好些是正常现象。可像姥爷这样长年累月和家人吃两样饭，我是第一次听说。再后来，姥姥村的一个初中同学告诉我，她小时候她的父亲在家里就和她们吃两样饭。为此我也曾着意去打听，结果发现过去我们这一带的大户人家，这样安排吃饭的不在少数。这下我明白了，家里的尊长吃得好一些，在过去是个普遍现象，这是沿袭上一辈人的一个老传统。而一个现象成为习惯乃至传统，往上追溯，起码得有几百年的时间。
在一个家庭中，男人与自己的妻子应当是最亲密的人，儿女更是自己的心头肉。这个世界上肯定没有比他们关系更近的人了。即使这样，男人们也会利用自己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那么他们在外面一旦有了权势，面对不是自己亲人的人，又怎会不去多吃多占呢！看来拥权自肥在我国是个必然现象，是社会上上下下司空见惯该怪不怪的现实存在。过去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不管上上下下如何标榜仁义道德，皇帝绝对是最飞扬跋扈最能为所欲为的人，有权势的各级官吏和士绅更是横行一方不可一世的人，就是普通男人，也可以在自己家中对自己的妻儿作威作福。想想看，这是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变态的社会啊！
可这样的传统硬是被我们一辈辈地传承下来，就像我的老母亲一样，由不解到接受以致最后认为是应然。这就让有的人一旦有了权势就耀武扬威狂妄无比，而普遍百姓除了为虎作伥依附权势粘附些利益碎末外，就只有忍受的份了。这是民主和权利意识在我国难以扎根生长的根本原因所在。这些事例再次证明了“是权力就可能被滥用”，这也是长期以来我内心对任何有权势的人抱有戒心和敌意的根源所在。“权力必须得到限制”，否则无论权力落到谁的手中，我们永远不能“上桌”，只能靠“大人”赏赐才能品尝到那些“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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