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家骂他我脸红》阎纲散文赏析

作者:阎纲 来源:原创

他是他老子的普普通通的儿子,儿子的平平庸庸的老子,一群毛孩子的瘦骨嶙峋的爷爷和外公,几几乎乏善可陈,暮年对影常叹息:“一生哪得真闲日,百岁应多未了缘。情缘未了终未了,百岁不敢吹大牛。”

他柔韧有余而刚强不足,长于揆情度理愧不杀伐决断。他出生在黄土地,少小离家,关中西来,自来水把棱角洗了又磨,但“关中愣娃”的“愣”劲尚存,没事不惹事,事来不怕事。你不惹是生非,党国大事不停地找你,所以,也没“愣”过几天。他想图个清静:“没事不惹事,事来咱避事”。可也难。你会觉得他脾气古怪又可笑,我却觉得他古怪得真朴,可笑得让人能够理解。

他有点脾气,甚至顽症。

他这人,一辈子喜欢木板床,住院手术才睡弹簧床,但是年过八十,瘦骨嶙峋,没有坐垫硌得难受,夜夜背木板床不后悔。

他这个人,你别笑话,幼年缺水,惜水如油,总觉得洗洗涮涮哗哗哗太费水,甚至于洗澡还要人催促。他洗澡偶尔使香皂或药皂,不使洗浴剂之类。

他特别注意手的卫生,一天到晚不知洗多少遍。只要是肉眼看得见的东西,哪怕是一丁点灰尘也不放过,带油的食品绝对不粘手,也绝对不使家人混用的碗筷。最不习惯席间用自己的筷子给人夹菜,你吃还是不吃?

他直到耄耋之年,一年四季冷水洗脸(说,寒冷防感冒、使人坚强),也不用香皂,或者涂抹生发油、固发膏之类,那不成了“驴粪蛋外面光”?见人浓妆艳抹,冶容媚姿,脸上厚厚一层粉腻,暗香袭人,闻那味儿,他联想起古代黑店贼船里点燃的迷魂香,毛骨悚然。

不愿意早晚对镜修面,不愿意在卫生间磨磨蹭蹭,生命不可虚掷。也看不惯见玻璃就扭扭照照销魂一瞬的主儿,自惭形秽,赶紧绕行。

不爱理发,没有那份耐心,盼着匆匆了事。到晚年,难得进一回理发馆,头发长了自己剪,一把剪刀一把木梳,不到十分钟完活。

不爱刮胡子。刮胡子麻烦,忙乎半天弄成个光溜溜的不毛之地,假门假势装年轻。他惯于剪须,口袋里一把折叠小剪刀,走哪跟哪,不用换电池,不用充电,还可以活动活动手指,不大工夫活儿就做完了,也用不着包装和刷洗。

不爱穿新衣服,一旦穿上身再也脱不下来了,直到换季或快要穿破为止。要换洗怎么办?晚上换下来,亲手洗净、晾干,清早照穿不误。

从来不穿睡衣。

刚到北京,别出心裁,单买了一条西服背带裤招摇过市,“反右”变天了,收起来再也没有穿过。改革开放,胡耀邦带头,西服加身,人们一时犹豫不决,他竟然穿戴起来,但是西服普及到连倒卖火车票的票贩子都打上领带以后,他又收起来压箱底了。

他不愿向人借东西,东西坏了宁肯自己捣鼓着修也不愿麻烦别人。他学会修东西,尽量做到“万事不求人”。有时自己修不好,更多的时候修好了。当然,免不了告借于人,但恪守母亲的教导:“低借高还,再借不难。借一平碗,还一满碗。”“三年困难时期”,月底没钱买月票,常常卖废品、卖旧书。

再说借钱。最不好意思伸手向人借钱。借钱是最难启齿的,但是借了人家的钱他肯定记得牢而又牢,务必在承诺的日子如期奉还,时间长点的,要还本付息,母命不可违。他认为,借钱忘了是耻辱,借钱赖账是罪过。在文艺界,这两种人他都遇到过,他最怕他们借钱、借饭票和粮票。

他没有书房,小小的卧室当书房,满到处是书籍、报纸、刊物和杂物,非常零乱,但在他脑子里一切摆放得井井有条,闭上眼睛能摸得哪怕一页纸的位置。整张写字台露不出碗大的一块桌面,写字在膝上,挥毫在地板。

喜爱步行,单位有车尽量不要车,髌骨骨折就是一次赶车急跑酿成的祸事,后来快行右臂摔伤骨折。至今,他还是尽量走路,坐公交车,绝少打“的”。

走路像急行军,目标正前方,从不盯住行人尤其是女人不放。他说:“一个男人死死地盯着一个女人,就像猫儿没皮没脸叫春一样叫人腻味。”对于记忆女人的面孔长相,他太低能。有好事者问:“真的像孔老圣人所言‘非礼勿视’?”他说:“悬赏万元,欢迎检举。”

沉默寡言,不谙交际,善独处,见生人几句话就没词了。他从小怕见生人,见生人脸就红,客人来了,他把自己关在侧屋里死活不露面。

他最怕找人办事,非找不可的时候才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出得门去,找到地址,勉强抬起胳膊,敲门、摁电铃,听说主人不在家,他反倒如释重负。

他心慈手软,在眼泪面前束手无策,是非善断却软弱无能。他对那些手硬心黑的人很不理解。人说他是一介书生,可不,他是书生办报、书生办刊、书生写书,终究成不了大器。

谁倒霉时,他想去看望谁,也真的去了。“文革”时期他就冒风险干过这样的悬事。谁走运了,红了,提了,发了,香了,改换门庭说话气粗了,他反倒躲之唯恐不及,不想拉关系,不想套近乎,不想占便宜,不想分一杯羹,不想有一丝分外之想让守身如玉的人嘲笑你浅薄。

他这个人,能忍,能咬牙,从记事起打针就没有喊叫过痛。不论大病小病,不管多么难吃的药,哪怕是同仁堂穿心苦的大药丸,塞到嘴里咬上几咬,像咽唾沫似的“咕咚”一下送入腹内。胃切除后,年年做胃镜检查,不在乎,老长老长的针头抽骨髓也没当回事。

他这个人,操心命,骆驼草,其实是根芦苇,怕事,不惹事,偏偏被时势所裹胁,“反右”幸免,“文革”难逃,不承认自己是“五一六”,军代表以“枪毙”相威胁,险些误了卿卿性命。比起诗人牛汉来,他汗颜,人家牛汉愣是不承认胡风反革命,外调人员打他的态度,他一怒之下把桌子掀了个个儿。

他从小不会吵嘴,据老人们回忆,也没见他跟人打过架。人家打他一拳,他忍了;打他两拳,忍了;打来第三拳,他要还手了,也可能不还手;要是打来第四拳,这一拳同时打在别人身上,天怒人怨,逼上梁山,真急了,老虎屁股也敢摸,但并非用拳头。“文革”时挨斗,一斗就是上下午两个单元,乘坐“喷气式”。那时三十出头,光屁股睡冰炕——年轻火气旺,虽不似婷婷玉立也不致摇摇欲坠,但是拳脚相加,推来踢去,像耍猴一样地侮辱你,你的双腿像筛罗,立场渐渐站不稳了。他毕竟是秦汉地面上长大的,不能再忍了,一声怒吼,咆哮公堂,主席台上目瞪口呆,结果一顿臭抽,由“文艺黑线小爬虫”升级为“现行反革命”。关中地方水质硬,民风彪悍,性格生硬,但不善变通,“陕西愣娃”,他也在其中。

晚年,再忙,每周日准看“拳王争霸赛”,不怕困兽犹斗,哪怕血压增高自己一头栽倒,只怕畏葸不前不抗击打,凝神注目,为优胜者鼓,为虽败犹荣者呼!

他是白面喂大的,是个草食动物,不管物价怎么涨,只要有馍吃,就活得踏实。“陕西人爱吃面”,他顽强地坚守,终生不渝。

有面不吃大米,宁啃窝窝头也不吃大米饭。喜欢饺子、包子、面条、锅盔(大饼),见刚出笼的大白馒头就流口水。至于羊肉泡,闻味儿就没命了。切面比挂面香,擀面比切面筋道。要是油泼辣子荞面浇汤烙面,那就是过年。下放干校,他可受洋罪了。湖北咸宁产大米,下放干部不论罪大罪小一律管饱,大伙儿食之如饴,苦了他这个老陕。干校产米,但非顿顿吃米,每周可吃面食一回到两回。面吃少了,物以稀为贵,到吃面食的时候,大家一拥而上,何况常常是包子或面条。大家知道此人离了面食不能活,就你一块、他一块,把吃剩的或有意存留的馒头块儿施舍于他,所以,难友们都还记得他晾在屋门外一大堆掰得大小不等的、临近发霉的“馍蛋蛋”。干校的战友们给他起了个诨名——“胃亏面”,这诨名,妙,他领情,谁让他得过 “胃下垂”、“胃溃疡”呢?还有什么要命的“胃平滑肌肉瘤”、“浅表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

粉碎四人帮,四处游说,好吃好喝好招待。他说:“你们别张罗,陕西人爱吃面,啥都甭预备,一大碗面就知足了。”结果,除了一大碗臊子面,一桌酒席照摆不误,他哭笑不得。不知道的,说他装客气;知道的,逢人便打趣地说:“请此人吃饭?省钱,一碗面就打发了!”

出国访问,试着开开洋荤,结果,咖啡弄得他失眠,黄油让他好多天拉肚子,打开从家里带去的肉末杂酱,从大使馆借来电热壶,买来意大利通心粉,躲在卫生间煮面吃,牙刷就是筷子,腹泻止住了。

喜独食。他说,同旁人一块吃饭,边吃边说,你一句,他一句,又用脑,又应酬,受罪,吃不香。只要肚里还有点油水,他就不愿意会餐赴宴。宴会上最为可怕的事是相互敬酒和一个个滴滴淋淋的酒盅像蚊虫一样在你头顶飞来晃去,你端端正正干坐着,要么就参加进来大家一起说些热情过头的套话、空话,其实就是罚站。再说“喜独食”吧,打个不大贴切的比方,他躲将起来吃独食,就像自己在做一件见不得人的事。假如,他的最爱青菜大馅饺子刚要开吃,不速之客破门而入,地震了,旺盛的食欲去之渺渺。“对不起,先吃饭吧,没关系,我等你。”那也不行,饭桌旁边坐上个大活人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你,无异于当众表演陈佩斯的小品《吃面条》。

他爱吃肉,更爱吃内脏下水,猛吃猪耳朵,胆固醇噌地高上去,追悔莫及,后来学乖了。不大爱吃菜,却喜好野菜,一回到老家,孩子们就去挖野菜,荠菜、灰灰菜、笤帚菜、刺儿菜,再想办法弄些苜蓿来。能从公路边槐树上讨得一顿槐花做“疙瘩”美美吃上一口,那才叫生活呢!

他不管是盛饭还是吃饭或者吃完饭,绝对不糟蹋一颗粮食。他最看不惯城里大老爷们派头十足故意剩饭剩菜装阔显富。

他这个人,看起来斯斯文文,其实是个急性子,要办的事说办就办,不拖拉,手脚麻利。他的脑子不停摆,永远在思考,哪怕子夜睡梦中,想起什么事,或者来了灵感,马上开灯记上一笔。

他写东西,惯于凝神结想、一挥而就,借助复写纸,一式两份,人说他笔头快,其实是编辑工作忙逼出来的。1961年,他利用两个星期的学习假,躲在西山八大处密摩岩撰写礼赞《红岩》的小册子,六万言,一天一万,六天写完,一天修改,六天誊改,一天定稿。他日日伏案,夜夜面壁,夙夜匪懈,第十四天,月上柳梢头,计划全部完成。邵燕祥曾问他:“你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老实招认:“余致力评论凡数十年,惭愧,不知文学为何物。”

他热爱艺术,不论戏曲、绘画、音乐、美术、曲艺、电影、电视剧,甚至书法、杂技、耍猴、说书打快板,只要是真正的艺术。他不像喜欢京剧那样喜欢评剧,但是对《杨三姐告状》如痴如醉。他对进夜总会跳腾卡拉OK没有丝毫的兴趣,对外出参加活动请上KTV(杂文《鹿的奉献》所写的那次除外),或者招待异性保健按摩……一概婉拒。他现在认为最幸福的时刻是开电视“听”京剧和开电视“看”“世界名曲”,再就是在夜深人静之时打开调频收音机(后来是MP4,再后来是iPad)躺在被窝里双眼紧闭享受此曲应是天上有的世界名曲和大交响乐队的惊心动魄。

他这个人,最烦人说话啰嗦、行文絮叨,更烦转文:一头的雾水。喜好繁琐学理的简单抽象,追求繁杂生活简化到最大化。大味至简、大道至简,他崇尚简古,简洁而有力,不相信再复杂再深奥的道理不能用最明快的语言来表达,牵牛鼻子,总能剔出要言妙道。人说他“以感性表达理性,以简洁诠释复杂”,也说他“情感真,文笔也好,造平淡而得至味,斯为难也”,他偷着乐。不过,简化繁琐也因为他太懒。懒得剪头,盼着尽快创建“电子洗浴屋”,刚进去就出来,油头粉面,连里外衣服都烘洗得干干净净。

他这个人,服膺马克思的“对立统一”和毛泽东的“一分为二”,后来发现,更好使的却是“一分为三”和“允执厥中”、“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他在《说“二”道“三”的美学》一文中写道:“‘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僵痴;‘对立统一’、‘一分为二’是常理;‘中生万物’、‘一波三折’是才分”。当事物“一分为二”不尽达到“庖丁解牛”的精确程度时,请不妨“一分为三”,也不妨“仅得乎‘中’”,或许,可以指迷津、助文思,不失为成有先例的旧门道里的新思路。

他这个人,舞文弄墨六十多年,文革前紧跟形势,山呼万岁,忠君颂圣,妄想“文艺助国”;文革后紧跟形势而战火不熄,新文苑还是旧战场?文艺同文艺打架,原来是政治和政治打架,文艺翻跟斗,原来是政治翻跟斗。他服膺“革命的现实主义”,喊出一个口号:“唯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除却双百不能救文艺”,结果,用“思想”诠释“政治”、用“现实”图解“革命”,背后还是“政治”,不过是各自服膺的政治罢了,于是,便冒叫一声:“文学作为宪兵和打手的时代已经过去,评论作为使女和弄臣的时代已经过去,人笑我批判的武器‘锈迹斑斑’,没关系,一息尚存就要直面现实为警钟而鸣。”

他世纪末才发现顾准,相见恨晚。

他渐渐明白了点什么,2010年开微博,标签上写道:

一、文学旨在激活民族魂,直起民族的脊梁。

二、作家妙在独特的发现和自由的想象。

三、深入生活贵在深入人的灵魂。

四、是作家,不忘刊发你处女作的编辑。

五、是编辑,学巴金,既“说真话”,又为“说真话”的作家服务。

六、见贤思齐,人之患在好为人师。

七、不怕人批评,不抱怨退稿。

八、牢记难中有恩于自己的人。

九、不同忤逆之子和发财不择手段的人交朋友。

这,可以看作此人的文学观。

这个人的一生也是个大大的悖论——文艺这碗饭有滋有味、津津乐道、好吃,后来发现这碗饭并不那么好吃,动不动军法从事,渐入晚境,面对电脑长太息:“余致力文学凡五六十年,斗来斗去,不知文学为何物。” 端的是:学问之美,使人一头雾水。

他“文革”时期那么挨整,几乎要了命,还是活了过来。他不是没有想到死,可有两根救命稻草支撑着活了下来:“一根是音乐,一根是幽默”。

他喜欢说笑、开玩笑,天大的事,想不开先不去想,说说笑就转移了。女儿癌疾沉疴,疲累加忧愁挥之不去,半夜起来放《我爱我家》录像,在笑声中渐入梦乡。

他的幽默是家传,祖父以下爱说笑。他小时候,爷孙睡一个被窝,深更半夜,两个光身子趴在炕边吃凉面。爷爷是个乐天派,量大心宽。

1997年初,接杜渐坤主编信:“拟于今年《随笔》封二刊登你的画像……另请写上一二句你想说的话。”他不假思索,写道:“随笔成作家者,少达而多穷,大抵鲁迅之所谓‘傻子’也。”

他不蠢,所以很傻。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现世不报来世报。他年岁大了,该报的好像都报了,皇天后土,天公地道,活着先说活着的话,至于把握来世,那是比我们一代年轻得多的初生牛犊小哥们的事。他们血气方刚,少了因袭的重担,坚韧而不脆弱,个性非常鲜明,更有权臧否人物、重修历史。

他来北京工作后,特别是“文革”过后,几几乎没有休闲的节假日。

女儿病逝后,他越来越瘦,朋友见面,大惊:“你成‘马三立’了!真的,不是‘逗你玩儿’!” 他说:“我不后悔,爱瘦不爱胖,爱轻捷不爱笨重,爱小目标不爱众目睽睽,爱轻装简服不爱花团锦簇。只要运动来了顶得住地震来了跑得动瘦不干瘪瘦不卑贱就好。”

他从来惧怕过生日,兴师动众,什么唱洋歌、吹蜡烛、吃蛋糕,谁操办他跟谁急,他把亲朋好友全得罪了。

他早早告诉家属:“人活着靠精神,死后留下精神,死也得死得有精神。不要建墓地,不要留骨灰,巴金创建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就是作家的八宝山,文学馆的藏书就是作家的骨灰盒。”

天有不测风雨,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花有花开花落,人有生老病死;毛有五颜六色,人有七情六欲;一人一个长相,一人一副面孔,一人一种脾气。想要了解人,应先从了解他的脾气禀性入手;没有区别于他人的脾气禀性,也就无所谓活生生的个人存在。

总而言之,终其一生(即便未曾盖棺也敢大胆论定),他这个人,嫉恶又悲悯,坚韧又脆弱,灭神又造神,冲出来又陷进去,可怜无补费精神。人说他聪明早慧、忧国忧民,可后来呢?求索中外古今,同思想家进行灵魂的对话,琢磨着我与人、人与文学、文学与政治到底怎么回事,昏昏然,不得要领,没有人不说他苦行僧似的傻帽一个。表面上看又“土”又“傻”,骨子里又“善”又“倔”,到老,伴随其“精神”的,或许只剩下“可笑”二字。

只有我知道他这么多可笑的事,我对他太了解太熟悉太知根知底了。

我就是他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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