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民意和士气》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民意和士气

(一)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众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会有意见的,或好或坏,这便是民意。读书人对于当局和当轴者,也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好或坏,存则在心,发则为气,这便是士气。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

伸张第一就要能发表,说好说坏都是正常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千人一面既不可能,众口一辞又怎能做到?除非像王莽天天搞几万人歌功颂德,或者像袁世凯筹安连妓女也来请愿要大总统快当皇帝,但这种“舆论一律”只怕有点靠不住。那么还是让大家各说各话好,老爷子尽管最爱坚硬的稀粥,只要允许年轻人说汉堡包香也就不错。咱们如今开始对外国人宣传“多样化的世界”,搞点出口转内销,难道就不可以么?

要让民意和士气伸张,好话坏话就都要听。说好固佳,说坏其实也不大要紧,即使是骂。从陈伯达写《四大家族》起,骂宋美龄骂了几十年,人家一百多岁不还好好活在那里?如果自信再多一些,说我不好我改就是,皇帝老子也可以下罪己诏嘛。

说到皇帝,这份《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倒确实记录了皇帝治下的一件事情。光绪十六年底,太湖林屋山(西洞庭山)有个姓暴的巡检(相当于镇长兼派出所所长),得罪上司丢了官。他得罪了上司,却没有得罪百姓,而且还很清廉,“债累满身,一钱不存”,被撤职后无钱搬家,甚至无米为炊。林屋山的民众很替他抱不平,有的送来几斗米,有的送来几担柴,月内竟“蔓延至八十馀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既是对暴某的支持,也是对官府的抗议,是民意的一次大显示。太湖厅、苏州府、江苏省各级政府为之震惊,谓“以致人心煽惑”,要“严密查访,从严惩办”。

巡检为从九品(最低一级公务员,胡适称之为“最小的官”,一点不错),暴某却是个读书人,是个士子。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不可夺的士气,自谓“五载林屋,妄励清操”,没有做对不起民众的事;“山民馈送柴米,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是光明正大的。这件事情很激动了当时的著作名流,秦散之为绘《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曲园作长歌,郑叔问、吴大澂、吴昌硕等都有题咏。曲园先生诗中有句云:

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

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

写的是直道,是人心,也就是士气和民意了。

光绪十六年距清亡不过二十年。都说晚清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此事亦是一证。但不管怎样,林屋山民还可以给被撤职的暴某送柴米,俞、郑、秦、吴等人还可以给有“煽惑”嫌疑的人作画题诗,撤了职的巡检还可以抱着《送米图卷子》归去来,民意和士气仍然不绝如缕,这也就是清亡而中国不亡的根本原因罢。

胡适、张东荪他们一九四八年给这份卷子再作题跋,胡适称此卷子为“中国民治生活史料”,说明他看到了它在文艺以外的价值。我这次又来作编订,谋出版,首先也是为了珍重此一民意和士气的证据。虽然俞曲园、朱自清他们的诗,秦散之和徐悲鸿的画,吴昌硕、张大千等人的字,也绝对是值得保存和欣赏的。

(二)

林屋山民送米,是一八九零(光绪庚寅)年底的事情。《林屋山民送米图》画成于其明年,接着便“广征题咏”,一时成为盛事。接受送米的暴方子罢官回家以后,甲午年又从吴大澂参加对日战争,第二年“感疾卒于关外”,而甲午年题咏者却甚多。暴方子死后,其子采芝继承父志,在“光绪上宾之岁”(一九零八)和“宣统纪元”(一九零九)还请了杨葆光、凤竹孙等人题咏。本书第二分全是清代的题记,加上第三分的《暴方子事迹》,便是胡适一九四八年在北京见到的卷子。

胡适是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个卷子的第一人,他在序文中写道:

送米的事,蔓延至八十馀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种人民公意的表示,使暴君很感动。

又写道:

这卷子里有许多名家的手迹,当然都很可宝贵。但更可宝贵的还有三件: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单,一件是上司训斥暴君的公文,一件是他亲笔抄存他自己答复上司的禀稿。这三件是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

从卷子里看到的不只是诗文,而是人民的公意,是中国的民治生活。这就是胡适他们超越俞曲园、秦散之一辈人的地方,是现代人超越前人的地方。本书第一分中胡适、张东荪、朱自清、黎锦熙、朱光潜、陈垣、冯友兰、徐悲鸿、张大千等人的作品,都作于一九四八年也就是解放前一年。此后人民既已当家作主,民治也就毋须再讲了。不过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四八年题的这些文字却和我们更接近一些。我很喜欢朱自清题诗的最后两句,以为比曲园老人的“直道在人心不死”更富感染力: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落款是“朱自清,卅七年”,大约是他最后作的一首新诗。

张东荪是哲学家、政治学家,他的一段议论我也特别佩服:

……曲园函札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馀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方子先生清廉在守,宜其被劾。语云:“礼失求诸野。”黑暗时代,是非美恶之辨,只在人民。故一人倡议馈米,各村皆起应之,是公理犹在人心也。此馈米图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为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春霆以是图遍索人题,余披览之馀,感慨或与人不同。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荩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以病已深入膏肓耶?则今日读此图,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张先生的感慨系之,生逢盛世有福了的我们应该不会再有。但感念畴昔,多思者仍不能不为一介书生之忧国忧民竭智荩忠而感动。书生本来是最没用的人,却又“偏好事好出主意”(朱自清句,出自俞曲园致暴方子书札所云:“【知府大魁】总嫌足下好事,又好出主意,非下僚所宜。”详见胡适序文),虽然他们的主意总是“无济”的;岂止无济,常常还要吃不了兜着走。小至起码公务员暴方子,撤了差还受训斥,亏得林屋山民送米,才不致饿坏。大至名教授大委员张东荪,一跤跌下后便无声无息,儿子都不幸而死,想送米的只怕也不敢登门了。

但书生也有可贵重的东西,就是他的意气、思想和文章。暴方子亲笔写的一张禀帖和“广征”而成的这份《送米图卷子》,张东荪的“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这段议论,活得都比他们的肉体久长。若无此文字流传,无论如何暴方子这个人我们是不会知道的。语云:“纸墨寿于金石。”当然更寿于个人的生命。我们能借得赵国忠君珍藏的原本来编订印行,亦无非想借纸墨来延长一点书生意气(亦即是所谓的士气),就是能让它再不绝如缕些时也好。

据《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二一辑《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一文介绍,《送米图卷子》是暴春霆一九四八年拿到胡适、俞平伯、张东荪、徐悲鸿等人家里,请他们观赏后题跋作画,之后和原来卷子上的字画一起,交北平彩华印刷局用珂罗版印成一百部,装订成书册形式,分赠给题跋者人各一册外,只剩下几十本。暴春霆当时在部队里做事,一九四九年起义后即被送去学习,剩下的卷册只得托人保存。至于《送米图卷子》原件,包括一九四八年胡、俞、张、徐诸人的手迹,还有来不及付印的邵力子、章士钊、柳亚子、叶圣陶等人的题记,暴家本谨慎地收藏着。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终于付之一炬,统统灰飞烟灭了。

我在退休以前,也算书业中人,却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北平有印刷局印行过《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而且把它做成了一本书。去年从王稼句先生文章里见到这个书名,表示很想一见。不久之后,就收到了赵国忠君寄来的复印全本。快读一过,立即决定向出版社推荐出版。影印不能据复印件,赵君又慷慨地将他珍藏的彩华印刷局印本提供制版,这真是值得感谢的。

(二零零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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