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意和士气
（一）
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民众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总是会有意见的，或好或坏，这便是民意。读书人对于当局和当轴者，也总是会有看法的，或好或坏，存则在心，发则为气，这便是士气。社会是否健康，国家是否稳定，就看民意和士气能不能伸张。
伸张第一就要能发表，说好说坏都是正常的。“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千人一面既不可能，众口一辞又怎能做到？除非像王莽天天搞几万人歌功颂德，或者像袁世凯筹安连妓女也来请愿要大总统快当皇帝，但这种“舆论一律”只怕有点靠不住。那么还是让大家各说各话好，老爷子尽管最爱坚硬的稀粥，只要允许年轻人说汉堡包香也就不错。咱们如今开始对外国人宣传“多样化的世界”，搞点出口转内销，难道就不可以么？
要让民意和士气伸张，好话坏话就都要听。说好固佳，说坏其实也不大要紧，即使是骂。从陈伯达写《四大家族》起，骂宋美龄骂了几十年，人家一百多岁不还好好活在那里？如果自信再多一些，说我不好我改就是，皇帝老子也可以下罪己诏嘛。
说到皇帝，这份《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倒确实记录了皇帝治下的一件事情。光绪十六年底，太湖林屋山（西洞庭山）有个姓暴的巡检（相当于镇长兼派出所所长），得罪上司丢了官。他得罪了上司，却没有得罪百姓，而且还很清廉，“债累满身，一钱不存”，被撤职后无钱搬家，甚至无米为炊。林屋山的民众很替他抱不平，有的送来几斗米，有的送来几担柴，月内竟“蔓延至八十馀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既是对暴某的支持，也是对官府的抗议，是民意的一次大显示。太湖厅、苏州府、江苏省各级政府为之震惊，谓“以致人心煽惑”，要“严密查访，从严惩办”。
巡检为从九品（最低一级公务员，胡适称之为“最小的官”，一点不错），暴某却是个读书人，是个士子。他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不可夺的士气，自谓“五载林屋，妄励清操”，没有做对不起民众的事；“山民馈送柴米，此乃万众心情所愿，怨者不能阻，爱者不能劝”，是光明正大的。这件事情很激动了当时的著作名流，秦散之为绘《林屋山民送米图》，俞曲园作长歌，郑叔问、吴大澂、吴昌硕等都有题咏。曲园先生诗中有句云：
不媚上官媚庶人，君之失官正坐此。
乃从官罢见人情，直道在人心不死。
写的是直道，是人心，也就是士气和民意了。
光绪十六年距清亡不过二十年。都说晚清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此事亦是一证。但不管怎样，林屋山民还可以给被撤职的暴某送柴米，俞、郑、秦、吴等人还可以给有“煽惑”嫌疑的人作画题诗，撤了职的巡检还可以抱着《送米图卷子》归去来，民意和士气仍然不绝如缕，这也就是清亡而中国不亡的根本原因罢。
胡适、张东荪他们一九四八年给这份卷子再作题跋，胡适称此卷子为“中国民治生活史料”，说明他看到了它在文艺以外的价值。我这次又来作编订，谋出版，首先也是为了珍重此一民意和士气的证据。虽然俞曲园、朱自清他们的诗，秦散之和徐悲鸿的画，吴昌硕、张大千等人的字，也绝对是值得保存和欣赏的。
（二）
林屋山民送米，是一八九零（光绪庚寅）年底的事情。《林屋山民送米图》画成于其明年，接着便“广征题咏”，一时成为盛事。接受送米的暴方子罢官回家以后，甲午年又从吴大澂参加对日战争，第二年“感疾卒于关外”，而甲午年题咏者却甚多。暴方子死后，其子采芝继承父志，在“光绪上宾之岁”（一九零八）和“宣统纪元”（一九零九）还请了杨葆光、凤竹孙等人题咏。本书第二分全是清代的题记，加上第三分的《暴方子事迹》，便是胡适一九四八年在北京见到的卷子。
胡适是以现代眼光审视这个卷子的第一人，他在序文中写道：
送米的事，蔓延至八十馀村，为户约七八千家……这种人民公意的表示，使暴君很感动。
又写道：
这卷子里有许多名家的手迹，当然都很可宝贵。但更可宝贵的还有三件：一件是洞庭山各村人民送柴米食物的清单，一件是上司训斥暴君的公文，一件是他亲笔抄存他自己答复上司的禀稿。这三件是中国民治生活的史料。
从卷子里看到的不只是诗文，而是人民的公意，是中国的民治生活。这就是胡适他们超越俞曲园、秦散之一辈人的地方，是现代人超越前人的地方。本书第一分中胡适、张东荪、朱自清、黎锦熙、朱光潜、陈垣、冯友兰、徐悲鸿、张大千等人的作品，都作于一九四八年也就是解放前一年。此后人民既已当家作主，民治也就毋须再讲了。不过作为历史文献来看，四八年题的这些文字却和我们更接近一些。我很喜欢朱自清题诗的最后两句，以为比曲园老人的“直道在人心不死”更富感染力：
这幅图这卷诗只说了一句话：
傻心眼儿的老百姓才真公道。
落款是“朱自清，卅七年”，大约是他最后作的一首新诗。
张东荪是哲学家、政治学家，他的一段议论我也特别佩服：
……曲园函札谓今之官场无是非可言，其时距清之亡不过十馀年，然即此一语，已足证清之必亡矣。窃尝读史，每当革命之起，其前必有一黑暗时期，无是非，无赏罚，固不仅贪婪无能而已。方子先生清廉在守，宜其被劾。语云：“礼失求诸野。”黑暗时代，是非美恶之辨，只在人民。故一人倡议馈米，各村皆起应之，是公理犹在人心也。此馈米图在春霆本以表彰先人品德，而吾以为大有历史价值。即此一事，亦已足证清室之必亡。盖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
春霆以是图遍索人题，余披览之馀，感慨或与人不同。当清末季，岌岌可危，士大夫犹欲竭智荩忠，以谋挽救，顾终无济，岂非以病已深入膏肓耶？则今日读此图，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张先生的感慨系之，生逢盛世有福了的我们应该不会再有。但感念畴昔，多思者仍不能不为一介书生之忧国忧民竭智荩忠而感动。书生本来是最没用的人，却又“偏好事好出主意”（朱自清句，出自俞曲园致暴方子书札所云：“【知府大魁】总嫌足下好事，又好出主意，非下僚所宜。”详见胡适序文），虽然他们的主意总是“无济”的；岂止无济，常常还要吃不了兜着走。小至起码公务员暴方子，撤了差还受训斥，亏得林屋山民送米，才不致饿坏。大至名教授大委员张东荪，一跤跌下后便无声无息，儿子都不幸而死，想送米的只怕也不敢登门了。
但书生也有可贵重的东西，就是他的意气、思想和文章。暴方子亲笔写的一张禀帖和“广征”而成的这份《送米图卷子》，张东荪的“未有贪污横行，是非不辨，赏罚不明，而能永临民上者也”这段议论，活得都比他们的肉体久长。若无此文字流传，无论如何暴方子这个人我们是不会知道的。语云：“纸墨寿于金石。”当然更寿于个人的生命。我们能借得赵国忠君珍藏的原本来编订印行，亦无非想借纸墨来延长一点书生意气（亦即是所谓的士气），就是能让它再不绝如缕些时也好。
据《文史资料选辑》总第一二一辑《暴方子和林屋山民送米图》一文介绍，《送米图卷子》是暴春霆一九四八年拿到胡适、俞平伯、张东荪、徐悲鸿等人家里，请他们观赏后题跋作画，之后和原来卷子上的字画一起，交北平彩华印刷局用珂罗版印成一百部，装订成书册形式，分赠给题跋者人各一册外，只剩下几十本。暴春霆当时在部队里做事，一九四九年起义后即被送去学习，剩下的卷册只得托人保存。至于《送米图卷子》原件，包括一九四八年胡、俞、张、徐诸人的手迹，还有来不及付印的邵力子、章士钊、柳亚子、叶圣陶等人的题记，暴家本谨慎地收藏着。但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终于付之一炬，统统灰飞烟灭了。
我在退休以前，也算书业中人，却不知道一九四八年北平有印刷局印行过《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而且把它做成了一本书。去年从王稼句先生文章里见到这个书名，表示很想一见。不久之后，就收到了赵国忠君寄来的复印全本。快读一过，立即决定向出版社推荐出版。影印不能据复印件，赵君又慷慨地将他珍藏的彩华印刷局印本提供制版，这真是值得感谢的。
（二零零二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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