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传霞《让正义之光照亮现实》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一个人的知识结构、学术训练、职业经历都会影响或者决定其关注世事人生的重心和领域。有着法学博士、高校法學教师、从业律师等学习和工作经历的女作家艾玛,她的创作不论是抒写满载着她童年记忆的湖南乡村“涔水镇”,还是叙述她成年后工作生活的异乡城市,法律与人生是其作品始终都在探讨的话题,对现实社会“理想制度的缺失,正义、公平的缺失”的批判是贯穿其创作历程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艾玛的小说可以称为法律文学。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四季录》延续了以往的创作特点,将视线投向了人体器官移植市场,聚焦于“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体来源”的立法问题。

艾玛认为:“好的法律,最大程度上容纳了人情,当然它容纳的是大人情,而非小私情。”《四季录》告诉人们当下社会使用死囚器官作为器官移植供应体,的确能挽救一些人的生命,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这一做法满足了部分特殊群体的“小私情”,但是它剥夺了死囚犯的尸体完整权,对一个人不公,必然会使他人受损,最终侵犯的是公平、正义本身这一“大人情”。当然,《四季录》并不是一部旨在演绎阐释法律条文、司法案件的小说,它包含着作家的现实批判、人性追问、精神救赎。

这是一部现实感非常强的作品。艾玛带着对现实问题的感悟与思考,启动了《四季录》的写作之旅。小说的中心事件是罹患肾衰竭的大学教师木莲,由于及时移植了一个十九岁少年的肾脏而获救;五年之后,由于一个轰动全城的杀人案告破,她才得知供给自己肾脏的少年不是死于车祸,而是因杀人罪被执行了死刑,并且这个名叫袁宝的少年并不是真正的凶手,从此以后,她开始多方寻访所有移植了袁宝器官的人,走上了十余年之久的呼吁立法“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体来源”的信访之路。除了死囚器官移植这一敏感的社会话题之外,小说还涉及众多社会重大话题。纯真少年袁宝之死,涉及到死刑存废和冤假错案的纠正与赔偿;理发师王小金的连环杀人案触及到底层农村青年的绝望与挫败;大学教师罗浩的内心纠结牵连到高校博士研究生招生工作中存在的权力寻租;罗浩的学生、情人范小鲤的情感之路带出了色权交易以及中国农村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木莲的姐姐木菡的心理疾患引出了国家干部贪污腐化以及藏匿转移非法资产等问题。这些事件都具有新闻性,这些话题都具有社会敏感性,都牵涉重大国家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执行。面对这众多且重大的社会问题,艾玛没有剑拔弩张、声嘶力竭地去呼喊,她的书写非常节制,整部作品平静舒缓、沉郁从容。尽管小说所涉及的事件极具传奇性、新闻性、话题性,但是整部作品重点呈现的不是离奇的故事、曲折的情节,而是心灵的挣扎、人性的思索。

这是一部对灰色人性进行拷问的小说。关注现实,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保持警觉性与批判性,这是现代作家的责任之一,但是,作家更重要的任务是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探究人性的复杂性,为黑暗现实和无奈人生探寻精神救赎之路。尽管《四季录》涉及众多社会问题,但是,整部小说触目惊心、令人唏嘘不已的还不是现实黑暗,而是命运无常、人心灰暗。这部小说中的人物都有人生暗处,有的直接就生活在社会暗处,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按照自己美好理想安排自我人生路,反而都被一种或几种力量推向了与自己愿望相反的境地,这些力量有的来自外部现实,更多还是来自内心贪婪、精神空虚。在这部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的生存都是一种悲剧性的存在,他们都在孤寂地过着非己所愿的生活,成为双重人格或者人格分裂的人,并把自己和他人都带入悲剧境地。亲情、爱情、友情曾经是人类抵抗孤独、认证生命价值的重要伦理,可是,在现代社会,亲情、爱情、友情都已经被物质利益所侵蚀,变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小说中最令人痛心不是那些为了获得现实物质利益而牺牲爱情、伤害亲情友情的人,而是那些明知爱情、友情已经非常可疑,但为了维持住它,不惜委曲求全,以身体和物质利益来交换,甚至丢掉性命的人。如果说,《四季录》里有一个纯洁的人,那就是少年袁宝。跟随打工的父母由乡村进入城镇的袁宝,把在乡村养成的探索星空的爱好带入了城市,他与现实隔绝,沉迷于想象的世界里。然而,这样一位纯洁善良、羞涩腼腆的英俊少年,由于青春期身体欲望萌动,无意之中步入杀人案现场,被当成杀人犯被枪决了。袁宝死了,他的器官挽救了一批人的性命,可是挽救不了沉沦的人心。这些人成功地移植了袁宝年轻而健康的器官,可是他们移植不了袁宝那颗纯洁的心。

《四季录》能够在平和理性而非激进急躁的状态下完成对人性和法律伦理的深度思考,首先在于小说的人物设置与塑造。艾玛选择了罗浩与木莲夫妇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让他们亲历死囚犯器官移植事件,成为这一事件的参与者、见证者。二人都是高校教师,而且是从事法制史研究的专家学者。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具有更强的社会批判和自我反省能力,而长期的专业研究与学术训练,又让他们能够从法理和文明史演变的角度对死囚犯器官移植这一现象进行理性的思考。罗浩尽管是书斋里的教授,但是性格开朗,天性乐观,安贫乐道,人情练达,进退自如。木莲就像一朵沉静皎洁的莲花,天性聪慧,却安静平和,对功名利禄都有一种超然出世的心态。罗浩与木莲夫妇琴瑟和谐,岁月静好,但是,木莲的肾脏移植手术打破了他们的生活秩序与心灵安宁。罗浩因为生理欲望移情别恋,与自己的学生假戏真做;木莲因为疾病被当作“非健康人”而遭受打着“关照”名义的歧视和冷落。显然,不仅艾玛认为,她笔下的这对司法研究专家也认为,当他们得知移植器官的供体来源于一个生机勃勃而被错杀的少年时,得知自己有可能参加了一场可怕的人体器官掠夺时,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正当性”被打破。他们给自己设立了心灵审判庭,展开自我审判,其良心、职业、学养、职责都使他们找不到为自己心灵带来安慰的辩护词。他们不能说服自己,无法为自己免责。于是,这个已经成为过去式的肾脏移植手术,在罗浩和木莲这对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家庭中引发了巨大的风暴,被风暴摧毁的不仅是他们已经出现漏洞的家庭,还有他们的人生信念与准则。

面对一个冤屈而死的年轻人,罗浩与木莲陷入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与心灵煎熬之中。当个人生活,甚至生存的正当性、合法性都遭受怀疑的时候,这对已经出现裂隙的夫妻,再也无法在自我欺骗中相安无事地生活下去。在欺骗中生活了许久的罗浩,无法面对妻子的目光、自己的良知和职业道德,他选择了自我放逐、自我囚禁,以此来逃避良心煎熬。罗浩抛弃了在国内既得的一切功名利益,生生地割断了自己与家庭、祖国的联系,将自己放逐到异国他乡,隐名埋姓,成为了一个“卑微”的“底层”体力劳动者,把后半生都囚禁在一个偏僻、寂寞、高寒的异国小镇。然而,自我逃避与自我封闭不可能解决问题,只能将自己和亲人带入另一种人生困境之中。

面对同样的人生困境、精神苦痛,木莲的選择与罗浩相反,曾经因疾病而走向封闭的木莲,选择了勇敢地面对,打开自己,打开自己接受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这一残酷的事实。静水深流的木莲是小说中最动人的人物。这个具有宗教情怀和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的知识女性,平静沉默的外表之下是坚硬的生命力,是对真相、真理的执着而炽热的追求。她独自承受着误解与病痛,谅解学生的告状、丈夫的背叛、女儿的隔膜,甚至能够理解杀人犯王小金的人生处境,但是,她绝不放弃对真实、真相的追问。她相信唯有事实“才能照亮时间长河里那些黑暗的角落,使人们最终看清楚自己到底身处何境”,所以,她不回避、不放逐,十几年来冒着危险、顶着压力、受着侮辱、忍着病痛,自费寻访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和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生,为“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体来源”立法而奔走呼喊。在对真相的追问、对正义的呼喊中,木莲也找回了自身生活的“正当性”。木莲像一道光照进了现实阴影与人性黑暗之处,也给沉闷的《四季录》带来了光亮与温暖。

独特的结构安排和叙述时间调控,也是小说能够超越话题性、传奇性而走进理性思索的重要因素。《四季录》在结构上安排了序和尾声,中间以年为标识划分为四章,前后跨度为十八年。第一章与第二章之间的时间间距为五年,第二章与第三章之间的时间间距为一年,第三章与第四章之间的时间间距为十一年。第一章主要叙述少年袁宝的生活及其杀人案;第二章叙述连环杀人案制造者农村青年王小金的成长历程,以及木莲、罗浩夫妇的家庭婚姻生活;第三章叙述木莲移植了死囚犯少年袁宝肾脏的真相被曝光以后,木莲夫妇的心灵挣扎与事业家庭变故;第四章叙述木莲为呼吁“停止使用死囚犯器官作移植供体来源”立法而作的坚韧不拔的努力,以及范小鲤、木菡的家庭风波,中间穿插了“木莲的访问日记”。

小说的序和尾声以漂泊海外的罗浩作为叙述人,书写罗浩的生活现状和心态,罗浩既是中心事件的参与者,也是讲述者。这样的序言与尾声,造成了阅读空间和时间的距离感,将正文里的中心事件的新闻性、话题性冲淡,让受众能够拉开距离,用更加从容与理性的心态去审视、探究、体味这些社会事件所包含的“大人情”。序、尾声、第四章,在时间上属于同一个区间,事实上,小说一开始就把中心事件的结局呈现在受众面前,打消受众对事件本身的好奇心,而将注意力转向了事件背后的伦理道德与斑驳人性。

从整体布局来看《四季录》是一种大倒叙,这种结局前置的结构安排,消除了受众的猎奇心理,让受众跟随着作家的叙述进入人物内心,跟随人物去思考。在叙述体量或者说叙述时间安排上,小说将主要叙述时间投放在第三章与第四章,用了大量的笔墨来叙述木莲对移植死囚犯器官的身心感受、精神思考与具体行动。这样,《四季录》从结构布局上就淡化了故事性、情节性,使这部现实感很强、涉及众多立法问题的作品走向对人性的探索、对法律伦理的思考,引导受众去探求照亮现实的正义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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