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定浩《绕过理塘就回》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龙仁青的作品中到处是歌,他也是一个会唱歌的人。听过龙仁青唱歌的人,大约会对民歌产生新的印象,他不是用我们习惯的那种如民族服饰般千人一面、甜亮脆柔供人玩赏的民族唱法,而是作为一个具体的、打小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在唱歌。在嘈杂的酒席上,他立起来唱歌,或许因为喝了酒的关系,他眼睛半闭,声音低哑、含混、断断续续,仿佛是在草原的大风中,那歌声并不企图将我们摁在原地,裹挟我们,而只是暗自吁请一种或许存在的简单共鸣。

他的一些令人动心的小说,如《光荣的草原》《情歌手》,还有《唐僧肉》,都如是诉诸一种短歌般单纯肃穆的情感,父与子的,祖与孙的,骑手和草原的。这种情感既炽热又内敛,因此时常并非投向他人,而是投向周围不说话的万物,投向青海湖、乱海子、水晶晶花,投向花园里的蜂蝶、小镇上的店铺,甚至投向太阳。然而龙仁青又并非民族风情的兜售者,相反,他似乎倒是秉承了过去唯在京派小说家那里时常得见的所谓“抒情现实主义”的传统——一种善于捕捉事物某一独特方面的本质,并用人类心情的某方面同它关联起来,再形诸语言文字,以便在读者心中激起那種所需要感情的才能。

京派小说家面对乡土社会不可避免的衰落,或哀婉或振拔,但对于自小游走在汉藏两域的龙仁青而言,他所面对的,不单是新和旧的更新代谢,还有两种完全异质文化之间的对峙。因为对这两种文化都有同等程度的熟悉,他遂不会简单地站在某一面反对另一面,而是试图同时从两面来观看,而由此形成的沉静自制,以及如走钢丝艺人般对于某种微妙平衡感的把握,也是他一些小说给我的基本印象。

在《咖啡和酸奶》中,同时向两位少女示爱的扎度遭遇穿帮。他既喜欢已经融入现代生活习惯喝咖啡的吉吉,又还贪恋在草原生活只喝过酸奶的旺措。他坐在为游客服务的雪域藏餐吧里企图点一杯咖啡而未得,这里只有酸奶,因为来自都市的游客都更喜欢酸奶。他不太客气地打电话唤旺措前来约会,要给她看水晶晶花心形的照片,而同时,他又把这照片讨好地发给了自以为远在外地的吉吉。结果,旺措带着吉吉一起前来了,她们嘲笑扎度的不专,把酸奶淋在他头发上,扬长而去,这竟还遭到旁边一对男女游客彼此淋酸奶的模仿,以为是某种习俗。

在这出精巧的喜剧中,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两种文化显而易见的冲突,而是这种冲突被小心翼翼地加以限制,如一杯在表面张力下满而不溢的水,映射出日常生活里每个人的尴尬、矛盾和委屈。这不单是一个小说技巧的问题,也关乎对人世的认识。

与很多只会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法去粗暴认识现实的写作者不同,对龙仁青而言,同时接受两种彼此冲突的观念,停留在某种模棱两可的双重感知上,几乎已成为一种本能。而这恰恰是和现代小说的教义相吻合。“你只是一个凡人,所以,你的心灵必定同时怀有两种思想”,布朗肖曾引用过一段古希腊的颂诗,以此为言语的复多性申辩。而感受到这种复多性的人,其实反倒不太需要一些外在的戏剧性行为,他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也并非体现为一个激烈斗争的人,相反,他时常只是显得软弱,无奈,就像被淋了满头酸奶的扎度并没有发怒,也没有酿成什么事件,他只是无奈地坐在那儿,旁边还有两个错误的效仿者,而餐吧老板邓巴正拿着餐巾纸向他们走来。

无论是单纯的情感,还是文化的冲突,龙仁青擅长的,是将其转化成某种具有象征性的静态场景,如同一个浸淫于故土的风俗画家。他的小说中时常并没有什么激烈的故事发生,而在当代小说一大片讲述中国故事的热闹中,这种非戏剧性其实倒是弥足珍贵的特色。读他的有些小说,容易想到汪曾祺在《晚翠文谈》里说过的话,“写小说就是把一件平平淡淡的事说得很有情致(世界上哪有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呢)……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

也正因此,当他尝试增强一点小说戏剧性冲突,或者企图将某个社会事件引入小说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依赖死亡、巧合等突发因素,并在结尾处略显不自信地点出主题,这多少拉低了他小说本来可能抵达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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