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钱锺书和我的书》随笔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钱锺书和我的书

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从远东走向远西,从东方走向西方。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起步,比欧洲人从西方走向东方至少晚了一千七百年,这就是双方在走向外部世界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丛书》是我进入出版界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我到出版系统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推出这部书。出版社是朱正介绍我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朱正在牢里就谈论过有关的问题,朱正《述往事,思来者》一文中也写到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我那时候常考虑中国的未来,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走向世界。如果中国能够接受普世价值,能够走向世界,中国的问题就会解决。

杨绛(钱锺书先生的夫人)跟我去世的老伴朱纯通过一些信。杨先生今年九十八岁,是朱纯和我的前辈,朱纯是以仰慕者的心态和她通信的。早几天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谈到钱先生对《走向世界丛书》的关心,还有他热情为我的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作序的故事。

钱锺书先生我原来并不认识,见到他完全是由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后来的三联书店总经理),她在我一九八四年一月到北京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这个人很怕旅行,北京至今都只去过四次,身在湖南,连湖南第一美景张家界亦从未去过,不是没机会去,机会很多,而是怕坐车。那次是指定我去北京开会,会后到了《读书》杂志,董秀玉跟我说,钱锺书、杨绛跟《读书》的关系很好,经常为《读书》杂志写文章,钱先生说湖南有套《走向世界丛书》,编书的那个人如果到北京来,希望能够见见面。董问我有兴趣去没?我说有兴趣去,她便陪着我坐公共汽车,去了三里河钱家。那时《读书》杂志好像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社里的小汽车还轮不上我这样的客人,虽然范用对我很客气。

那一次我又晕了车,无法聚精会神谈话,临走时连自己的地址都没有留给钱先生。钱先生写信给我,也是寄给董秀玉托她转寄的。信中对《走向世界丛书》还原译名的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光绪年间译名极不规范,郭嵩焘是湘阴人,就按湘阴话记音;黄遵宪是广东人,就按广东话记音。要想弄清这是什么人、什么地名,相当困难。有个同事杨坚英文比我好,《伦敦与巴黎日记》的译名今释主要是他做的,亦难免有错,但多是我自己的错误。这是钱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

随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钱先生在信中说,你写的导言很有意义,最好能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本书,我愿为作序。董秀玉他们也表示愿出这本书,沈昌文、秦人路几位还约我座谈过。但当时《走向世界丛书》出书紧张,一个月出一种,薄本子,十几万字,不是现在这样厚厚的十本。每种书都要写导言,导言字数最少的一万二千字,最长的达三万五千字,都得在一个月内写成付印,所以很忙,实在没时间另外写书。拖到三月间发了病,脑出血两立方厘米,侥幸没死,医生和家属迫令作康复治疗,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半年,才将书稿完成。碰巧中华书局李侃到长沙开会,来疗养院把它拿过去了,就是不久前第三次印行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按:二零一零年第四次重印改名《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书虽然没有在三联出,但是钱先生的序一直印在卷首,这永远是我的光荣。

钱先生的序文有三份手稿在我这里。别人或者会以为钱先生有很大的架子,完全不是这样,他很随便的。他写的序,他说有意见你可以改,我也确实在上面“改”了,“改”掉的是他对我的奖饰之词,他的文章当然不需要改。我“改”过的稿子,他又誊一遍。他自己也喜欢改,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幽默地说自己,“文改公之谥,所不敢辞”。哪怕是写一篇这样的小序,他也习惯了一改再改,硬要改到“毫发无遗憾”才行。这三份稿子,现在都在我这里。有机会的话,我想介绍一下这三稿,讲一讲钱先生作文的认真。

(二零零九年一月)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

更多信息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