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和我的书
中国人走向世界，就是从远东走向远西，从东方走向西方。中国人从东方走向西方的起步，比欧洲人从西方走向东方至少晚了一千七百年，这就是双方在走向外部世界上的差距。
《走向世界丛书》是我进入出版界后做的第一件工作。我到出版系统来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推出这部书。出版社是朱正介绍我来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朱正在牢里就谈论过有关的问题，朱正《述往事，思来者》一文中也写到了，这篇文章发表在一九八二年第六期的《人物》杂志上。我那时候常考虑中国的未来，基本问题是如何使中国走向世界。如果中国能够接受普世价值，能够走向世界，中国的问题就会解决。
杨绛（钱锺书先生的夫人）跟我去世的老伴朱纯通过一些信。杨先生今年九十八岁，是朱纯和我的前辈，朱纯是以仰慕者的心态和她通信的。早几天我又收到了她的一封信，谈到钱先生对《走向世界丛书》的关心，还有他热情为我的书《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作序的故事。
钱锺书先生我原来并不认识，见到他完全是由于《读书》杂志的董秀玉（后来的三联书店总经理），她在我一九八四年一月到北京去的时候带着我去的。我这个人很怕旅行，北京至今都只去过四次，身在湖南，连湖南第一美景张家界亦从未去过，不是没机会去，机会很多，而是怕坐车。那次是指定我去北京开会，会后到了《读书》杂志，董秀玉跟我说，钱锺书、杨绛跟《读书》的关系很好，经常为《读书》杂志写文章，钱先生说湖南有套《走向世界丛书》，编书的那个人如果到北京来，希望能够见见面。董问我有兴趣去没？我说有兴趣去，她便陪着我坐公共汽车，去了三里河钱家。那时《读书》杂志好像还只是人民出版社的一个编辑室，社里的小汽车还轮不上我这样的客人，虽然范用对我很客气。
那一次我又晕了车，无法聚精会神谈话，临走时连自己的地址都没有留给钱先生。钱先生写信给我，也是寄给董秀玉托她转寄的。信中对《走向世界丛书》还原译名的错误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光绪年间译名极不规范，郭嵩焘是湘阴人，就按湘阴话记音；黄遵宪是广东人，就按广东话记音。要想弄清这是什么人、什么地名，相当困难。有个同事杨坚英文比我好，《伦敦与巴黎日记》的译名今释主要是他做的，亦难免有错，但多是我自己的错误。这是钱先生给我的第一封信。
随后我们就通起信来。钱先生在信中说，你写的导言很有意义，最好能在这个基础上写成一本书，我愿为作序。董秀玉他们也表示愿出这本书，沈昌文、秦人路几位还约我座谈过。但当时《走向世界丛书》出书紧张，一个月出一种，薄本子，十几万字，不是现在这样厚厚的十本。每种书都要写导言，导言字数最少的一万二千字，最长的达三万五千字，都得在一个月内写成付印，所以很忙，实在没时间另外写书。拖到三月间发了病，脑出血两立方厘米，侥幸没死，医生和家属迫令作康复治疗，在疗养院一住就是半年，才将书稿完成。碰巧中华书局李侃到长沙开会，来疗养院把它拿过去了，就是不久前第三次印行的《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按：二零一零年第四次重印改名《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书虽然没有在三联出，但是钱先生的序一直印在卷首，这永远是我的光荣。
钱先生的序文有三份手稿在我这里。别人或者会以为钱先生有很大的架子，完全不是这样，他很随便的。他写的序，他说有意见你可以改，我也确实在上面“改”了，“改”掉的是他对我的奖饰之词，他的文章当然不需要改。我“改”过的稿子，他又誊一遍。他自己也喜欢改，在一封写给我的信中幽默地说自己，“文改公之谥，所不敢辞”。哪怕是写一篇这样的小序，他也习惯了一改再改，硬要改到“毫发无遗憾”才行。这三份稿子，现在都在我这里。有机会的话，我想介绍一下这三稿，讲一讲钱先生作文的认真。
（二零零九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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