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梁碧莹《书写“天籁般的人性”》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大概十多年前,在《芳草》做主编的刘醒龙很兴奋地对我说,他们发现了一位藏族作家,写得太有特点了,《芳草》将要连续几期拿出版面推他的作品。刘醒龙说的这位藏族作家就是龙仁青。那时候我正好读了好几本书写西藏的小说,因此对藏族文化充满了兴趣。西藏文化博大精深,但我发现人们对西藏文化的了解往往停留在皮毛,甚至还带有偏见和误解。从这个角度说,我更愿意多读一些藏族作家写的作品,看看他们自己是怎么诠释和书写本民族的文化的。听刘醒龙一说,我就有了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想读到龙仁青的小说。

龙仁青似乎就是藏族派来的文化使者。他有更多有利的条件,能够将藏族文化的精妙播洒得更广更远。他是生活在青海湖边上的藏族汉子,在这里显然与在青藏高原上不一样。我相信生活在青海湖边上的龙仁青更善于与其他民族的兄弟们交流。当然,龙仁青还有更大的优势,他的藏语写作和汉语写作都非常棒。他自幼接受汉藏双语教育,后来在青海的民族师范学校进行了藏语言文学专业的学习,这让龙仁青游刃有余地奔走在汉藏双语创作之间,既把汉语的智慧搬运到藏语之中,又把藏语的灵性注入汉语里面。我知道他有很多精力都花在翻译上面。但我没有读过他的翻译作品,我只读了他的小说,读他的小说让我对藏族文化又多了一份尊敬。我最欣赏弥漫在龙仁青小说中的平和与坚韧、散淡与紧张相反相成的意蕴。他在小说中说的最多的话则是“不杀生”、“祈愿众生幸福”、“敬畏神明”。后来见到龙仁青本人,就发现他的肢体语言和他的表情似乎也是说的这些话。

龙仁青也开了微博,他在微博上的签名是:我的愚昧无知深不可测。愚昧无知是怎么才能达到深不可测的程度呢?这真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难题。不妨就通过阅读龙仁青来解一解这个深不可测的难题。

,小说家、翻译家。1967年3月出生于青海湖畔。1990年开始文学创作及文学翻译。先后在《人民文学》《中国作家》《民族文学》《芳草》《章恰尔》等汉藏文报刊发表原创、翻译作品。作品多次入选《小说选刊》《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等选刊类杂志及《中国短篇小说年选》《中国短篇小说年度佳作》《中国短篇小说经典》等年度选本。创作出版有“龙仁青藏地文典”(三卷本)、小说集《光荣的草原》《锅庄》等,约150万字;翻译出版有《当代藏族母语作家代表作选译》《端智嘉经典小说选译》《仓央嘉措诗歌集》《居·格桑的诗》及《格萨尔》史诗部本《敦氏预言授记》《百热山羊宗》等,约300万字。作品被译为英、日、蒙古、维吾尔等文字,曾获中国汉语文学“女评委”大奖、《青海湖》文学奖、《红豆》文学奖等,入围第五届鲁迅文学獎终评。2015年获青海省“四个一批”优秀人才称号。中国作协会员、青海省文联委员、青海省作协副主席、青海省《格萨尔》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青海省民族文学翻译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继阿来的《尘埃落定》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后,一批有志于探索小说艺术的藏族作家奋力笔耕,不断再创辉煌。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放生羊》获鲁迅文学奖,江洋才让的《康巴方式》和四川作家尹向东描写康定草原的小说异军突起,在汉语写作为主的当代文坛结出一片又一片的硕果。这一时期藏族文学的总体特征是“更多追求民族话语的表达方式,在民族文学的想象中,完成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完成对民族精神底蕴的把握,揭示时代变迁中民族生活的变奏”。在这样的背景下,龙仁青的创作同样延续这一稳定的气脉,致力于揭示“民族生活的变奏”,写出现代文明给藏族人民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草原文化带来的变迁,还展示出“城市和草原,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族裔文化与世界大同”之间“微妙的存在”。他将目光投向在故乡生活的普通少数民族族群,关注他们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状态,以及与自然万物和谐共生的品性,从而呼吁现代文明语境下的人们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要关注生态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根基。除此之外,缺乏敬畏感和恐惧感的现代人还易在急速发展的社会中染上现代文明病,龙仁青以呼唤神性的方式提醒人们应借鉴宗教,心存敬仰,获得内心的安宁和平静。最后,文化属性和宗教神性的终极指向就是“天籁般的人性”,龙仁青探寻藏民族的传统民族心理对现代文明中的有益成分做出的吸收和化用,从而思考人的终极价值和原初意义。

“草原生活对我来说的确是一笔财富。草原、牛羊、蓝天、白云,是我有关童年的所有记忆。”龙仁青的作品总是与故乡、心灵紧密相连,他曾在《文学:写给故乡的赞美诗》中谈到了故乡与文学的关系,他把故乡描述成“被美丽和梦幻围拢着的草原”。龙仁青认为,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故乡的赞美,“我深信,离开了故乡的写作,一如空中楼阁,那是无以为继的”。所以他的作品不论是小说还是散文,我们都能从中窥见草原作为背景或是草原生活作为人生经历在文本中留下的烙印。“无论你的根在哪儿,都应该对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饱含热情。”在龙仁青看来,无论是忙碌于田野中的农夫,还是游牧于草原上的牧人,他们对故乡的认知是真切而具体的,他相信,土地以及土地上令我们的生命生长、延续的一切事物,都是故乡的同义词,而文学,就是写给故乡的赞美诗。正是基于这样的创作热情,他的作品中描绘了形形色色姿态各异的自然万物。笔者试图从世俗层面上的有无生命把龙仁青作品中最常出现的自然意象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生命的,如鸟(小说《鸟瞰孤独》中与新兵小林默契相处的野百灵夫妇、小说《鸟巢》中在大经堂安家落户的鸟情侣、散文《掩映在情爱中的故乡》中帮助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为心爱姑娘捎去思念的鹦鹉和画眉),马(小说《光荣的草原》中的白蹄马、散文《马背上的青海》中的青海骢、散文《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玉树赛马会:藏族游牧文化的展演现场》中的赛马),花(小说《巴桑寺的C大调》中各种各样的野花、小说《水晶晶花》中给人以疗救的水晶晶花,散文《掩映在情爱中的故乡》中让人在花丛中沉思的睡莲、桃花)等;另一类是无生命的,如水(小说《小青驴驮金子》中的清水、小说《神泉》中的泉水、散文《向青海湖供礼》中的青海湖),太阳(小说《情歌手》中与人互动的太阳、小说《香巴拉》中绵软随性的太阳),白云(小说《光荣的草原》中能聊天能捎信的白云)等。而这两类自然意象不仅仅是作为客观实体的存在,在其背后更是融入了丰厚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的意蕴。

先以草原文化的代表马为例。散文《马背上的青海》以马为点、以地域青海为线、以时间发展为面深入详实地描绘了藏地从古至今独特的区域历史文化。几乎是从有历史记载以来,青海就与马结下了不解之缘。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盛世,青海骢以“战马”和“舞马”双重身份之于吐谷浑的巨大价值,或是驰骋在拉伊(藏语意为山歌)中的骏马之于藏民族人们内心对爱情礼赞的浪漫传递,抑或是玉树走马作为供奉品之于游牧国家和中原交好政治策略中的作用意义。马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贯通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和不同地域的文化,彰显出藏地所独有的历史资料、传说故事、口传史诗和民间歌谣,成为打开藏地密码的钥匙所在。马不仅上承古老的历史文化,还下接处于变动中的社会现实。在散文《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玉树赛马会:藏族游牧文化的展演现场》中,作家用彝族诗人吉狄马加《骑手》中的一句诗“血管里响着马蹄的声音”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作为骑手的康巴人的心态:马,是游牧民族的生命伙伴,他们在马背上成长,他们的生活和劳作离不开马。赛马会的举办不仅可以集中展示藏民族的游牧文化,还能够彰显藏族牧民的英武之气——与远古时代的英雄们相承接的蓬勃向上的力。可是,一切都在变化,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牧民们发现,“在他们心里一向列在所有牲畜首位的马,其实百无一用。皮毛没什么价值,肉也不能吃,它的食量却很大,头一伸舌头一卷,一大片草就没了,看着让人心疼。”如此,随着马的价值的消失和远去,人们坚守了几千年的传统价值观也开始逐渐发生转变。草场和牲畜已经承包到户的牧民们开始慢慢放弃养马,取而代之的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另一种代步工具——摩托车。摩托车的出场不光预示着交通工具和生活方式的发展变化,也预示着现代文明文化向草原文化的渗透与交融。

两种文化的相互交融必然带给藏民族地区生活的人们以巨大变化,所以龙仁青的作品中经常充斥着一种淡淡的孤独和忧伤,这是草原生活变迁带来的对当今藏地和城市生活间矛盾反差的迷惘。作家的创作看似绕开了“大主题”,而着眼于“小叙事”,但他从来也没有忽视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草原上悄悄发生的一切。如小说《光荣的草原》中,随着市场经济在藏地的深入出现的白蹄马越来越少、摩托车却急剧增多的现状。而为了迎合观光游客的好奇心,乡上立刻利用为数不多的马匹组织了赛马队,并配合邻村的结婚队,在不断实践中创出了一种和情景剧一样有情节的模式化表演。这样一来虽然保存了遗留下来的马匹,让草原不至于丧失掉它真正的主人。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赛马会填充太多表演和炫耀的色彩,丧失掉其本身具有的悠久丰厚历史文化底蕴,变成一场在猎奇心理驱动下娱乐和消遣的狂欢。而在这场全民化的狂欢背后,隐藏的是藏族民俗文化早已千疮百孔的孤独与无奈。热闹的浪潮总会退去,那么传统文化的传承还能够走多远?纵使扎括试图生活在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理想世界里,现实却逼得他不得不直视眼前的窘境。代表着“机械文明”的摩托车早已取代了传统的交通工具马匹,青海湖和草场的面积越来越小,浩瀚荒漠悄无声息地从四面八方聚拢,象征着草原曾经荣耀的“父亲之死”更是给扎括以致命一击。父亲将骑手的使命传承给了儿子,但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和外部世界的挤压下,扎括又该何去何从?他能够抵挡这连父亲也无法遏制的滚滚历史洪流吗?作家在文章结尾处写道:“扎括感到浑身充满了力量,心里是无上的光荣。草原为它的骑手同样感到光荣。”这一看似充满光明与希望的结尾实则暗示了龙仁青本人对这一问题回答的暧昧不清,他以主人公精神上的觉醒和强大来抚慰其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堪一击,生活本身的意义和存在状态退居其后,人精神心理上的情感力量得以拔高和超越,這未尝不是作家针对现代文明的激流猛进做出的一次“光荣的妥协”。“关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到达草原上,给这里的人造成不适心态的作品,我写得比较多。”龙仁青说。从对青海湖湟鱼的滥捕(见于散文《湟鱼:逆游的精灵》),到草原被变为耕地(见于小说《失去家园》),再到被旅游粗鄙化了的草原文化(见于小说《鸟巢》)等,他想探寻的是在草原文化被异化的背景下,草原民族真正的生存状态和生命价值。

龙仁青的写作明显带有藏民族地区本土化的气息。在访谈中,他一直坚称自己是一个藏地作家。他说,作家首先要做的,就是净化和洗涤自己,使自己变得洁净、纯粹、甚至透明:“因为(藏族人的生活)是神性的。现在,即便是对人间、神界、地狱的表达,我希望我的作品是:一个藏人在用藏人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用写作的方法跟世界对话可能更有意义、更能表达自己。”在其作品中,藏人看待世界的方式具体讲就是将万事万物拟人化。而这种拟人化也并非仅仅将动植物比作人,更重要的是赋予其生命力。由此,自然不仅在人的视阈中散发着丰盈的灵性,人更可以完美地融入其中,与之平等自由地沟通交流,从而获得超越物种的独特生命体验。正如有学者陈述的那样:“藏族人把这种思维上的神性力量一直保留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所有的山是神山、湖是圣湖。这样一个普遍的事实,往往被我们的艺术家们所忽略。作为小说家,我觉得龙仁青已经捕捉到了这个‘神性’。”而这种独特的思维叙述模式毫无疑问将龙仁青的作品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形成了独属于其的非凡特质和写作品格。中国的传统小说较多注重故事和情节发展——即侧重于讲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而较少关注人和自然的关系,即使有也只是作为环境背景或是烘托气氛的存在。然而在龙仁青的作品中,我们却看到了另一种写作的可能性。譬如在小说《光荣的草原》中,作者赋予花花草草湖泊动物日月星辰以生命,青草对于扎括和他坐骑白蹄马的到来会“惊慌失措”,野花会“凑热闹似的跟着青草瞎跑”。在主人公扎括看来,青海湖是个明明“半老徐娘,还把自己搞得像个十几岁的小丫头”的女人,而白蹄马则是自己忠诚勇敢的好兄弟。他与花聊天,与野百灵黑蚂蚁聊天,还拜托天上的白云为他捎去对心上人的思念和爱。大自然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物象,而是充满了鲜活的生命力,与人物的生命体验紧紧地交融在一起,彼此可以随性而自由地交流,真正地达到天人合一。这种“万物有灵”的“神话思维”叙述模式就与宗教传统的“神性”有密切的关联。而宗教对藏族社会的影响不止于此,学者才让指出:“佛教对藏族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处不在,甚至可以说宗教信仰就是生活”。

除了马之外,水也在藏地人们心中占据着神圣而尊贵的地位。一方面出于实用角度考虑,藏族位于我国西南边陲,地处北纬26°50′至36°53′、东经78°25′至99°06′之间。由于受地形、地貌和大气环流的影响,气候独特而且复杂多样,总体上呈西北严寒干燥、东南温暖湿润的特点。虽然湖泊众多,但是淡水湖少,咸水湖多,所以淡水资源依然十分紧张,因而引得人们重视和珍惜。另一方面源于众多湖泊被赋予的宗教意义,如纳木错、玛旁雍错、羊卓雍错被并称为西藏的三大“圣湖”。此外还有著名神湖当惹雍措、位于安多县的热振活佛“魂湖”——错纳湖、在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中具有特殊地位的拉姆拉错湖等。在环境因素和宗教信仰共同作用下,使得水成为藏民族史诗中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章。在小说《小青驴驮金子》中,嘎玛大叔对天然的泉水表现出如同宗教徒般的虔诚和热爱,他甚至还用两个浅显易懂的比喻来区分天然水和自来水的不同。在他看来,金贵的水就像是一个黄花姑娘,水灵灵的,不金贵的水则是个老婆娘。为此,他宁愿放弃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便捷迅速的方式,也要如苦行僧般带着小青驴去遥远的山下,只为挑回一担担亮晶晶宛如金子样的清水。与其说他在乎的是这一口无添加无污染的甘甜泉水,不如说他执着的是这一种纯天然的原初生活方式。在这里,龙仁青直接以现代文明为审视对象,表达了藏族百姓对传统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模式的向往以及对往昔宁静淳朴生活方式的眷念。容易改变的是人类的生活方式,不易变动的则是生活习性。嘎玛大叔对“自来水”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不仅仅是如其表面上所说“这水一点也不金贵”,埋藏其后的深层心理动因是水管这种现代器械的出现打乱了他原先的生活秩序。死寂冰冷的水管不光取代了体贴温存的小青驴,还使嘎玛大叔丧失了与兰吉搭讪的可能性。这种在共同的生活中与动物之间所建立起来的亲密关系,这种在他人眼中可能落后无比的生活方式,经过漫长岁月的洗礼早已成为一种与生命融为一体的生活惯性,深入骨髓,扎根心底。

水不仅是藏族人珍贵而稀少的物资资源,亦是最原初生活方式的象征,还作为一种神性的存在洗涤人世间的污浊和痛苦,赐予人类以福音,散文《向青海湖供礼》向我们详细而具体地展示了藏族人民两种祭拜湖水的方式。一是传统的祭湖仪式。作家深入浅出地描绘了祭湖仪式的由来、发展、演绎,以及掩藏在这一习俗背后的深刻寓意——由最初高原民族对山水自然崇拜和敬畏的朴素表达,到发展为面对神湖起誓盟约、解决部族间的纠纷与征战的习俗,最后完成从宗教仪式至政治手段的蜕变。二是类似于转山的转湖仪式。藏族人民认为,湖水具有八种善德,同时也是龙族的居所,转湖祭拜就是一种获取功德和力量的宗教修炼。小说《香巴拉》和《转湖》就向我们诠释了宗教神圣仪式和藏民世俗生活的休戚与共。《香巴拉》表面上是在讲述藏族女子金措、丈夫扎拉和情人坚赞三人间奇特的爱恋,实际上却反衬出宗教文化在藏民日常生活中的投射。金措和坚赞本是情投意合的小情侣,中途因为种种矛盾和误会,使得金措阴差阳错嫁给了扎拉。但她心里却始终放不下曾经的爱情,最终在出门买“措黛儿”的路上偶遇坚赞并和其私奔。买“措黛儿”这一事件和后来的“私奔”事件互为因果,直接导致了金措人生的转变,可以说在整个故事叙述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祭品的“措黛儿”本是为即将举行的盛大青海湖祭湖仪式做准备,无意中成了改变金措命运的推手。藏族经文“祈愿往生北方香巴拉”中的“香巴拉”作为理想之地的存在更是激励着年轻的少男少女们大胆地不畏世俗道德的眼光,勇敢地去追寻心中纯洁的爱情,这无疑是宗教文化在世俗生活中影响的昭示。

而在小说《转湖》中,小说主人公由青年男女换成中年夫妻,宗教仪式从转湖置换为祭湖,结果更是殊途同归地显示出信仰和生活的彼此交织。多杰和措果这一对恩爱的夫妻本打算趁着羊年去转湖,当一切准备就绪时却被妻子措果的体检结果暂缓了行程。措果不愿意放弃计划,便让丈夫多杰一人出发,去完成二人共同的心愿。多杰担心妻子的病情,又不愿迕逆其意,只好一邊利用朋友圈里借来的照片假装发着定位一边待在医院外的长椅上默默陪伴,直至妻子做完手术。小说的结尾写道:“手机屏幕上,依然是耸立在甲乙寺高处的那尊立佛,这是他们转湖要出发的地方,最终也是转湖结束后回到原点的地方。”转湖仪式在小说中始终在言语上不断提及和诉说,但直至末尾也没有作为实质性的存在被抵达。尽管如此,却并不能否认转湖作为想象性的目标而给予这一对面临突如其来疾病的中年夫妻的巨大精神激励价值。虽然转湖的宗教意义被弱化和虚化,但转换为世俗意义上的温情无疑将会展露出更加润物细无声的渗透力。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认为,“特定的习俗、风俗和思想方式”就是一种“文化模式”,它对人的“生活惯性与精神意识”的塑造力极大,甚至令人无可逃脱。藏族民众正是在“生命是轮回”的宗教观念的影响下建立了自己特有的人生观,他们“强调精神修养,而藐视物质存在”,以“达到精神上的圆满境界”为人生目标。因此,在龙仁青的文学世界中,我们看到了宗教对于藏民族地区生活的人们巨大的精神指引作用,他们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安置在虔诚的宗教信仰中,以宽厚达观、积极向善的心来容纳生活所赋予的一切。

龙仁青在《文学:写给故乡的赞美诗》这篇文章中这样陈述自己的写作目标:“比如城市与草原,比如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再比如族裔文化与世界大同等,发现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契合点,并把它们写出来”。在刚刚出版的这套藏地文典里,作家、翻译家龙仁青通过作品试图寻找的就是这种“微妙的存在”。龙仁青出生在青藏高原一个牧民家庭,“我庆幸我在这样一个地区,这样一个家庭长大,这使得我似乎生来就有一种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或许,这便是促使我去写作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人文情怀和人类视角最终是要落实到对人自身生命存在状态的刻画描摹上。虽然自2012年起,从省电视台调入省文联的龙仁青就成了一名职业写作者,但他并没有进入许多作家坐禅、修行一般的写作状态,而是很多时候会出去行走。“信息时代,快节奏的生活使得人们越来越浮躁,城市更是一个追求速度的所在,马路、天桥、汽车、电梯,无不是速度的产物。对速度的追求,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就是对细节的不在乎——文字急速地向着他所希望的结尾直奔而去,一如一个赶路的人。”面对现代的速度,龙仁青却愿意放慢脚步,他经常用大量的笔墨篇幅写自然景物和风情风物,放在作品中则呈现出一种追求“慢”的叙事节奏。如《牧人次洋的夏天》中所表现出来的牧人次洋本真的生存状态和独属于其的生命特质,时间仿佛静止,遗留下来的是和天地万物化为一体近似于中国传统道家学说中的“无为状态”。整篇小说丢弃了传统的故事情节和外在冲突,纯以次洋内心的意识流动支撑起全文。作家将自己对于现代人们生活的关照投射在作品中的人物身上,并采用巧妙的叙事策略做出了简约却直抵灵魂的尝试。

尽管龙仁青的作品描绘了一个个生活与精神自由自在的个体生命,但其生存处境却始终笼罩着一种孤独的氛围。这种孤独的氛围不单源于地理层面上藏地辽阔的边界,还源于藏族人民身上呈现出的一种不自觉的本原生命存在状态,与藏民族的集体无意识有关,如小说《奥运消息》里牧羊少年次洛的生存际遇。他既不懂那把古藏刀身上所蕴含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也不懂报纸上刊登的奥运会胜利信息,甚至对自己意外得到的望远镜的用途也是不求甚解。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次洛是孤独的,这种孤独来自于“过去”历史和“现在”生活的共同堵截。过去的历史他无法掌控,现在的时间他也进入不了,只能被动地游离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时间之外。然而生活在这个被历史和现实双重阻碍隔绝下的次洛内心却并没有呈现出封闭压抑的状态,而是充盈着美好与充实。整个草原都是他的游乐场,所有有生命的无生命的物体都是他的朋友,他在自己的庞大王国中过得自在坦荡。在他者的眼中,小次洛或许是孤独的,但这种孤独本身就是藏族民众所独有的生命存在状态,也正是因为这种无效的时间叙述,我们才有可能从中窥见世界和草原的奥秘。正如作家李修文所說,“在龙仁青的小说里,时间是无效的,比时间更加庞大的寂静之美将万物笼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全部真相就隐藏在无尽的寂静与缓慢之中,握住这缓慢,就是握住了草原上最简朴的真理。”

不同于许多外民族作家从外部概念出发对藏族民众脸谱化的处理和描绘,想当然地认为藏族牧民是豪迈的、强悍的和粗犷的,龙仁青深入藏族人民的内部心理,力图从庸常小人物的平凡人生烟火气中探寻人性的独立和完整。当然他并不会刻意地去揭露人性的丑恶,他努力去接近他所希望和渴望的人性本质,他更希望人性本质在这方面得到自身的发挥和呈现,例如《乱海子》。小说为我们展现了父辈两代人面对同样的金钱诱惑所持有的完全不同态度。儿子曲珠会为了多挣钱而耍一些商业上的“小聪明”,如每碗酸奶多收两元钱,和带领游客的导游私下达成某些“提成交易”;而阿爹巴拉则不是这样,他会为路过的人们悉心地解答力所能及的问题,帮可能过夜的城里人贴心地准备被子、皮袄和牛粪火。但是作者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儿子的昧良心,而是笔锋一转,追溯了造成曲珠心理发生转变的重要原因——几年前他和巴拉去北京在小卖店门口躲雨被店主怀疑和收费的经历。这才是导致其“一心向钱看”的直接原因和导火索。不过,作家并没有完全摧毁儿子的世界观,而是留下了一个光明和良善的尾巴,这固然和父亲巴拉的言传身教、身体力行有着莫大的联系,也与藏族人民的淳朴本性不无关联。藏区民众以其自身文化属性的广袤和寂寥,抵挡住了物欲横流和金钱至上的现代都市文明病。

在当下的文坛,很多作家都热衷于书写人性的恶,力图通过这种欲望化生存场景的展示来达到力透纸背开掘人性深度的目的。而龙仁青却反其道而行,他不着意讲述人生的苦难和心酸,而是侧重于描绘人性中温暖向阳的一面,人性的美好和闪光使得其作品给人抚慰心灵之感。正如小说《水晶晶花》在开头叙述的水晶晶花的医疗作用(入药,用于治疗疖痈、创伤、热性湿毒)一样,藏族女孩央珍不仅欣然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在阿爸去世后休学照料痴呆的阿妈,还以其小女子之力捞起了因高考失利而妄图跳水轻生的少年。女孩救活了少年濒临死亡的身体,更凭借着藏族人民特有的积极向上和与世无争感染着失意的少年。文中有一段对于央珍心理活动的刻画可以更鲜明地反映这一点:“央珍怎么也不能理解考不上大学是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她看来,上大学,那当然是一件好事,可是不上大学,同样可以好好地活着。比如,她现在是个牧人,她每天放牧牛羊,她和阿妈活得很快活。”作家以藏族小姑娘央珍的境遇自然真实地表现了藏民族的心理和对待生活生命的态度。祛除了热热闹闹的浮躁气后,龙仁青以从容冷静的叙述引导我们的目光去注视那一片苍凉而温情的土地,不仅生活在那里的人是温暖多情的,而且这种气氛还能传递给他人,起到疗救的意义。

龙仁青说,“就创作而言,我始终感谢生活对我的特别赐赠,不论是草原还是城市,生活以它的丰富性和不断的变化,昭示我真诚面对生活,并写好自己的东西。我越来越欣喜地看到我的写作可能会展示出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会受到我的族属的影响,我也不会站在任何一种族属的观念上去看待问题。”作为一位藏地作家,龙仁青并没有拘囿于自己的身份,而是超越自己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试图站在民族众多、文化多元这样一种文化立场上去观照藏地、中国亦或是世界的发展变化,这一点难能可贵。总之,龙仁青的作品中并不存在明显的城市和草原、先进与落后、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虽然他也写出了现代文明给予藏民族地区人们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的冲击,如自然环境被破坏的呼吁和反思,传统文化逐渐走向没落的无奈与叹惋,人在利益诱惑面前的失去本心,但是这种冲击并不是毁灭性质的,而是处于两种文明相交融前的一个非常时期。并且藏族人民以自身的优秀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具有的指导价值和天籁般的人性,冲散了一个民族和整个世界相遇的焦虑和恐惧,草原也以它的博大仁爱容纳种种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变化,用一切积极向善的元素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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