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雪夜泥醉》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辛卯年的年三十下午,济南泺源大街好像宽了两倍多。往日的车辆、人流,都没了。偶尔有一两辆车从他身边驰过。天上飘起雪花。雪花凉丝丝地落到他缩着的脖子里,然后贴着皮肤瞬间融化。他现在有点后悔自己的决定。要不,他该在老家的热炕上,看着散发着油墨香的春联,听着侄子们燃放的鞭炮,吃着母亲包的热水饺了。

他嘴里呼出的热气,漫过他的脸,四散开去。祝福的短信,一条条发过来,他都懒得回,甚至懒得删。

一大早就给母亲通话,说电视台值班,回不去了。母亲叹口气,怎么老是忙,比省长还忙,那你忙吧。前一天,叔叔来电话,问他什么时候回去,他说值班回不去。叔叔也叹口气,说,你忙吧。

还没到护城河,就听到了黑虎泉三个虎头喷水的呼啸之声。这里往日人满为患,现在独独他一个,一人面对泉水,感觉有点奢侈。一片枯叶落到泉池中,像滚沸的水饺,翻上翻下。

这时,电话又来了:我是子城,景之你回来了吗?哦。我给人干了活,包工头跑了,还欠我五万块钱。你说怎么要啊,老同学你当记者,能给我问问吗?我没钱,不敢回家啊。

他说,我没回去呢。再说,现在都放假了,找谁去?

子城又啰嗦了半天,电话里都有了哭腔。但他真是无能为力。最后,他说,节后,我给你卡上打过两千块钱去。别显摆啊,也别跟我老婆说。子城千恩万谢。

老婆钱看得紧。前年春节回家,到二姑家去,二姑父说,自己家的牛,一天夜里,让人牵走了。二姑的眼泪,让他剜心。他掏出五百块钱,放在炕上。谁承想,二姑买了牛,高兴地打电话,告诉了他老婆,老婆放下电话,就咬牙拧他的耳朵,你这吃里爬外的东西,我一分一分地省,你五百五百地扔……最让他伤心的是,他表弟媳妇还不理解。有一次二姑病了,说话给他听,咱表哥有钱,让他出,人家孝顺嘛。他里外不是人了。后来,再给二姑钱,都是先嘱咐,别显摆啊,二姑。

远远地来了一个提水的人。看上去有七十多岁,他把拴上水壶的绳子送到黑虎泉的虎头那里,泉水冲得水壶往外挣,老人拽紧了绳子,使劲靠近虎头,终于将水壶灌满,提上来。老人主动打招呼,年轻人,怎么还不回家忙年?

他说,没有可忙的。他问老人,老人家说是某某县的,在济南都五十多年了。老家没什么人了,父亲母亲去世了,就没有家了。他乡,就是故乡了。年轻的时候,老是忙,不回去,现在想回去,也不那么容易了。现在认钱,不认人。

老人的话,让他心头一凉。老人手里提的两塑料桶泉水,冒着热气,他要帮老人提到台阶上,老人说,不用,我就是锻炼身体,自己来。看着老人艰难地提着泉水远去的背影,他脑中显现出母亲的白发和渴望的眼神,眼圈里竟然有了淚。

他还特别想平日的文友和酒友,一个是诗人老朱,一个是小说家老马。朱马二人,年龄不大,但都爱以“老”称之,三人喝酒,每次都喝到尽兴为止,美其名曰谈文学,其实谈的东西五花八门,就是不谈文学。如今这“二老”都在老家的炕头上跟老母亲过年呢,剩下他这老庞,在街头踯躅。

妻子死烦他喝酒。他呢,喝着喝着就喝大了,被人架回去的时候多些。妻子就很不客气地“综合治理”他。有一次被关在了阳台上,冻感冒了。还有一次,他喝了酒回家,早晨起来,他的两只皮鞋里差不多是一份早餐标配,一只里面倒进牛奶,另一只里面磕了个生鸡蛋,就差两片面包。

天地余一卒,执杯独彷徨。手里其实空空如也,但他感觉该端着杯子,他渴望喝醉。

护城河竟然冰封了。他试探着踏到冰上,济南的护城河比他老家的浯河要差得远,一是浯河要宽,还有就是有沙滩。他记得小时候,夜里跟大哥去滑冰,大哥自制的滑车很简陋,就是用一块木板,木板底下钉两块铁条,就成了。然后要制作滑锥,那得需要很粗的铁条,大哥不知从哪里弄来两根耙齿,那在冰上滑着带劲儿。有天夜里,滑着滑着,他不小心滑到冰薄的灵湾里,咔嚓掉下去了。别的孩子都愣住了,大哥猛地匍匐到冰上,一点一点地把手伸给他,把他拉上来。滑冰是不敢让父母知道的,但是他的棉袄棉裤都湿透了,刚上岸,就浑身结成冰碴子,一走哗啦哗啦响。大哥到岸上,抱来一捆棒槌秸,点上,冬夜里的火苗,舔着他哥俩的脸,他看到哥哥瞪着大眼睛,使劲在火苗上抖擞着他的棉裤。大哥让他贴着自己的身子,他感到无比温暖。他经常回忆那个夜晚。

可是,现在不知是他变了,还是大哥变了。每次回家,大哥总是急。他是镇上的招聘干部,算是股级吧,要弟弟给镇书记说话。他说人家书记忙。但哥哥总是说自己不关心他的政治前途。

打电话,总是问,有消息了吗?他说什么消息?听说你要提拔了。他说没有的事。后来,他终于提了个电视台工商部的副主任,大哥那个恣啊,到处吹,吹他当了副台长。他回家,哥哥胃口就大了,让他找县委书记。有一次,他见到县委书记,顺便说到大哥。县委书记竟然知道他大哥。他说,我大哥能吹,唉,没办法。县委书记说,可以理解嘛。后来给他大哥解决了一个副科级,相当于副镇长。大哥就更显摆了,过清明节,还要带着小车回家添土上坟。这是母亲告诉他的。

他有一次就劝大哥,别张扬,一个副科级干部,张扬什么。大哥说,人活一辈子,不就是要个名分吗?好好混,等你混上个电视台台长,再想办法提我一级。

他喜欢剧本创作,不喜欢工业商业那些吹喇叭的报道,就要求调到了文艺部干副主任。有一次全国一个笔会在镇酒厂开,是他组织的,顺便回了趟家。大哥很冷淡地看着他,看了半天,还是忍不住了,说,你脑子有病啊,上什么文艺部,文艺部能管什么事,跟一帮文人明星打交道;工商部,跟经济部门,县委书记打交道,你说话管用啊。他说,干那些没意思。大哥说,那干什么有意思?

想起大哥,他觉得没有对不起他的,倒是一想起大姐,他就心里难受。当时他和哥哥上学,父亲就不让大姐上了。大姐也没反对。他上三年级那年,看到人家都有《新华字典》,他回家也想要。但家里没钱啊。隔了几天,大姐把她的长辫子铰了,卖给收头发的,给他买了一本字典。至今这本发黄的字典,还在他的书橱中最显眼的位置。他对大姐说,等我上了大学,我一定好好待你,让你的孩子也上大学。我管学费。大姐的孩子转眼也上了大学,但大姐没有让他拿学费。她自己种了十亩大姜,大姐夫跟着人家包工头出去盖楼。麦收前,姐夫接了一个电话,电话是站在脚手架上接的,姐夫嗯嗯嗯地点着头,竟然忘记自己是在脚手架上,一头栽下来,跌伤了腰,花了不少钱,但大姐从来没问他要过一分钱。大姐总是说没事。他让大姐的孩子到济南上大学,他的妻子坚决不同意,让她有本事上北京,上上海,上济南来干什么,他知道妻子是怕在济南,在自己跟前麻烦。但这次他没有听老婆的,大姐的孩子小翠也争气,考上了山东大学数学系。

山东大学离他家很近,小翠星期天就到他这里来。她主要想找他的女儿小甜,表姊妹关系很好,从小一起长大。可是,小翠一来,老婆就长脸,就没好气。等小翠走了,她就开始摔盆子摔碗地出气,话吐出来,很难听。诸如,我伺候你们几辈子呀,这个来了那个去的。我一点捞不到清闲呀,外人不来,咱随便吃点,外人一来,能随便吃吗?

自己的外甥女,怎么就是外人呢?他气愤地说。

不是外人,是什么?妻子也提高了腔。

他沉默,咬住牙沉默,叹口气沉默。最后,到自己命名的“耐烦庐”书房里修炼“耐烦”。他的诗人朋友老朱劝他,跟老婆生什么气呢,自我解嘲的办法是:不能气,不能说,躲在被窝里做个鬼脸……

碍着当舅舅的面子,他不好对小翠说,你别来得太勤了,你妗子不愿意。

有一天晚上下雨,小翠住下了。妻子没好气地摔门进了卧室。等他进去的时候,就开始吵,吵声很大。妻子甚至说出了一些不可理喻的话。他气得扇了妻子一耳光。这一扇不要紧,她竟然大哭大闹。小翠从他的书房里出来,穿上衣服,说:“舅,你和妗子别打了。我走吧。”

外面电闪雷鸣。他默默地跟着小翠下了楼,小翠哭,他也哭,雨水泪水争着在脸上爬。他们走出好远好远,小翠说舅你回去吧。他木木地站着,站在雨里,目送着小翠离去。他又能说什么呢。

后来,小翠就再也没来过。妻子是舞蹈演员,在外面又说又笑,回家见了外人,就如一条冰鱼,僵硬得很。

电话响,是妻子的,她问,怎么还不回来?天这么冷,冻感冒啊。

他说,在外面看个朋友,晚些时候回去。妻子说,神经病,大过年的,找什么朋友。

说起来,妻子也还是知冷知热的。除了对自己管得紧点儿,其他都好。他在家里,是过着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生活。妻子经常给他上课:过日子,就是夫妻俩,还有孩子,其他都是外人。有道理吗?也有,但是还有亲戚啊。妻子说话更绝了:亲戚就意味着互相沾光,沾不上,就骂娘。有些人总骂贪官,但盼到自己的亲戚当上官了,又总希望自己的亲戚贪,自己的亲戚给自己谋利益。那些骂贪官越厉害的,却越希望自己的亲戚当贪官。

妻子说,景之你拍拍良心,你愿意整天背着沉重的包袱过活吗?你不是也埋怨累吗?你听着,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你是看了的,你还记得他说的话吗?“我们这个时代经常出现心脏细微溢血现象。它们并不都是致命的,在有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活过来。这是一种现代病。我想它发生的原因在于道德秩序,要求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违背良心的体系。日复一日使自己表现得同自己感受的相反,不能不影响健康。大肆宣扬你所不喜欢的东西,为只会带来不幸的东西而感到高兴。我们的神经系统不是空话,并非杜撰。它是人体的神经纤维所构成的。我们的灵魂在空间占据一定的位置,它存在于我们身上,犹如牙齿存在于口腔中一样。对它不能无休止地奸污而不受到惩罚。因诺肯季,我听你讲到流放的时候,你如何成长、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

住口吧,话剧艺术家。我不是因诺肯季,咱家倒像流放地了。他说。

不管怎么说,咱的孩子找婆家,就不能找农村的,我受够了。我不愿意再伺候你们这些乡巴佬了。我不愿意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喜欢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我伺候了一辈子了。她说。

那你说了可不算。他说。他看一眼戴着耳机在网上聊天的女儿,然后,气愤地甩门而出,顶着寒风在大街上溜达。

还没回来啊?是小姨的电话。他赶紧接了,说还没回来。小姨说,我给你用新麦子压了一些面条,想你回来的时候捎回去。我还擀了些煎饼。他说,不用了,小姨。电话就挂了。小姨三年前到邻居家串门,镇计生办来抓超生的,误以为是她,就抓了去。不由分说,打掉了两颗牙。后来弄明白是抓错了,送回来。他当时听母亲说了这事,就督促去索赔,但是直到今天也没办成。计生办说,不是抓错了。公安局调解也没调解成。小姨肯定还牵挂着这事,她自己受了些冤枉罪,但无处申诉。

小姨知道外甥事多,就不开口。越不开口,他越难受。他小时候,是在姥娘家长大的,父亲有病,家里兄弟姊妹多,母亲就把他送到姥娘家,其实主要是小姨把他带大的。一九八四年上大学,小姨还给买了一条毛毯。他仿佛看到小姨皴裂了的手,她在家养猪,一天不闲着。夏天,听母亲说,小姨得了病,也没告诉他。他悄悄给小姨寄了五百块钱。小姨需要我,但是我不能回去。他苦恼地摇了摇头。

往日的小酒馆都关了門,有的还贴上了对联,对联多是印刷的,比农村手写的差远了。往年春节,他是在家过的,去年春节,他还搞了个调查,他走访了六个村的亲戚,发现手写春联几近绝迹。农家贴的多是集市上买的印刷春联或银行、保险公司等赠送的植入广告的印刷春联。他的老家景芝镇,曾被明代学者顾炎武在其所著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称为齐鲁三大古镇之一。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景芝镇村民每年的手写春联在诸城、安丘、高密三地中首屈一指,而如今正在消失。

他记得,过去每到腊月,生产队里就支起炉子,写对联。那真是热闹。他一户一户地想着他的曲堤村,从村东头数,一直数到西头,再从南头,数到北头,有的想不起来了,就遗憾地跳过去……他又回到了故乡,脸上有了笑容,这是他一天来第一次开心地笑。

天已经上了黑影,地上已经全白。在一个路口,他看到地上的火苗。两个人蹲在地上烧纸钱。从旁边走过去,他看到火苗映红了两张脸,一张脸是个孩子,另一张脸是悲戚的中年妇女,留着短发。她还在嘴里念叨着什么。这是祭奠自己的亲人,亲人多是在这个地方出了车祸。

他的大舅在十年前,骑着摩托车带着大妗子,被一个酒驾司机撞飞。大舅当场死亡,大妗子住院三个多月。他回家给大舅出殡,在大舅出事的路口,那摊干了的血迹,还在。他在血迹前,站了好久。他也该到那摊血迹前,给大舅发点纸钱的。每年回家,都要给大妗子点钱,钱不多,只是表一表心意。

原来他大舅家村东的国道窄,路两旁是防风林,林外接着是果园,那条国道,事实上是从树林中穿过的。他小时候,跟着姥娘去搂过草,那时候,也没听到有什么车祸。现在大路拓宽了,树全部砍伐了,是光秃秃的大路了。

小舅家的表弟,打工回家,在路上被撞倒,刚刚出院。有一天,小舅从镇上打工回来,小妗子嘟囔着赶紧开上拖拉机去把坡里的豆子拉回来,小舅一开始不愿意,但是拗不过,就开上车去了,小妗子坐在拖拉机车斗子里。结果被后面上来的拖挂货车撞到了沟里。小表弟竟然先打电话给他,他又打电话给家里人,送到医院抢救,小妗子抢救了五天,不行了,小舅还昏迷不醒。先给小妗子办丧事,要火化,但是交通事故没处理,治疗费又没有,医院不让拉遗体。他又找市卫生局,又找县里医院领导,总算把遗体拉出火化了。他还有一大堆的事情要干,电视台安排的采访任务一个接一个。他只能抽空打电话问问。小舅终于保住了命,出院了。接着是交警处理。处理完,小舅又整天打电话,说是你小妗子的赔偿费我没见,你得给我问问。他头就大了。每天几个电话,弄得他发火也不是,不发火也不是。后来,见了小舅的电话,就不接了。可是,有一次,来了个陌生电话,接起来,竟然是小舅,上来就被训了一顿。他实在没办法了。他说,小舅啊,我还有好多的事要干,不光咱自己的事。再说,赔偿费是你和表弟之间的事,我怎么好掺和。听着小舅发完火,他心里难受,又不能对别人说,自己在家拿出酒,竟然喝醉了。

谁都可以指使我,我倒不如当初在家种地的好。他恨恨地在地上吐了口痰。可是,这些没权没势的亲戚,不找你又去找谁呢?

跺跺脚上的雪,他来到吉祥酒馆门前,屋里的灯映到外面,照得雪都有点儿橘黄色。他敲开门,这是夫妻店,夫妻俩在忙活。这夫妻俩,丈夫叫吉祥,跟他是老乡,都是景芝镇的,所以他常来。小孩子在饭桌上做作业,皱着眉头,咬着铅笔杆,脚还在玩一个白白的小球。煤球炉子上坐着水壶,正吱吱响着。

他问,还营业吗?

吉祥说,不营业,咱也得喝啊。

不一会儿,端上一个芹菜炒肉丝,一个拌木耳,一盘炒花生。他跟掌柜的就喝了起来。妻子则在床上剪窗花,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

你说,咱那会儿,过年,一大帮孩子在胡同里,多热闹。现在一个孩子,孤孤单单的,还要做作业。

谁说不是?在雪地里跑啊,跑啊,放鞭炮;那时,是穷点,没有好吃的,好穿的,可是乐呵啊。

女人说,过年,俺那会儿就盼着有个花褂子,一年盼一个。

煤球炉上的水扑啦一声,水开了,女人放下剪子去倒水。一边倒,一边用指头戳儿子,瞪着个眼,你倒是做啊,老是咬铅笔头。

景哥,怎么不回家呀?又不是没车。

唉,领导让加班。

加什么班?都过年了。

还要值班呢。

景哥,我也不是不想回去,可是回去,愁得慌。你说,出门在外,我们两家的亲戚,就招架不了。哪家走不到都不行,每家你至少也得二百块钱吧。我一年才挣多少?去年我回家,每家都走到了,花了五千多块啊。可是,二大爷家我姐姐病了,我没去,二大爷就说话给我母亲听,孩子在济南熬好了,把自己的姐姐都忘了。你说说,你说说。我在济南开个酒馆,一年满打满算,挣不到五万块钱。孩子上学,一把就是一万。

女人说,不回了,不回了,回去光生气了。原来,俺哥哥的孩子,我都是给磕头钱,一人一百。给了好多年,现在都二十岁了,上大学了,就没给。你猜怎么着,脸一下子就拉下来,像个驴脸啊!俺的钱也不像雪是天上飘下来的。不回去了,坚决不回去了。如今的人,认钱不认人 。

他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喊道,孩子,过来!

孩子吃得胖胖的,像个小墩子,听到喊叫,放下铅笔,跑过来说,大爷你好。

嘴还怪甜的,来,拿着。这是磕头钱。他说。

吉祥说,景哥你客气了。还不快给你大爷磕头。孩子两个手指头捏着一百块钱,趴到地上就真磕了一个。额头上沾着了煤灰,像一个黑痣。

“春晚”开始了,还喝?女人提醒。

喝!“春晚”代替不了喝酒。

于是继续喝。花生米吃完了。吉祥又喊,拿火腿肠来。女人嘟囔着,从冰箱里拿出两根火腿肠。吉祥又喊,再拿点辣丝子。女人哼一声,进了屋。吉祥大喊,怎么,还反了你了。给我拿!

他说,老弟啊,算了,咱喝这些就行了。我也要去值班了。

值什么班?我还不知道你啊,你是怕回老家。

吉祥真的喝醉了,站起来,趔趄着到冰箱那儿去,我这里还有炸鱼呢,还有鸡腐丸子呢。说着就往外端。女人一个箭步冲出来,大吼着,吉祥你别不识好歹,你给我放回去,放回去。吉祥偏不,端着鱼就往外走,还伸口咬掉了炸鱼的尾巴。女人就夺那盘子,吉祥就往后撤,手不稳,盘子掉到炉灰里。

女人就嘤嘤地哭着到炉灰里去扒拉鱼,一边哭一边说,景哥,不怕你笑话,这鱼是准备给工商所的老王的,他下午来说,俺这里鱼炸得好,就定下了。他说,我明白。

吉祥说,什么鸟工商所所长,不管他。咱就是要吃。

小夫妻继续在拌嘴。他喊,结账。吉祥说,结什么账,算我请客,景哥。

女人不说话,眼睛瞪着吉祥。

他拿出五百块钱,放在饭桌上。

拍拍吉祥的肩膀,景之说,龙年吉祥啊!我再拿瓶景阳春。走了。好好过年啊。

吉祥往外追,让女人一把拽住,并捎带着剜了一眼。女人的声音带着笑,景哥,您慢点走啊。

他提着酒,在雪地里晃荡,漫天的白。所有的垃圾都被盖住了,干干净净。他拐上护城河桥,然后来到边上的一个工地,他是要找老赵头。记者搞“走转改”活动,他就采访了老赵头,二人也成了忘年交。晚上散步,他爱到老赵头这里拉呱。老赵头死了老伴,想再找一个,结果儿女都不让,一气之下,到济南打工,给人家工地上看大门,一月一千五百块。

老赵头的门开着,正往外冒烟。他赶紧过去,一看他歪在地铺上抽烟,抽着抽着睡着了,煙头烧着了被子。他帮老赵头把被子铺到地上,用湿毛巾去擦那着了的地方。老赵头咳咳咳地咳嗽着,吐出一口浓痰。

过个年把自己火葬了,那可成笑话了。老赵头说。

他刚坐到马扎上,踩到了一只猫的尾巴,猫大叫一声。这时,他看到老赵头这间简易房里有好几只猫的眼睛,都闪着绿光。老赵头说,别怕,是些流浪猫,我平时喂它们,它们就都来了。他朝猫们招招手,这些猫都围拢过来,围成一个圈,他和老赵头被围在了圈里面。景之说,大爷你把猫们训练得不错啊。

老赵头说,给它们吃,它们就听你的。不听,就不给它,饿着它,就跟人一样,给谁干活,就听谁的。

他们开始喝酒。他把酒放在地铺上。老赵头不知从哪里还弄了块驴肉,用刀子随便划拉开。简易棚旮旯里还有半蛇皮袋子花生,生的,还带着皮,皮上沾着土。老赵头说,这是闺女让外甥年前捎来的。

老赵头说,花生沾着老家的土,我觉得才够味;随便从外面买的花生,我吃着没有滋味。老赵头摩挲着那饱满的花生,说,我让你猜个谜语吧:麻屋子,红帐子,里头坐着个白胖子。

他说,这个谜语,我奶奶教过我。

唉,这个谜语也是我奶奶教的,是过年的晚上,剪完窗花后教的。

老赵头继续用青筋突出、粗糙的长手指搓着花生的麻子皮,搓下的干土一点点到了手心,他一仰脖子,把那土送到嘴里去,就跟吃药一样,还端起酒杯,用一口酒送了下去。可能是这口酒喝大了,他的眼里竟然涌出了泪。

雪在下着,一老一少默默地喝着酒,喝一口,就剥一个生花生吃,喝一口,就再剥一个。他们都没去吃那驴肉,驴肉在灯光下,像一块泥巴。他们其实也成了泥巴。烂醉如泥,是真正的雪夜泥醉。

门外,鞭炮声开始炸响,整座城市炮火连天,烟火弥漫。

责任编辑 李春风

邮箱:sdwxlcf@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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