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叔河《曾国藩教子》随笔

作者:钟叔河 来源:原创

曾国藩教子

在戏台上,“衙内”是不受欢迎的脚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是低能纨袴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几句颇为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能力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哥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凤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地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二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之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力,结果却只造就出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呢?

我是喜欢读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史书上的记载。可是,在清朝咸丰、同治时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纨袴子弟。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这样的学者,这是什么缘故呢?

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而且他的教子之方,还多多少少传了下来,影响及于更久和更广。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七一年)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其成功的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也不求其勉强成名成家。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三年七月,纪鸿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诫:“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对子女要求极其严格,却不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利益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是谁,都不能不承认曾氏个人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云: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在今天看来都已经过时,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专制制度下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一九八六年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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