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精粹》

前言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宋代的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明初，学者朱右将他们的文章编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即始于此。明朝中叶，学者唐顺之辑录《文编》，仅取此八人的文章，这为“八大家”名称的定型和流传起了一定作用。此后不久，学者茅坤根据朱、唐的标准选编了八人的文章，辑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唐宋八大家”之称遂固定下来。

在我们今人看来，“散文”二字只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词语。但是，放在“八大家”生活的年代，这两个字更多意味着“离经叛道”和“不合时宜”。因此，“散文”要想立足于世，非经历暴风骤雨似的文化运动，非有力能扛鼎“大家”的摇旗呐喊，而不能实现。而这“八大家”正是唐宋之际两次“古文运动”的发起人物和擎旗斩将的中坚人物，其实这才是“八大家”之为“大家”的真正原因。

唐宋时期，“散文”的正式学名叫做“古文”，是指先秦、两汉时期，以散行单句为主、质朴自由、不受格式拘束、有利于反映现实生活、表达作者思想的文体。此概念最早由韩愈提出，是相对于当时的主流文体“骈文”而言的。所谓“骈文”，是指六朝（魏、晋、宋、齐、梁、陈）以来，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典故的文体。骈文始于西汉立国之初，盛行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中虽有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更多的则是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作品。这就丧失了作为文字、文章的本来意义：经世致用，言为事作，而沦为一种文字游戏，因此，作为一种文体，骈文于当时已经成了文学发展的严重障碍。

针对这种文道没落的状况，西魏（北朝之一，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时期的古文，以改革骈文文体，但收效甚微。隋文帝时，曾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朝臣李谔也上书请革“文华”，但都没有扭转这种颓风。唐朝初期，骈文仍占文坛的主导地位，唐太宗为文也尚浮华。初唐四杰之一王勃曾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自己的作品仍多用骈体；同一时期，陈子昂也擎起复古的旗帜，但都收效甚微。

唐玄宗天宝年间，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先后提出“宗经明道”的文学主张，史学家刘知几也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并用散体作文，这就成为“古文运动”的先声。

安史之乱后，李唐王朝重新进入暂时的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迹象。但是这一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依然尖锐，因此一些有识之士便继承中唐以来“宗经明道”的文学主张，并身体力行，力图变革社会现实，由此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文化浪潮，其声势第一次压倒了骈文，成为一次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古文运动”。这次“古文运动”的中坚人物就是韩愈和柳宗元。

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革社会合而为一。他首先提出“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口号，意思是说“文”像车，“道”像车上所载之货物，通过车的运载，可以达到教化世人，变革社会的目的。这便是这次“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这一主张得到好友柳宗元的积极响应，从而形成古文运动中的“双璧”。他们重视自身的品德修养，重视作文中的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大力扶持许多后起之秀，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此外，韩柳二人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强调“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韩愈《答李翊书》），“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

二，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韩愈《进学解》、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三，鼓励自创新词新意，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因袭模仿，要求“惟陈言之务去”（韩愈《答李翊书》），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所以对古圣贤人的着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四，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感文采有余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穽（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五，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柳宗元《与友人论为文书》）的状况表示愤慨，指出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柳宗元《与杨京兆凭书》）。显而易见，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实际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大力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与冯宿论文书》）。”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们“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不断壮大古文运动的队伍。

韩愈的学生有李翱、皇甫湜、李汉等人，他们又转相传授，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开展。韩、柳诸人注意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提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写下了许多优秀作品，扩大了书面语言的表达功能，“文起八代之衰”（苏轼语。八代指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重振了我国古代的散文传统，以至于后人将他们二人领导的古文运动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

韩、柳二人故去以后，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写的一些讽刺现实的小品文，也都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但是由于当时缺少力能扛鼎的大家，古文运动逐渐衰微。五代十国时期，社会动乱不堪，整个文人阶层充斥着醉生梦死的情调，因此追求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性灵风尚的骈体文风又死灰复燃，并再次成为文坛的主流。一如前蜀的牛希济在他的《文章论》所言：当时文章“忘于教化之道，以妖艳为胜”。

北宋初年，国家统一，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一部分上层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饰太平，歌功颂德，吟风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来的浮艳文风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真宗朝和宋仁宗初年，以杨亿、刘筠为代表的“西昆派”，追求声律骈丽的形式主义思潮，席卷了当时文坛。

但北宋立国有先天不足，北有辽国觊觎，西有西夏虎视，无复汉、唐的帝国气象。同时，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剧，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争日趋尖锐，一些开明的中下层士大夫文人感慨国耻，满怀国忧，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写作反映现实的诗文。这一时期，王禹偁、柳开又开始提倡古文，都提出文道合一的主张，但二人孤军作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文化运动。到石介诸人出来，才给延续百年之久的淫靡文风以有力打击。

石介着《怪说》，猛烈抨击“杨亿之穷妍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丽，浮华纂组”，并在《上范思远书》中呼吁“二三同志，极力排斥之，不使害于道”，矢志“学为文，必本仁义”，宁死不作淫靡文章。但石介的创作成就并不大，因此并未形成气候。直到欧阳修出现，并振臂一呼之后，才再次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

这次古文运动直承中唐韩、柳的要旨，主张“文以载道”、“文以明道”。欧阳修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苏轼说“吾所为文必与道俱”（《朱子语类引》）。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发起阶段。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在提出的改革时弊政纲中，主张改革文风。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两次下诏申戒浮华文风，提倡散文。由于朝廷表态，主张改革文风之士接踵涌现。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觏、尹洙、石延年、苏舜钦、梅尧臣、宋祁、欧阳修等。他们频繁往来，相互唱和，一齐向文坛积弊发起了空前有力的冲击，显示出浩大的声势。

二，高潮阶段。宋仁宗嘉佑年间（1056—1063），欧阳修凭借其政治地位（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大力提倡古文，造就了一支高水准的古文写作队伍。他的同辈苏洵，学生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苏轼门下的黄庭坚、陈师道、张耒、秦观、晁补之等人，都是古文能手。他们各树旗帜，身体力行，从而使古文运动再一次掀起高潮。

欧阳修在这次运动中的杰出作用有以下几点：

1、有意识地把诗文革新同范仲淹领导的政治改革结合起来，使古文、诗歌和文学理论批评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从而把运动更加引向了自觉和深入。

2、阐明理论，指引革新。他提出了“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主张作文须简而有法，流畅自然，反对模拟与古奥。他论诗重视美刺劝戒，触事感物，提出“诗穷而后工”的着名论点，强调诗人的生活遭遇对于创作的重要作用。他推崇杜甫，赞赏李白。他首创“诗话”这一评论诗文的新体式，其《六一诗话》发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论、诗论见解。他的诗文理论，指导了作家的创作实践，为革新运动指明了方向。

3、改革科场积弊，罢黜四六时文。欧阳修在嘉祐二年（1057）权知礼部贡举，严格规定应试文章必须采用平实朴素的散文，坚决贬斥险怪奇涩和空洞浮华的文风。

4、大兴创作之风，努力奖掖后进。欧阳修积极创作了许多优秀散文，内容充实，形式新颖，平易自然，流畅宛转地叙事、说理、抒情，从而开辟了一条散文创作的通衢大道。同时，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特别是他推重王安石、曾巩和苏氏父子，作为诗文革新的中坚力量，保证了古文运动的蓬勃发展。

三，完成阶段。神宗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任参知政事，主持变法。他更把诗文革新，作为推行“新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内容应有关“礼教治政”，“务为有补于世”，“以适用为本”。他一再痛斥“章句声病，苟尚文辞”的倾向，在诗歌方面独尊杜甫的现实主义诗风。

而领导这次运动取得全胜的人物则是苏轼，他是继欧阳修之后的北宋文坛领袖。苏轼提出诗文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号召作家要“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他的诗文词赋，体现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苏轼积极奖掖后进，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以及陈师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对北宋文学繁荣都作出了贡献。至此，古文终于以压倒优势，取得了对骈文的最终完胜。

此后，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一直为元、明、清各代的散文家奉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欧阳修、曾巩、苏轼等。比如，明代的公安派、竟陵派，清代桐城派、阳湖派，无一不受到唐宋古文的启发或影响。这样看来，唐宋古文运动，实不啻为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座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