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櫆:游万柳堂记
刘大櫆
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既成，则不得久居其中，偶一至焉而已，有终身不得至者焉。而人之得久居其中者，力又不足以为之。夫贤公卿勤劳王事，固将不暇于此，而卑庸者类欲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
临朐相国冯公，其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而有园在都城之东南隅，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日“万柳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
雍正之初，予始至京师，则好游者咸为予言此地之胜。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
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然则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彼身在富贵之中者，方殷忧之不暇，又何必脧民之膏以为苑囿也哉!
刘大櫆的《游万柳堂记》，写于清代雍正之初。从题目上看，这是一篇游记，但细读全文，便知不是以记游为重点，而是借记游写感想，发议论，是游记文的变格，又是议论文的特殊样式，可以说是一篇游记式的论说文。
作为一篇游记，作者总是根据美学的观点，游览的进程、时间的先后、表现的重点来选取自然风光和名胜古迹。此文却非如此。它开头凌空而起，起笔峭立：“昔之人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土木之工，而无所爱惜”，自己不住，只不过“以此震耀其乡里之愚”。早在宋代，韩琦作昼锦堂，欧阳修为之作记，就委婉地指出，那是“夸一时而荣一乡”。“昔之人”大概指这一类的人。刘大櫆的议论，很显然在思想上是与欧阳修相通的。继而由历史上的古人联系到当朝权势人物的作为：临朐相国冯溥，因屡次主考，门生极多，名望很大。而实际庸庸碌碌，持禄保位，无所作为。“无可訾亦无可称”便是对他的中肯评论。然而他为了显示贵极富溢，“震耀其乡里之愚”，便在都城广渠门东南隅经营三十亩之广的园池，尽植以柳，并取元代大臣廉希宪在北京右安门外建造的万柳堂作为自己别墅的名称。文中用白描的手法描绘园池的景色：“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这里着墨不多，而气韵自胜。生动地写出了园池蒹葭苍苍，云水清淡的情趣。
万柳堂如此幽美，实乃为游览胜地。所以文章便水到渠成地转入写游。同一景物，往往因人的心情不同，感受不同，而境界互异。李渔说冯氏万柳堂初建时，募人种柳，“但种一株培寸土，便称业主管芳菲”，所以种得很快;杭世骏歌唱“半天婀娜绿梯抽，拂拂新条乱打头。两翼画栏红不断，荻芽茭叶满春流”的景色;朱彝尊甚至说：“午雩幸忝从游列”，自处于冯的学生之列，以从游为荣。刘大櫆游园，看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致：“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于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时过景迁，三个“至”字写出了万柳堂由昔日的繁华到衰败的过程。由于作者带着一种愤世嫉俗的心情来游万柳堂，且又善于发现和分析问题，无处不触发作者的心绪，因而很自然地由自然景物的兴衰联想到人世的荣升与降落：“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把自己对人生的认识，寄托到记游探胜的感受之中，使自然景色与人生哲理契合无间地结合在一起，把记游与说理巧妙地熔为一炉。既使抽象的道理阐述得生动形象，又使具体的记游增加了思想深度。写到这里，感叹之情似犹未尽，因之以“然则”一转，又作了进一步的抒发，更为痛快淋漓地指出：“士苟有以自得，宜其不外慕乎富贵”，“朘民之膏以为苑囿”。这立意显然高于其他文人，它充分地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抨击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思想感情。真是“一弹再三唱，慷慨有余哀”。清末学者刘师培在《论文杂记》中指出，在桐城派的作家中，“惟海峰较有思想”，这确是合乎实际的评论。
刘大櫆的散文，议论文的成就尤高。此文便是很好的范例。以议论为先导，由记游带出议论，记游是生发哲理的基础，前后呼应。意能称物，言能尽意，经过他的分析论证，不仅使人信其言之有理，而且看出他的逻辑严密，锋颖精锐，语言条畅。
作为一篇游记，给读者的感受，往往是赏心悦目，心旷神怡，再不然便是因为江山极目，激起了慷慨豪壮之情。但本文却非如此，人们读后总感到有一种愤世嫉俗的郁闷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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