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是二十四史中卷帙最为浩繁的一部官修史书。
元世祖忽必烈命修宋史，但对体例问题争执不休，一种意见认为宋为正统，辽、金为割据。另一种意见认为，辽自唐末占据北方，与五代、北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继周统，至靖康之变，当为宋史；金破辽灭宋，据有中原，当为北史；建炎以后则当为南宋史。元代后期，社会矛盾激化，元顺帝急于要从前代历史上寻求治国良方，以维护其统治，公元1343年(至正三年)，诏修辽、金、宋三史，当时脱脱为相，主持修史，断然决定，辽、金、宋都是正统，设局修三史。
《宋史》的志有一百六十二卷，在二十四史中，志的分量最重，其中《食货志》十四卷，是《旧唐书·食货志》的七倍；《兵志》十二卷，是《新唐书·兵志》的十二倍；《礼志》二十八卷，竟占二十四史所有礼志的一半。《宋史》列传二百五十五卷，共写了两千多人的生平事迹。这样一部庞大的史书，是在短短两年半的时间内赶写成的，公元1345年(至正五年)成书。
《宋史》保存了丰富的史料。宋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皆具有新的特点，宋代的封建主义君主专制，采取了防止分裂割据再现的强有力的措施，完成统一。《宋史》卷三《太祖三》赞曰：“名藩大将，俯首听命，四方列国，次第削平。”经过四十年的励精图治，务农兴学，慎罚薄敛，惩治贪污，广开言路，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土地利用程度的提高，棉花种植的推广，棉纺织业的兴起，独立经营的丝织作坊的出现，冶金、陶瓷、造纸、制茶业的发展，便钱务、交子务的设立，纸币的行使，以及三大发明，这些事例，说明有宋一代，时代的内容非常丰富，劳动人民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方面，皆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些成就绝大部分在《宋史》上或多或少有所反映。
封建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宋史》卷一七三《食货》上一，专说农田之制，从太祖即位谈起，一直谈到咸淳三年，说明宋代土地兼并问题始终是很严重的；与此同时，全国多废田，多流民，真宗、仁宗时期，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而京西的唐、邓间抛荒的土地竟占十分之八九，因此有人提出，要将唐州废为县。小民百姓最感到痛苦的，是“催科无法，税役不均”，要求“均平赋役”的呼声较高。如何均平赋役，赵宋统治者作了一些表面文章，如派均税官，行经界法，但吏治腐败，毫无实效。宋代的官吏，“明贤者绝少，愚暗者至多”，赋役不能均，狱讼不得平，水旱不予救。自赵匡胤始创猜疑之法，为防止兵变与政变，保全赵家之权益，痛抑一切聪明才智之士，谏官有以尽言而去职，御史有以振职而出台；范仲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熙宁新法皆以失败告终。奸臣当道，忠良遭殃。这些情况，在《宋史》列传中有比较多的记载，如《宋史》卷三一九《欧阳修传》就有“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谋臣不用，敌国之福也。”宋代的政治，正不胜邪，是非不分，所谓“天子无一定之衡”，《宋史》提供了较多的事例。
《宋史》上有不少珍贵的史料，如卷五六《天文志》九记载，客星“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这是说，公元1054年六月十日，新星出于金斗座，经过一年后，才稍微隐没不见。这是目前世界公认第一颗超新星记录。此外，《宋史》还记载了公元1006年和1181年的两颗新星。《宋史》上的《天文》、《律历》、《五行》等，虽充满封建迷信的说教，但仍然保存了许多宝贵的天文气象以及关于地震等自然灾害的资料。
宋代道学(即理学)兴起，在《宋史》上有比较充分的反映。道学，成为贯穿《宋史》的主导思想。因为元统治者企图以儒家思想加强思想统治，特诏定以《四书集注》试士，集注的编者朱熹被推崇备至，朱熹是集道学之大成者，把三纲五常提高到天理的高度，使道学成为官方哲学。执笔编修《宋史》的铁木儿塔识、张起岩、欧阳玄，都是道学的忠实门徒，特别是欧阳玄，对道学颇有研究。他们都能体会贯彻元统治者的意图。道学家的思想主张成为他们编写《宋史》的原则纲领，他们为了很好地为君主专制服务，特立《道学传》，大量选录道学家的学说，宣扬唯心史观。写入《道学传》的有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等二十四人，朱熹传写得最长、最详尽。
《宋史·道学传》为我们研究道学、了解道学家的本来面目，提供了不少史料。
宋代农民起义，以“等贵贱，均贫富”为纲领口号，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宋史》在道学思想的支配下，对宋代频繁的农民起义没有给予一定的篇幅，对农民起义首领，只立了《方腊传》，是作为《童贯传》的附传出现，而且视起义农民为“盗”或“贼”，这是与其他封建“正史”共同的地方。对当时的改革家王安石，则多有歪曲不实之处。但是对推荐秦桧可任大事的张浚，对蔡京腹心叶梦得，却百般回护，在他们的传里，为之隐恶扬善。这种是非失当的现象，在《宋史》中比较普遍。因为元代修《宋史》，多本之宋代《国史》，而宋之《国史》又多据各家事状、碑铭编缀成篇，故是非不可尽信。周世宗亲征寿州时，刘仁赡降。此事已经欧阳修辨明其非，《宋史·袁彦传》仍以讹传讹。《宋史·曹友闻传》记元兵攻武休关，败都统李显忠军，而李显忠早在六七十年前死去。如另有一李显忠，则当加以说明。《宋史》对不应立传的却立了传，如卷四一九的宣缯、别之杰、邹应龙、金渊，卷四二〇的张磻、饶虎臣、戴庆炣，都只叙履历，绝无一言一事，根本无立传的必要。而对布衣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水工高超创造黄河决口合龙的新技术，都付缺如。《宋史》的遗漏较多。突出的问题是繁杂芜秽，卷三五七既有李熙靖，卷四五三又有李熙靖，考其事迹，实系一人，并非偶同姓名者，这就是一人两传。传与传，表与传，纪与传，传文与传论之间，互相矛盾，如《陈宜中传》谓尹玉等皆战死，张全不发一矢；《尹玉传》则称张全等抗战军败。《宋史》前后详略不一，北宋的历史讲得很完备，因为有王偁《东都事略》及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作为参考；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的历史也写得不错。但南宋中叶以后，就写得过于简略，尤其是把南宋末年最后两个小皇帝即端宗(赵昰)、帝昺(赵昺)削去帝号，不写入本纪。
由于《宋史》存在不少问题，有人作改写的尝试。明代柯维骐，为了一心一意改写宋史，竟然采取“自宫”的办法。他以宋为正统，辽、金为附庸，合三史为一史，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旁征博引，考订伪误，增补缺漏，修成《宋史新编》二百卷。这部书对《宋史》谬误虽多有订正，但见闻不广，在史料上很少有所增补；至于以宋为正统，尤属偏见。与柯维骐《宋史新编》体例相似的有明代王维俭的《宋史记》二百五十卷，这书只有传抄本，藏北京图书馆。明代王洙的《宋史质》一百卷，以明继宋，将辽、金列于外国，并削元一代之年号。以明太祖之高祖追称德祖元皇帝者承宋统，后继以太祖之曾祖、祖父，至顺帝至正十一年，即以为明元年。清代有志于重修宋史的人很多，陈黄中写出了一个未定稿《宋史稿》二一九卷。清代的陆心源见《宋史》卷帙浩繁，又多遗漏，于是根据《续资治通鉴长编》、杂史、文集所载墓志及方志等书，增补列传七八一人，附传六四人，编成《宋史翼》四十卷。这些重修的书，都只能作为《宋史》的补充，而不能代替《宋史》，其史料都不及原《宋史》详细。因此《宋史》仍不失为重要的史料书。为了纠正《宋史》上的一些错误，有不少考证文章，如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宋史刑法志考证》，纠正了很多错误；聂崇歧《宋史丛考》对本纪与地理志的错误进行了订正。
《宋史》的版本较多，有元代“至正本”、明代“成化本”、清乾隆“武英殿本”等。197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宋史》四十册，经过标点、分段、校勘，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但仍是目前容易得到的比较好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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