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1]。
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2]。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3]。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4]。
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5]。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6]。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7]，念之断人肠。
【注释】
[1]关东：函谷关（今河南灵宝西南）以东。义士：指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州郡将领。讨群凶：指讨伐董卓及其党羽。
[2]初期：本来期望。盟津：即孟津（今河南孟县南）。相传周武王伐纣时曾在此大会八百诸侯，此处借指本来期望关东诸将也能像武王伐纣会合的八百诸侯那样同心协力。乃心：其心，指上文“义士”之心。咸阳：秦时的都城。此借指长安，当时献帝被挟持到长安。
[3]踌躇：犹豫不前。雁行（háng）：飞雁的行列，形容诸军列阵后观望不前的样子。此句倒装，正常语序当为“雁行而踌躇”。
[4]嗣：后来。还：同“旋”，不久。戕（qiāng）：残杀，杀害。
[5]淮南弟称号：指袁绍的异母弟袁术于建安二年（197年）在淮南寿春（今安徽寿县）自立为帝。刻玺于北方：指初平二年（191年）袁绍谋废献帝，想立幽州牧刘虞为皇帝，并刻制印玺。
[6]万姓：百姓。以：因此。
[7]生民：百姓。遗：剩下。
【赏析】
此篇是《薤露行》的姊妹篇。清人方东树的《昭昧詹言》中说：“此用乐府题，叙汉末时事。所以然者，以所咏丧亡之哀，足当哀歌也。《薤露》哀君，《蒿里》哀臣，亦有次第。”就说明了此诗与《薤露行》既有联系，又各有侧重不同。《蒿里》也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崔豹《古今注》中就说过：“《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曹操以《蒿里行》为题，以粗矿凌厉的笔触，在广阔的背景下，描写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对处于颠沛流离中的劳动人民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哀怜之情，成为此题之作的另体和别调，开阔了乐府诗所表现的题材。如果说《薤露行》主要是写汉朝王室的倾覆，那么《蒿里行》则主要是写诸军阀之间的争权夺利酿成丧乱的历史事实。
此诗前十句勾勒了这样的历史画卷：关东各郡的将领公推势大兵强的渤海太守袁绍为盟主，准备兴兵讨伐焚宫、毁庙、挟持献帝、迁都长安、荒淫无耻、祸国殃民的董卓。当时各郡虽然大军云集，但却互相观望，裹足不前，甚至各怀鬼胎，为了争夺霸权，图谋私利，竟至互相残杀起来。诫之不成便加之笔伐，诗人对袁绍兄弟阴谋称帝、铸印刻玺、借讨董卓匡扶汉室之名，行争霸天下称孤道寡之实给予了无情的揭露，并对因此造成的战乱感到悲愤。诗中用极凝练的语言将关东之师从聚合到离散的过程原原本本地说出来，成为历史的真实记录。
然而，曹操此诗的成功与价值还不仅在此，自“铠甲生虮虱”以下，诗人将笔墨从记录军阀纷争的事实转向描写战争带给人民的灾难，在揭露军阀祸国殃民的同时，表现出对人民的无限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注和担忧，这就令诗意超越了一般的记事，而反映了诗人的忧国忧民之心。连年的征战，使得将士长期不得解甲，身上长满了虮子、虱子，而无辜的百姓却受兵燹之害而大批死亡，满山遍野堆满了白骨，千里之地寂无人烟，连鸡鸣之声也听不到了，正是满目疮痍，一片荒凉凄惨的景象，令人目不忍睹。最后诗人感叹道：在战乱中幸存的人百不余一，自己想到这些惨痛的事实，简直肝肠欲裂，悲痛万分。诗人的感情达到高潮，全诗便在悲怆愤懑的情调中戛然而止。
此诗比《薤露行》更深刻地揭露了造成社会灾难的原因，更坦率地表现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和对人民的同情。曹操本人真正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还是从他随袁绍讨伐董卓开始，故此诗中所写的事实都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较之《薤露行》中所述诸事，诗人更多直接感性的认识，故诗中反映的现实更为真切，感情更为强烈。
作品从叙事人手，以质朴的语言，叙述了袁绍等军阀讨伐董卓不成，转而互相攻战的史实，形象地揭示了军阀混战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深刻地反映了东汉末年动乱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对割据势力的痛恨和对人民苦难的同情，同时也暗含着作者要削平战乱，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愿望。就诗作的内容讲，它又是一篇对封建军阀、割据势力进行讨伐的战斗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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