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反对农奴制度和沙皇专制统治的不屈战士。他是俄国解放运动史上第二代革命家——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卓越领袖。这一代革命家继承了前一代贵族革命家的传统，扩大了和群众的联系，提出了彻底的民主主义的革命理论和纲领，为下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斗争奠定了基础。列宁称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先驱者”。

1828年7月24日，车尔尼雪夫斯基诞生在伏尔加河边的城市萨拉托夫。他父亲是一个牧师。车尔尼雪夫斯基从小就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赞颂自由的诗篇，乔治·桑和狄更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小说，是他童年时代的启蒙读物。进入中学以后，他开始阅读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的作品，又亲身体察农奴制度下的现实生活，从而对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了兴趣。1846年，18岁的车尔尼雪夫斯基考取了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他的唯物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世界观便是在大学时代逐步形成的。

当时在彼得堡，围绕着农奴制改革的问题，展开着激烈的思想政治斗争。平民知识分子革命运动方兴未艾。它的创始人别林斯基的革命活动正达到了最高峰。在这里，年青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既能更清楚地看到农奴制度和沙皇统治的腐朽反动，也能更强烈地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和影响。他对大学课堂里讲的东西没有多少兴趣，而把大部分时间用来读书和独立思考。他广泛地阅读文学、历史、哲学、经济、自然科学，甚至工程技术方面的书籍，但是最吸引他的是果戈理的小说，别林斯基后期的文学评论，以及赫尔岑和费尔巴哈的哲学著作。

在大学里，车尔尼雪夫斯基结识了彼得罗舍夫斯基派的一个主要成员哈内科夫，并且通过他和这个派建立了联系。彼得罗舍夫斯基派是一个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的革命组织，激烈反对农奴制度。它的成员多数是青年，他们定期举行秘密集会，研究哲学和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讨论各种社会政治问题，包括如何在俄国发动革命。这个组织的活动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思想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848—1849年欧洲革命给车尔尼雪夫斯基以极大的震动。他急切地盼望俄国也早日发生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并把政权交给最下层而人数最多的阶级——农民、雇工和工人。他在1848年的一篇日记中说：“在人类最终目的的信念方面，我已完全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极端共和主义的拥护者……”。他坚决反对沙皇政府对这次欧洲革命的干涉。当得知尼古拉一世派出重兵去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时候，车尔尼雪夫斯基极其愤慨。他说：“我是匈牙利人民的朋友，我希望俄国人在那里被打败，为此我随时准备牺牲自己”。

1850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大学毕业。这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他回到故乡，在一所中学担任语文教员。他的革命思想和崭新的教学方法深受学生的欢迎，但是却为反动保守的校长所不容。1853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当地一位医生的女儿奥尔伽·华西里耶娃结婚，然后夫妇一同移居彼得堡。

到首都以后不久，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写出了他的著名的学位论文——《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由于论文的强烈的批判性和战斗性，彼得堡大学一直拖延到1855年才举行公开答辩。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发表的第一篇长篇论文。他以唯物主义理论为武器，向唯心主义美学观点和当时流行的种种“为艺术而艺术”的谬论进行了大胆的挑战，在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美是生活”这一著名定义。他指出，美不是艺术家的幻想捏造出来的，不是“绝对精神”的体现，而是现实的客观属性。艺术作品中没有一点东西不是现实生活所提供的，艺术的美是现实的美的再现。他还进一步指出了美的阶级性。因为既然美是生活，那末不同阶级的人由于生活不同，对美的观念也就各异。但由于还没有掌握唯物辩证法，他经常片面地强调生活而贬低艺术的意义，把艺术看成只是消极地再现现实。虽然他认为艺术应当是“生活的教科书”，但是还不能充分认识艺术对改造现实生活的积极作用。

车尔尼雪夫斯基重返彼得堡以后，写了一些文章向《现代人》等杂志投稿。《现代人》杂志是在俄国社会思想史和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的一个刊物。它在普希金的参与下于1836年创刊。1846年起诗人涅克拉索夫任杂志的主编，但它的理论支柱是别林斯基。1848年别林斯基逝世后，《现代人》的理论水平有所下降，亟需充实编辑力量。从车尔尼雪夫斯基最初的一些来稿中，涅克拉索夫就看出了这位作者的才智，便请他来负责杂志的文学批评栏的编辑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欣然同意了。1857年，年青的文学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接替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便专门负责杂志的哲学、经济和社会政治问题各栏。车尔尼雪夫斯基以他的革命思想使杂志的战斗立场变得比先前更为鲜明和坚定，并使它成为十九世纪中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阵营的喉舌。

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是俄国革命形势高涨和农奴制度危机日深，直至最终崩溃的时期。广大农民不堪忍受日益加重的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农民的斗争威胁着贵族地主阶级的统治，使一部分地主，甚至沙皇本人也感到有进行某种改革的必要。1856年，亚历山大二世宣布决定进行自上而下的农奴制改革。地主阶级力图在保留自己的土地所有制和其他权益的前提下对农奴制度作一些形式上的改变。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一开始就对改革不抱任何幻想。他坚定地捍卫农民的利益，认为要解决农民问题必须彻底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1857年6月，他在给《现代人》杂志的撰稿人泽列内依的信中说：“请问，难道不能坚持以下的原则吗?每一个耕作者应当是土地的所有者，而不是雇农;他应当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土地承租人或地主而劳动”。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由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车尔尼雪夫斯基不可能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全部革命主张。但是他特别强调以下两个观点：第一，解放农民时必须给予他们足够的土地;第二，农民不向地主缴付任何赎金。例如，在《解决农民问题的新材料》(1859)一文中，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解放农民时，至少要把农民目前所耕种的份地给他，不许有任何的“割切和更换”;至于在份地不足的地方则应予增加。在另一篇文章中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如果给农民的份地过小，或是要求支付赎金，那还不如不给土地。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进行公开的理论宣传的同时，还开展了秘密的实际革命活动。在改革前夕，他写了著名的革命传单《领地农民同情者致领地农民书》，以有力的论据和通俗生动的语言揭露了这次改革的欺骗性。他对农民说：“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这就是说，沙皇和地主们原是一丘之貉”。他号召农民作好准备，待等时机成熟就举行武装起义。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战友杜勃罗留波夫从1859年起就准备建立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车尔尼雪夫斯基利用自己在陆军学校里教过书和编过一个军队刊物的条件，逐步把一些士兵和进步军官团结在《现代人》杂志的周围。在首都的一些高等学校里也有一批革命青年被组织了起来。为了团结全国的革命力量，必须和流亡在国外的赫尔岑及其《钟声》报采取一致行动。五十年代的赫尔岑在思想上还没有完全消除对沙皇的幻想。1859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专程去伦敦和赫尔岑会晤，帮助他认识自己的迷误，同时和他商量如何共同开展反对沙皇统治的革命斗争。

1861年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所谓解放农民的法令和废除农奴制度的宣言。农民在名义上得到了“自由”，可是他们原来使用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夺去。为了取得很小一块份地，农民要缴付巨额赎金。在赎买土地以前，农民仍要为地主承担各种“临时义务”。改革一宣布，所有官方的和自由派的报刊都表示拥护，车尔尼雪夫斯基主持的《现代人》则表示沉默。当时在合法刊物上是规定不许登载直接反对政府法令的文字的，所以沉默便是对这场大骗局的有力抗议。1862年，车尔尼雪夫斯基写了一篇题为《没有收信人的信》的长文，深刻地揭露了农奴制改革的实质。文章把俄国比作一件破烂不堪的旧衣服，认为现在是停止缀补它的时候了，必须立即从头到脚换一身新衣。文章准备在《现代人》上刊登，但是书报审查机关不予通过，直到1874年才在国外首次发表。马克思对这篇文章评价很高，不仅做了详尽的笔记，而且几乎全部译成了德文。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活动使沙皇政府把他视为眼中钉。1862年6月，政府勒令《现代人》停刊8个月，紧接着在7月7日，又非法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彼得一保罗要塞的阿历克谢半月堡的单身牢房里被囚禁了将近两年。1864年，政府以伪造的“阴谋颠覆现行制度，策划暴动”的罪名判决他到西伯利亚的矿山服苦役7年，然后终身流放在那里。在漫长的监禁、苦役和流放生活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忍受了种种折磨、凌辱和迫害，但是始终坚持革命立场和信念。1875年，政府派遣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上校副官到流放地劝他向沙皇请求宽恕。只要在一张拟好的文稿上签一个名，就可以立即获得自由。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丝毫不为之所动，大义凛然地说：“我为什么要请求皇上赦免呢?我认为，我被放逐只是因为我的头脑和宪兵长官舒瓦洛夫的头脑构造不同。就为这一点而请求饶恕吗?”

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以后，国内外的革命者和先进人士都十分关心他的命运。恩格斯说：“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俄国有无数的贡献，把他长年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雅库特人中间而对他施行慢性暗杀，将永远成为‘解放者’亚历山大二世的可耻的污点”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坚定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坚持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的第一性和意识的第二性，以及世界及其发展规律的可知性。1860年发表的长篇论文《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是他在哲学方面的代表作。在本文中，他明确地指出了哲学的党派性，认为各种哲学学说都是反映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的，而哲学家总是某个政治派别的代表。所谓哲学的人本主义原理，简而言之，就是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问题，归结为自然的人的身体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关系问题。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根据医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对人的研究可以看到，人的精神活动不存在于人的机体之外，而是一种生理过程，是人的大脑的产物，而人的机体和大脑都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如果把对人的这种分析扩大到整个自然界，那末也应当得出相应的结论。由此可见，哲学的人本主义原理是唯物主义的一种形式，是对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宗教神秘主义的坚决否定。这篇文章发表以后，遭到了反动的和自由派的理论家的猛烈攻击，沙皇政府也大为震怒，认为它是一篇“动摇君主政权基本原则”和“煽动一阶层仇恨另一阶层”的作品。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人本主义原理来自费尔巴哈，同时又比费尔巴哈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毕竟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他还不能运用唯物主义去解释社会现象和人类历史。他经常把知识的进步和科学教育的发展看作社会前进的动力，而不懂得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决定作用。他和赫尔岑一样，“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坚决反对封建农奴制度，同时也不希望在俄国建立资本主义。他在一系列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列宁称他为“资本主义的异常深刻的批评家”。②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资本主义和奴隶制度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劳动的买卖和人的买卖只是出售劳动时间长短和购买者对出售者的权力大小不同而已。他着重谴责了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因为它使劳动者变为无产者，使全部财产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他还揭露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虚伪性，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自由只是强者和富者的自由，对劳动人民毫无意义。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还不能一贯地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而是经常从“道德”和“理性”的概念出发。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俄国可以通过当时还存在的农民村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他竭力主张保持村社土地占有制，由村社把土地分配给农民耕种。他认为村社土地占有制第一可以防止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第二可以使农民不断改良土壤，更加积极地生产;第三有利于将来比较顺利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的集体化生产。关于通过村社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并不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最早提出来的。可是，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个问题作了更为详尽周到的论述。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要使村社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必须彻底废除农奴制度和推翻沙皇统治。这就是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空想社会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是紧密结合着的。正是这一点，使得车尔尼雪夫斯基比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高出一头。但是，他不懂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他没有看见而且也不能在上一世纪的60年代看见：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创造物质条件和社会力量”。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有着惊人毅力的顽强的革命战士。在被囚禁、服苦役和遭流放的艰苦岁月里，他仍然不停地写作。他留下的两部著名的长篇小说《怎么办?》和《序幕》便是在这种环境中写成的。前者写于彼得—保罗要塞的囚室里，后者写于西伯利亚矿场的窝棚中。《怎么办?》是俄国文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出现了一群坚决同农奴制度进行斗争的革命者的形象。小说中描绘的建立在集体劳动基础上的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反映了作者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当然，这种社会主义只是一种美好的空想。《序幕》是一部政治小说。它真实地再现了十九世纪五十——六十年代之交的俄国社会，反映了农奴制改革期间的阶级斗争。作者着重揭露了自由派的反动本质，号召农民以革命暴力摧毁农奴制度，夺取政权。作者借主人翁伏尔根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农奴制改革的革命立场和观点。《序幕》的手稿经作者的朋友秘密带到伦敦，在马克思的帮助下于1877年在英国出版。列宁对上述两部小说有很高的评价。

1881年，民意党人刺死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在加强镇压革命的同时，也采取了某些欺骗群众的笼络手段。在这种背景下，车尔尼雪夫斯基于1883年被准许从流放地回到俄罗斯。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渡过了长达21年之久的监禁和流放生活。但是，政府不让他回到彼得堡或莫斯科，只许他在里海西北岸一个偏远的城市阿斯特拉罕定居。这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身体已经相当衰弱。当时唯一得到官方允许的工作是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很大的精力翻译了德国史学家韦伯的11卷《世界通史》，并且针对作者保守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作了批判性的注释。1888年，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他准备付印的《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第三版写了一篇序言。这是他晚年所写的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他在文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唯物主义美学理论，同时有力地批判了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这篇序言，由于它的鲜明的革命性，遭到了审查机关的禁止，直到1906年才得以问世。列宁在谈到这篇文章时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50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水平”。①

1889年，政府准许车尔尼雪夫斯基移居故乡萨拉托夫。他在这里只生活了4个月，1889年10月29日夜间，因脑溢血而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