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弗洛里蒙-玛丽·瓦扬(Edouard Florimon-MarieVaillant， 1840—1915)， 巴黎公社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法国社会党创始人之一。
1840年1月29日，瓦扬诞生于法国谢尔省维埃宗市。父亲是一个公证人。母亲很爱儿子，以后在瓦扬流亡时曾跟随同往。瓦扬出生后不久，父母亲就移居巴黎。8岁时，瓦扬入以纪律森严著称的圣芭尔勃学校读书。1857年9月，又入中央科学艺术学校学习。1862年获工程师文凭。
从1862至1866年这几年间，瓦扬一面研究医学和其它学科，一面继续听课，曾获医学博士学位。在第二帝国危机逐渐加深的形势下，他对政治问题越来越感兴趣。瓦扬十分崇拜布朗基，把他看作是革命家的典范。瓦扬赞同布朗基关于推翻第二帝国的主张，是布朗基派较早的成员之一。1866至1870年，瓦扬在德国和奥地利学习。他同费尔巴哈通信，并加入了第一国际的日内瓦德国支部，在1867年出席了第一国际的洛桑代表大会。
1870年，瓦扬回到法国。同年，爆发了普法战争。瓦扬积极参加了推翻第二帝国的9月4日革命。他冲进了波旁宫。帝国被推翻后，他立即提议把巴黎的革命消息电告马克思。9月4日革命后成立的资产阶级的“国防政府”，继承第二帝国的衣钵，推行民族投降政策，是一个卖国政府。巴黎工人不信任政府。根据国际会员的创议，在首都成立了20区国防共和中央委员会。瓦扬被选为20区中央委员会的委员。9月13日和14日，20区中央委员会制订了纲领宣言。宣言声称，20区中央委员会的宗旨是“拯救祖国和最终确立一个名符其实的共和政权”。在宣言上签名的48名20区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就有瓦扬。
9月19日，巴黎被普军包围。瓦扬加入了巴黎国民自卫军的炮兵部队，曾任第88营营长。9月底，麦茨陷落，法军在巴黎外围的布尔热战斗中失利。政府决定恢复同普军的谈判。次日，巴黎爆发了反对政府的起义。瓦扬积极参加了这次起义。起义者一度占领了市政厅，试图建立公社。但起义最终仍被镇压。
革命者从10月31日起义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决定加强组织工作。1871年1月初，在20区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了一个秘密的“5人委员会”，瓦扬是成员之一，其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他们定期开会，商讨问题，并和国民自卫军的一些工人营建立了联系。 1月6日，瓦扬和“5人委员会”的另两名成员以及瓦莱斯一起受20区中央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著名的《告巴黎人民书》。这个文献公开谴责政府的卖国投降政策，提出了“让位于公社!让位于人民!”的革命口号。
1871年1月22日，巴黎再次爆发起义。瓦扬同巴黎群众和国民自卫军一起参加了起义，但起义又一次被国防政府镇压下去。1月28日，法国签署了卖国的停战协定。5月17日成立了以梯也尔为首的新政府。梯也尔政府执行的是更加露骨的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政策。巴黎人民为了对抗梯也尔的反动政策，把国民自卫军中以工人为主体的215个营联合起来，建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瓦扬被选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
3月18日凌晨，梯也尔派军队突袭巴黎工人区的蒙马特尔高地和梭蒙高地，企图夺取国民自卫军的大炮。结果爆发了名震遐迩的3月18日革命。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政权。瓦扬被任命为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驻内务部的代表。
3月28日，巴黎公社宣告成立。瓦扬被选为公社委员。他是公社第一届和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的委员。3月29日，他被选为教育委员会委员。4月20日，公社执行机构改组，瓦扬被任命为教育代表，领导教育委员会的工作。自此，教育委员会的工作大有起色。 4月28日，瓦扬成立了一个附属于教育委员会的由6人组成的组织教学的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具体领导学校的改组工作。
瓦扬为废除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干涉和影响、实行世俗教育做了许多工作。5月13日，他委派公社委员和各区代表去视察小学，看看各校的宗教标记有没有拆除， 5月14日，公社发出制止天主教牧师协会成员的破坏活动并逮捕那些反抗实施世俗教育的人的命令。5月17日，瓦扬在公社会议上，指出在某些区牧师协会成员仍在千方百计地阻挠学校改革。瓦扬坚决要求区政府在48小时之内把这些人解雇。公社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公社在教育方面提出了实行普遍教育、职业教育、让劳动人民子弟入学。瓦扬为实现这一任务而积极努力。4月22日，他邀请一切研究普遍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人，请他们提出改革方案。4月23日，还为此发布了一项通告。 5月6日，第一所职业学校宣告将予近期成立。5月12日，瓦扬亲自宣布成立女子实用艺术学校。5月17日，他建议各区政府立即为少年职业学校寻找最适用的房舍，并采取措施保证这些学校尽早开学。他还号召各区政府“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3月18日革命的“实质上的社会主义性质”;这种教育改革“可以保证每个人获得社会平等的真正基础——普遍教育，对这种教育每个人都有权享受”。瓦扬还十分重视学校外教育。他在5月19日的《法兰西共和国公报》上写道：“公社的所有博物馆、图书馆、收藏品等等都应向居民广泛开放。对一切愿意阅读和学习的人，那里的大门都是敞开的。”
5月19日，瓦扬在公社会议上强调戏剧的政治教育作用，建议把剧院转交教育委员会管理。经过讨论，公社同意瓦扬的建议，通过了关于剧院的法令，他所领导的教育委员会只对剧院实行一般的思想领导和进行监督，而给予剧院工作人员协会以创作活动上的独立性。瓦扬尖锐地批评了剧院中存在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指出：“在艺术中的剥削可能比在作坊中的剥削还要厉害，剧院中的全体人员从上到下都遭受剥削”，还说，应把剧院中的“私有的和特权的制度”变成“完全由演员自己掌握的协会制度”。
公社实行的革命措施遭到了反动势力的反对。面对日趋严重的局势，公社是否需要建立一个集大权于一身、以适应战时环境的非常机构的问题，在公社委员中间引起了争议。多数派(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主张必须建立这样的机构，少数派(蒲鲁东派)则表示反对。瓦扬总的说来是同意建立这样的机构的，但却投票反对把它称为“救亡委员会”。最后在5月1日的公社会议上，“救亡委员会”终于经选举产生。
5月14日，少数派通过宣言，其中指出：公社“把自己的权力转交给一个叫做救亡委员会的专政机构，从而放弃了自己的权力”。5月17日，公社会议讨论少数派宣言。瓦扬从大局出发，号召公社委员为了拯救革命而团结起来：“内部不要再争吵下去了。宣言已给了公社以沉重的打击，因为它把本来只应该秘密讨论的问题公诸于众了。但当这些委员放弃自己的宣言并回到这儿以后，那就不应再拿这个宣言去责难他们，否则只会促使他们坚持自己的错误”。
5月21日，反动的凡尔赛军队攻入巴黎城区。开始了“流血周”。5月27日进行了最后一次战斗。被围困的公社战士英勇抗击20倍于自己的凡尔赛军队。公社战士的抵抗中心已移至第20区区政府。这里有15名公社委员，瓦扬也在其中。瓦扬后来回忆说：“区政府挤满了渴望获得消息的人民群众。打败后被驱赶到这里的这些战士依旧为公社精神所鼓舞，没有说出一句可以表明软弱或分裂的话。”这一天傍晚，在区政府举行了公社部分委员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据瓦扬回忆，“决定把能找到的所有战士集合起来作一次最后的冲击，以便使抵抗结束得好一些。集合的地点在节日广场。但天已入暮，正在下雨，这个尝试没有实施。”
巴黎公社失败后，瓦扬躲藏起来， 6月底他获得护照，并在友人的帮助下越过西班牙国境，通过葡萄牙到达美国。1872年，瓦扬被缺席判处死刑。
在伦敦，瓦扬继续从事政治活动。他在侨居伦敦的布朗基派中间起领导作用，是“侨民俱乐部”和伦敦布朗基派侨民建立的。“革命公社”的成员。1871年，瓦扬被选为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他是出席第一国际的伦敦代表会议(1871年)和海牙代表大会(1872年)的代表。在海牙大会上，瓦扬发言表示忠于公社的革命事业，支持马克思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他根据公社的经验，批驳了巴枯宁主义者主张“放弃政治”的无政府主义谬论，指出：“在革命过程中，借助于无产阶级专政，就能够实现消灭阶级的任务”;为此，无产阶级应该成立自己的政党以反对一切统治阶级的政党。然而，他错误地认为，革命不是依据客观规律产生的，而是由少数革命者按预定的计划制造的。1872年，瓦扬因反对把第一国际总委员会迁移到纽约的决定而退出国际。1874年6月，瓦扬等布朗基主义者组成的“革命公社”在伦敦发表《致公社社员》的宣言，号召大家“马上干起来”，“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直达共产主义，表现出策略上的盲动性。
在1880年法国政府对巴黎公社社员实行大赦后，瓦扬回到法国。最初他住在谢尔省，在那里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组织。谢尔省是一个工业中心，瓦扬为在那里传播社会主义做了不少工作。这一年，他参加了许多游行和集会。在1881年布朗基死后，他成为布朗基派中央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
1881年，瓦扬参加了谢尔省维埃宗市的市政选举。5月被选为该市的市政顾问和巴黎东部工人区的市政顾问。他谴责1881年法国政府对突尼斯的殖民扩张。
在八十年代，瓦扬还参加社会主义报纸《自由人报》和《人民之声报》的编辑工作。他强烈反对巴拿马运河公司的罪恶活动。这家公司的倒闭导致了成千上万小股股票持有者的破产。
1893、1897年，瓦扬两次被选为众议院议员。作为议员，他经常关心劳动人民。他在巴黎市政府提出若干关于改善工人生活和劳动条件的建议和草案，其中有一部分终于被采纳。瓦扬还提出工人立法草案，其要点是： 8小时工作日，一周工作不得超过48小时，禁止童工，缩减女工和未成年工人的工时，制订卫生规则，设立工伤事故、老年、疾病等的保险金等等。
瓦扬在市政委员会的整个活动表明，他是一位自觉地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他曾提出草案，建议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警察，还建议在学校中为贫苦儿童免费供应午餐。他为实施职业介绍所草案作了许多努力，还领导了支持失业工人的运动：要求建立资助工人的基金，改善劳动条件，规定最低工资限额等。
瓦扬为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他积极反对米勒兰在1899年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去同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他竭力调解盖得派和其它社会主义小组之间的矛盾，在此基础上1901年成立了法国社会党。盖得派的全国委员会同瓦扬派的中央革命委员会合并组成法国社会党中央委员会。这个党很重视在工人运动中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到1904年底已掌握22份报纸。1905年，法国社会党又与饶勒斯派于1902年成立的法国的社会党合并，组成法国统一社会党。在统一前，这两个党都是第二国际的支部，瓦扬、盖得、饶勒斯在这次统一中起了很大作用。
在新成立的法国统一社会党中，瓦扬是领导人之一。他和盖得、龙格和饶勒斯一起参加了国际社会局布鲁塞尔会议的工作。瓦扬还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斗争。他热烈支持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坚决谴责法国统治阶级的殖民政策，反对军事威胁和军国主义。1913年，瓦扬参加总统竞选。列宁为此写道：“投票拥护瓦扬就是一种纪念公社的表示。瓦扬是公社的活的纪念碑。要了解这一点，只要看一看发白如银的瓦扬在讲坛上一出现，巴黎工人们怎样欢迎他就足够了。”①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瓦扬陷入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他号召社会党人“为了法国，为了共和国，为了人类”实现自己的士兵职责。瓦扬虽然犯了这样的错误，但他至死一直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为改善工人处境、为劳动人民的利益不懈斗争。综观瓦扬的一生，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
1915年12月18日，瓦扬与世长辞，终年75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