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作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古文运动领袖人物，人们对其诗文多有“文以载道”的认识。对其诗歌的研究，往往也都集中在“不平则鸣”的诗学主张、“雄奇险怪”的诗歌风貌以及“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等。然而，这些尚不足以囊括韩愈诗学与诗歌创作的总体面貌，甚至可以说，韩愈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往往被忽略。韩愈的诗歌作品，自嘲、调侃、诙谐、戏谑，带有显著幽默风格（这一风格在韩文中亦有体现），这既是韩愈幽默性情的自然呈现，也成为他对诗歌创作的主观追求。被贬阳山的经历则是这一诗风得以形成与成熟的契机。中国古代文学中，幽默传統若隐若现，在讲求立德立功立言的文人眼里，幽默是容易被忽视的，但是，幽默却属于人的天性。越是富于智慧者，越具有幽默的品行，韩愈就是一个深具幽默感的文人。
一、 韩愈对幽默的追求
最早使用“幽默”一词的是屈原《九章·怀沙》“眴兮杳杳，孔静幽默”（王泗原《楚辞校释》），不过它在这里的含义是指默然无声。当下常用的“幽默”则是英语“Humor”的译文，1924年由林语堂引入。林氏在《论幽默》一文中对幽默的本质、幽默的类型以及中国文学中的幽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这是一种深远超脱的同情和共感，具有易紧张为和缓从而令人会心微笑的功用。“温而厉，恭而安，无适无必，无可无不可，近于真正幽默态度。”（《林语堂文集第九卷·散文》，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尽管幽默一词引入较晚，但中国文学传统中并不缺少这一因素，只不过采用了其他辞藻，如《汉书·东方朔传》有“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汉书》卷六十五），杜甫《社日》有“尚想东方朔，诙谐割肉归”（《杜诗详注》卷二十），等等。就东方朔的言行事迹来看，这里的诙谐显然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幽默。实际上，“诙谐”、“谐笑”、“嘲戏”等词语，同样也是韩愈诗歌中常用的语汇。
以继承道统为己任的韩愈，大多场合以及创作中，呈现出卫道士的面貌。然而，若是饮酒之后，或是闲暇之时，当其真性情流露时，他的诙谐幽默之特性就会表露无遗。《醉后》：“煌煌东方星，奈此众客醉。初喧或忿争，中静杂嘲戏。淋漓身上衣，颠倒笔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贱且勤置。”（《韩昌黎诗集编年笺注》卷四，以下简称《诗集》）诗写饮酒的欢乐时光，酒宴开始时或有意气之争，喝到尽兴处便只是调笑戏谑。在韩愈眼中，戏谑笑谈成为饮宴的主要内容和特色所在。作于元和八年的《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便有“诙谐酒席展，慷慨戎装著。斩马祭旄纛，炰羔礼芒屩”（《诗集》卷十）之语，诗人将“诙谐”与“慷慨”相对，是以风趣笑谈作为酒席欢宴的必臻之境。究其原因，或可从《醉赠张秘书》得窥一斑：“所以欲得酒，为文俟其醺。酒味既冷冽，酒气又氛氲。性情渐浩浩，谐笑方云云。此诚得酒意，余外徒缤纷。”（《诗集》卷四）诗歌描写韩愈与张署、孟郊、张籍等人的“文字之饮”，说微醺以至酣醉状态下众人的意气风发、欢笑戏谑有助于作诗为文，如此方得酒中真意。据此，开怀畅饮以资欢谑，欢笑戏谑以助诗文，便成为韩愈追求幽默之风的内在逻辑。
其实，不仅是醉酒时有幽默诙谐，韩愈在墓志、实录类文章中，对墓主、传主的诙谐性格也有较多关注。如《崔评事墓铭》：“君讳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通儒书。作五字句诗，敦行孝悌，诙谐纵谑，卓诡不羁；又善饮酒，江南人士多从之游。”（《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以下简称《文集》）韩愈为崔翰所作墓志，称其善写五言诗，喜用调侃的方式毫无顾忌地与人谈笑，并由此得到江南人士的追从和喜爱。再如《顺宗实录》卷三：“荐字孝举，代居深州之陆泽。祖文成，博学工文词，性好诙谐，七登文学科。荐聪明强记，历代史传，无不贯通。”（《文集》文外集下卷）韩愈称张文成博学多识、性好诙谐，善于为文作诗。显然，韩愈将诙谐之性情作为人物立传的重要关注点，并认为这是获得良好人际关系的特质，是值得赞赏的优良素养。同样地，在这两个例子中还存在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即韩愈将性情诙谐与擅长文词、工于作诗联系在了一起。
上述对饮宴酒席中的戏谑的重视是因其有助于作诗为文，对人物性情中的诙谐的强调也是因其有助于作诗为文，不仅如此，韩愈还直接提到幽默与文学创作之关系。《送灵师》：“战诗谁与敌？浩汗横戈。饮酒尽百盏，嘲谐思逾鲜。有时醉花月，高唱清且绵。”（《诗集》卷二）这几句诗写灵师饮酒而醉花月的谑浪笑傲之行，“嘲谐思逾鲜”一句不仅见出灵师为人之纵逸，也点出了戏谑能带来新的诗思。当然，韩愈对诗文创作中的幽默之风的追求有着明确的准则和定位。《重答张籍书》：“昔者夫子犹有所戏，《诗》不云乎：‘善戏谑兮，不为虐兮。’《记》曰：‘张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恶害于道哉？’”（《文集》卷二）说话风趣幽默但不能刻薄待人，作诗为文也是如此，在追求幽默的同时不能有害于儒家温柔敦厚之道，此即林语堂所谓“温而厉，恭而安”的真正的幽默态度。刘勰《文心雕龙》在文体论部分论及“谐”体的创作要求，有所谓“辞虽倾回，意归义正”之言，说的也是同样的道理。
韩愈对诗文创作中的幽默有着较为明确的提倡，他对幽默的性情和人格表示赞赏，认为幽默有助于诗文构思，并对幽默的运用标准加以明确，这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幽默与讽刺、揶揄和一般性的滑稽区分开来。从韩愈的诗歌创作中可以更好地看出这一点。
二、 韩愈诗歌的幽默之风
幽默是一种智慧，一种对现实进行加工或破坏的逻辑性调控的智慧，它通过荒谬荒唐的、出人意料的思维方式传达出令人回味深长的意蕴。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幽默可以让压抑的思想和焦虑的情感得到释放。具体到韩愈诗歌来看，幽默之风主要表现为机智的自嘲、巧妙的调侃以及谐趣的构思等。
首先，来看韩愈的自嘲。元和元年六月，韩愈被召为国子博士，在长安作《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徹》：“昔我在南时，数君长在念。揺揺不可止，讽咏日喁噞。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又如心中疾，箴石非所砭。常思得游处，至死无倦厌。”（《诗集》卷四）诗人回忆在阳山期间怀念朋友的情形，称自己心神不能安定，日夜不停地念叨着友人的名字，就像是鱼儿的嘴巴在水面上不停地开合。韩愈不说思君如流水，不说愁心寄明月，而是将自己比作时时喁噞的鱼儿，《淮南子》称“水浊则鱼噞”，这其实是对自己处境的一种自嘲。接着，诗人又将思念比作肥肉濯衣，愈濯愈浓，认为这是心病作祟，非药石可医。再如《县斋有怀》，诗歌从“少小尚奇伟，平生足悲咤”、“事业窥皋稷，文章蔑曹谢”的远大志向一路写下，最后却落脚于“闲爱老农愚，归弄小女姹。如今便可尔，何用毕婚嫁”的感慨，考虑到此诗作于贬谪阳山期间，亦颇具自嘲意味。韩愈感叹年华易为逝、鬓发先老白的诗句甚多，但并非一味的沮丧哀伤，其中亦不乏调笑式的自嘲之作。《落齿》：
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余存皆动摇，尽落应始止。忆初落一时，但念豁可耻。及至落二三，始忧衰即死。每一将落时，懔懔恒在己。叉牙妨食物，颠倒怯漱水。终焉舍我落，意与崩山比。今来落既熟，见落空相似。余存二十余，次第知落矣。傥常岁一落，自足支两纪。如其落并空，与渐亦同指。人言齿之落，寿命理难恃。我言生有涯，长短俱死尔。人言齿之豁，左右惊谛视。我言庄周云，木雁各有喜。语讹默固好，嚼废软还美。因歌遂成诗，持用诧妻子。（《诗集》卷二）
壮年落齿，本是衰老颓唐的身体性状，诗人却写得十分幽默。牙齿落得多了自然就习以为常了，即便每年落一颗也还能支撑二十余年呢。人们常说落齿是短寿之相，韩愈认为生也有涯，早晚均要离开；人们常说豁齿有失雅观，韩愈认为齿豁与否，各有各的佳处。缺少牙齿说话容易讹误，但默默不语本是佳事；没有牙齿不能咀嚼食物，但并不妨碍品尝美味。诗歌于自然轻快中彰显出对待壮年落齿的超脱的心境。韩愈这种自嘲往往能够缓和紧张的情绪，从而让身心得到诗化的自适。
其次，韩愈常常调侃自己的朋友。《送无本师归范阳》：“无本于为文，身大不及胆。吾尝示之难，勇往无不敢。蛟龙弄角牙，造次欲手揽。众鬼囚大幽，下觑袭玄窞。”（《诗集》卷七）标举贾岛作诗之胆气，称其胆子比身子还大，敢于手揽蛟龙、觑袭众鬼。《听颖师弹琴》：“自闻颖师弹，起坐在一旁。推手遽止之，湿衣泪滂滂。颖乎尔诚能，无以冰炭置我肠”。（《诗集》卷九）赞美颖师琴艺之高超，却让他不要再弹下去了，因为这抑扬起伏、时急时缓的琴声就像是将冰块与火炭放进了肚子里，让我忽悲忽喜、起坐不安，这里正话反说，趣味盎然。再如《嘲鼾睡》：
澹公坐卧时，长睡无不稳。吾尝闻其声，虑深五藏损。黄河弄瀑，梗涩连拙鲧。南帝初奋槌，一窍泄混沌。迥然忽长引，万丈不可忖。谓言绝于斯，继出方衮衮。幽幽寸喉中，草木森莽。盗贼虽狡狯，亡魂敢窥阃。鸿蒙总合杂，诡谲骋戾狠。乍如斗呶呶，忽若怨恳恳。赋形苦不同，无路寻根本。何能堙其源？惟有土一畚。（《诗集》卷十二）
诗歌开篇即点明所嘲对象为酣睡的澹师，中间运用极为夸张的比喻，称其鼾声如黄河瀑、南帝奋槌，时而绝音，继出衮衮，乍如斗嘴，忽若泣诉，可谓纵横奇特、摇曳多姿。最后自问自答，说怎样才能从根源上消除鼾声呢，那只有拿一畚箕土将其嘴巴给堵上了。韩愈对鼾声的描写不仅没有令人觉得澹师丑态百出，反而勾勒出一个性情洒脱、憨态可掬的人物形象，整首诗歌诙谐有趣，呈现出别样的美感。需要说明的是，这几首诗歌中的调侃与讽刺辛辣的《遣疟鬼》、一味滑稽的《送穷文》都有所不同，而是一种赞美式的调侃，不失温柔敦厚之旨。
第三，韩愈诗歌常有极富谐趣的构思，这在写景、咏物以及朋友交际中均有显现。《合江亭》：“红亭枕湘江，蒸水会其左。瞰临眇空阔，绿净不可唾。”（《诗集》卷三）前两句写合江亭的地理位置，次二句说从亭上向下望去，视野空旷开阔，江水绿波凝净。但“不可唾”三字却对这种优美环境进行了趣味性破坏，出人意料的措辞令读者不禁莞尔。《郑群赠簟》：“谁谓故人知我意？卷送八尺含风漪。呼奴扫地铺未了，光彩照耀惊童儿。青蝇侧翅蚤虱避，肃肃疑有清飙吹。倒身甘寝百疾愈，却愿天日恒炎曦。”（《诗集》卷四）韩愈称赞郑群所赠竹席，说铺席的童仆惊叹于它的光彩，苍蝇、跳蚤也都远远避开，只愿天气一直炎热下去，以便长久地在竹席上甘寝。诗歌构思巧妙，想象入微，卞孝萱、张清华称其“诙谐处意趣入妙”（《韩愈集》，凤凰出版社2014年版）。《醉留东野》：“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蛩。东野不回头，有如寸筳撞巨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虽有离别无由逢。”（《诗集》卷七）韩愈对孟郊极为推崇，却将自己与孟郊比喻为并无美感的蛩蛩和駏驉，只取其长相随。孟郊将要一去不返，对其挽留就像草茎抽击巨钟，发不出任何声响。蛩蛩駏驉、以筳撞钟的比喻运用，殊奇生新。在写景方面还有将险恶环境趣味化的《贞女峡》，体现人与环境矛盾关系的《寒食日出游》；咏物方面像牛奋角、箕张口、斗挹酒的《三星行》，脊皴皰、败笙磬、当鼎味的《答柳柳州食蛤蟆》；人事赠答方面如烦君入洞割龙耳的《答道士寄树鸡》，斗觉霜毛一半加的《答张十一功曹》，甚至推天假命以慰友的《孟东野失子》等，多数也都写得幽默风趣，滋味横生。
上述韩诗中的自嘲、调侃和谐思外，寓言式诗歌《双鸟诗》《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以及《寄卢仝》《题木居士》等，同样表现出一定的戏谑特色。这些具有幽默之风的作品，给读者展现出一个不同于“儒家卫道者”的韩愈形象，更富生活情趣，也更具智慧更丰富。
三、 阳山与韩愈幽默诗风的形成
韩愈奇崛瑰怪诗风的形成与贬谪阳山的经历密切相关，这一点已经广为人知。不仅如此，阳山之贬对韩愈幽默诗风的产生同样助益良多。前述《落齿》一诗，前人根据《与崔群书》将其编于被贬阳山的贞元十九年。此外，《贞女峡》《送灵师》《县斋有怀》等富于自嘲特色以及明确提出戏谑为诗理念的作品也作于阳山期间，《合江亭》《题木居士》《答张十一功曹》《醉后》《醉赠张秘书》《郑群赠簟》《寒食日出游》《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徹》等诗更集中出现于离开阳山、俟命郴州、任职江陵、初到长安的永贞、元和之际。永贞元年的北归让韩愈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爆发期，他在一年多时间里创作的诗歌约等于此前三十七年的总和，其中大量作品對阳山生活进行了不厌其烦的回顾，如前往江陵途中想起阳山经历有“远地触途异，吏民似猿猴”（《诗集》卷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之语，途经终南山又说“前年遭遣谪，探历得邂逅”（《诗集》卷四《南山诗》），任职国子博士后仍不忘“三年窜荒岭，守县坐深樾”（《诗集》卷四《送文畅师北游》），正是在这些阳山之作以及追忆阳山之作中展现出韩愈对幽默之风的追崇与践行。可以说，韩愈诗歌中的幽默之风萌芽于阳山时期，在北归长安的永贞、元和之际达到高潮，并一直延续到之后的诗歌创作之中。
韩愈对自己个人趣尚的变迁具有明确认识和定位，作于北归途中的《岳阳楼别窦司直》：“庶从今日后，粗识得与丧。事多改前好，趣有获新尚。誓耕十亩田，不取万乘相。细君知蚕织，稚子已能饷。行当挂其冠，生死君一访。”（《诗集》卷三）诗说“改前好”、“获新尚”，大抵是就人事行藏而言，但并非简单意义上的从“志欲干霸王”到“誓耕十亩田”的转变。值得注意的是，“细君”为东方朔之妻，韩愈所谓“新尚”其实有着以东方朔自况的考量。贬谪阳山的经历让韩愈意识到，一味的发言真率、操行坚正并不能仕途畅通、致君尧舜，东方朔式的言辞敏捷、滑稽多智反而是自己遭遇挫折之后可以从中获得的精神疗治与慰藉。对于这一点，从韩愈此后具有幽默之风的诗歌中也可以看出，如《听颖师弹琴》中的“冰炭”出自东方朔《七谏》，《送进士刘师服东归》中的“孤”出自东方朔《答客难》，再如《元和圣德诗》中的“刌脍脯”、《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中的“久咿嚘”等，也可以从《汉书·东方朔传》中找到依据。韩愈认识到了自己性格的转变，作于六年后的《醉留东野》便以“韩子稍奸黠”自称。这种转变虽然没有让韩愈失去刚而犯上的本性，但无疑会在诗人心中种下“诙谐东方朔”的因子，从而让幽默之风在其诗歌创作中频频浮现。事实上，前人对此已有认识，如欧阳修称其“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於诗，而曲尽其妙”（《六一诗话》），朱彝尊评《病中赠张十八》也有“读此，知公善诱，亦善谑”（《批韩诗》）之语。
如果说，对贬谪经历的一般性反思让韩愈认识到幽默与变通在为人处世中的重要性，那么具体到阳山之贬的原因，韩愈却始终没有找到答案。《岳阳楼别窦司直》：“前年出官由，此祸最无妄。”（《诗集》卷三）《赴江陵途中寄赠王二十补阙李十一拾遗李二十六员外翰林三学士》：“或自疑上疏，上疏岂其由？”（《诗集》卷三）《忆昨行和张十一》：“无妄之忧勿药喜，一善自足禳千灾。”（《诗集》卷三）顺宗即位，天下大赦，自阳山北归长安的路上，韩愈仍在一遍遍地追问被贬的原因，但也只能将其归结为“无妄之灾”。这种莫名其妙的被贬遭遇，让诗人感到无力无助且无奈，也只有诉诸幽默的自嘲，方可从尴尬中解脱，从而平息激动，回归理智。前述作于阳山期间的《落齿》《县斋有怀》以及北归之后的《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徹》等诗，均可见出韩愈对自己身体以及处境的嘲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幽默实际上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它可以一定程度上減轻压力、战胜恐惧，从而令人感到舒适和放松。韩愈正是采用这一方式来安顿身心。
当然，不可忽略的还有阳山的自然环境。《梨花下赠刘师命》：“今日相逢瘴海头，共惊烂漫开正月。”（《诗集》卷二）《杏花》：“二年流窜出岭外，所见草木多异同。”（《诗集》卷三）反常的岭南风光不仅促生了韩愈尚奇尚怪的创作倾向，也赋予了诗人从身边事物中发现别样趣味的眼光，如上述《三星行》对三星诙谐特征的捕捉以及《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徹》中的新奇比喻等。综上，意外遭贬的经历引领韩愈走向对自身及其处境的思考，东方朔的形象为韩愈的幽默追求提供了学习榜样，而岭南风光的反常之美则为韩愈带来了创作方法上的启示。于是，储藏着韩愈的自嘲、调侃、谐思等幽默因子的潘多拉魔盒在阳山被正式打开了，不过正像在盒子里悄悄留下“希望”的潘多拉一样，韩愈的幽默诗风也始终坚持着“温而厉，恭而安”的儒家本位立场。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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