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国家的衰落，广大文士遂逐渐抛弃或淡忘了修齐治平的远大理想，转而沉迷于世俗生活，荒纵士风逐渐形成，孕育出了一种新型的厌世、混世、玩世的士大夫人格——江南风流才子。
自从能直立行走于天地之间，人类与其他生物便有了一个最明显的区别，那就是人必须追求生命的意义，需要附着于某种精神，这意义和精神便是他生命的脊梁。一旦探寻意义的通道受阻，精神支柱失去现实的基础，生命也就可能开始堕落的旅程。古谚云：“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世间没有比堕落更容易的事了。
不幸的是，晚唐五代恰恰就是一个易于制造生命堕落的历史时期。《旧五代史》卷四十三引康澄奏章云：“贤人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蔑闻深可畏。此深可畏者六也。”《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序说得更直切：“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又说：“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可以想见当时的世风和士风。饱读诗书而又无法有所作为的文士，只能将他们的热情和才力消磨在世俗的享乐和表达上。而江南秀美的风光、柔艳的风情、发达的经济，则成为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三股强大的诱惑力量。杜文玉先生则分别将南唐、西蜀的士风概括为“狂躁重教”、“浮靡重金”。笔者认为，这个概括无疑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还应加上杜先生对北方士风的概括即“离世趋势混事”，并综合起来看，才算全面。①
经过一段时间的汰洗和沉淀，一种新型的士大夫人格在南方形成，后来的学者将具有这种人格的文士概括为“江南风流才子”。郑学檬先生对此曾有论述，他说：“从唐以后，随着江南经济的发展，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空前丰富，因而在城市出现了一批讲究物质享受，精通琴棋书画、诗词音律的文士，他们在行事上与皓首穷经的士子不同，喜交游，风雅不羁，才华出众。”且以韩熙载、李煜、孙晟、欧阳彬、罗隐等人为例加以说明，并小结说：“五代十国时期，江南‘风流才子’的出现，预示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城市物质生活、文化生活繁富之后，文化意识开始新的变化：他们才华洋溢，多才多艺，醉心有较高文化价值的艺术天地和精神生活;追求物质享受，标新立异，对所谓‘玩物丧志’、‘玩人丧德’的圣贤之言，并不尊奉;政治思想上不蹈绳墨，有点儿越轨，为当权卫道士所不悦;富有某种创造力。”①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人也多是这样一些风流才子。不过，我们应当注意到，郑先生的话是从正面阐述的，肯定多于否定;笔者这里着眼的则是其负面的消极因素，是要讨论这些消极因素对词体创作可能产生的影响。
那么，江南风流才子给词体创作带来的影响是什么呢?从上面的分析已不难看出，他们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情感的俗艳和风格的柔靡与绮丽。以相思为主题，描写越地艳情、闺情的作品多起来了;以乡思为主题，描写两浙风光、风物、风情的作品多起来了;而惴惴不安的生存状态和郁郁不得志的人生困境则使他们无论面临何种题材，其作品都往往浸润人生短促、世事无常的感伤与感慨。这在中唐词家甚至张志和那里，已略显端倪，但在晚唐五代词家这里，感伤的情绪已是盘根错节、无处不在了。
影响晚唐五代浙江词取材和风格的原因当然不止以上三方面，本节仅论述其荦荦大端而已。
①参阅杜文玉著《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之《苦闷:夜宴者的心态》,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①郑学檬著《五代十国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3、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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