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的诗情与世情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一、 探寻:唐寅诗中的自我

千载下读伯虎之文者,皆其友,何必时与并乎?诗无定解,这里仅就最有“唐寅”特色的诗做些粗浅地分析,从而穿越历史、感知唐寅。弘治十一年(1498)乡试第一,正德二年(1507)搬筑桃花坞(杨静庵《唐寅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以上两事为界点可划分唐寅人生三部曲,诗作表达的旨意蕴含也随其经历演进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侧面:

(一) 游心交友悲醉酒

诗人青少年时期处于成化到正德的数十年,这时民风淳朴、经济繁富,尚可谓一派清明。早慧的唐寅八岁即与十八岁的祝允明交厚,十五岁结识同龄的文征明,比翼齐飞自然进步神速,每牛刀小试便锋芒闪露,人称“落笔云烟,不加点缀”“龙门燃尾之鱼,不久将化去”。与“里间恶少”张灵(性情类刘伶)流连光阴,纵情青春,竹马轻狂,诗酒年华,无心学业,于应试诗文,每不甚措意。对自己的前途颇为自负,自喜定能“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如《花鸡》:“头上红冠不用裁,满身雪白走将来。平生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

但朱明是典型的“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的王朝,相对于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之豪言壮语的,是明代的“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唐寅二十九岁荣登解元,一朝成名天下知,继因科考舞弊案受牵连,被黜为吏,耻不就;又惨逢婚变。诗人是命运多舛、生不逢时的:本来崇爵显章可以易如折草,不意一生偃蹇——“有过人之杰,人不歆而更毁;有高世之才,世不用而更摈”(祝允明《唐伯虎墓志铭》)。

一场误会终成凤凰涅槃的契机,断送了主人公的“治国平天下”,却催生了诗、书、画三绝的才子:或放情诗酒、寄意名花;或伴友遨游、携妓醉咏——过着愁来赏花、兴来作画,棋为日月酒为年的文人自放生活。诗的抒情主人公是“癫狂”、背离现实的;表现出来的“天赋”正是其生理机制的补偿,故而常常记录自己的不幸,笔歌墨泪里常见耿介的情怀。如《言怀》:“笑舞狂歌五十年,花中行乐月中眠。漫劳海内传名字,谁论腰中缺酒钱?诗赋自惭称作者,众人多道我神仙。些许做得工夫处,莫损心头一寸天。”

在主敬主静的高压下,读书人仅有一条宁可湿衣、不可乱步的路,否则便目为狂生,难齿士类的;在这个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同陶潜“不为五斗米折腰”、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一样,唐寅也是个欲做奴才而不得、当了奴才反不惯的人——唐寅选择了潜情山水、逃游四方,自然的博大浩远令他赏心悦目、诗兴淋漓,写下了很有艺术价值的山水诗。如《庐山》:“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移家未住屏风叠,骑驴来看香炉峰。”富春江畔写下怀念严光的诗《严滩》:“汉皇故人钓鱼矶,鱼矶尤昔世人非。……嗟余漂泊随覃粥,渺渺江湖何所归?”严光虽辞征召,却因光武得名,又巧做装饰披羊裘垂钓,大有沽名钓誉之嫌。唐寅与他有共通之处:心曲中流淌的,是流水也带不走的对于名利的执著不忘——“醉酒”不为寻欢是为消愁,是外释老而内儒学的。诗人“尝谓所亲曰:枯木朽株,树功名于时者遭也,吾不能自奋,使有所建立,情亦可怜”。唐寅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是他“领解皇都第一名”——卫冕解元的心理在作祟,“(虽)说妙双美,不过强言自喜。谓可悲为益甚,真道着伯虎心事”(陆咏裳《唐伯虎轶事》,中华图书馆1919年版)。

(二) 爱月惜花怜美人

唐寅常写明月、名花、美人这实已熟滥的意象,在全集中将过大半。写月描花赞美人,前人之述备矣,可才子妙笔巧能生花。如《美人蕉》:“大叶偏鸣雨,芳心又展风。爱他新绿好,上我小亭中。”

内容决定形式,唐寅的诗多少附带些“花间”气味。“大抵人性类其风土”(庄焯《鸡肋编》),文如其人,吴中文化地理造就了唐寅文音的“柔婉”“清绮”,表现为尚修辞、重比附、争傅色、务谐好,多有靡靡之音;叠缀成文、摇曳生色、轻意重趣,善作古文辞章。唐寅的早年作品《金粉福地赋》写六朝古都南京,富丽堂皇、光鲜流丽,极具江左文化沉淀的气脉,足以见生江南之土胎带的“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顾炎武《日知录》)。

唐寅诗的清俊豪迈继承太白骨力,活泼天然蹈源渊明气味,温语清扬追溯六朝脂粉,便把三者常用意象——月以寄思、花为解语、美人来消愁,各自做了诗人的替身、前身、隐身,一发夺来表其唯情是志的心理。大旨皆“尽把金钱买脂粉,一生颜色付西风”,无非言其知音恨少、知己难求、郁郁不得、惶惶所失的心态,把眼底事情、腔中心事,皆汇成佳篇妙语,尽可谓言浅而意深、意微而词显,富有含蓄美。如《把酒对月歌》“我愧虽无李白才,料应月不嫌我丑”,《妒花歌》“佳人见语发娇嗔,不信死花胜活人”,《和沈石田落花诗》“多少好花空落尽,不曾遇着赏花人”。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有关“唐伯虎点秋香”的风流韵事,冯梦龙《警世通言》叙“至今吴中把此事传作风流话柄”,知明代即已流行。然正史载,秋香是金陵名妓,论年龄大唐二十余岁;至于华学士,比唐小二十余岁,传说纯属不经之谈!

唐寅成为历史上才子佳人传奇故事历久不衰的“奶油小生型”主人公,是因为他身上集中了箭垛式“才子”的历史原型性格——卓异才情、风流品貌、抛弃体面、逾越名教、超逸流俗,平等尊重地爱恋女性并能主动大胆地追求幸福。唐寅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继室的事迹,无异于供人以口食;并非书香门第而被看成“下里巴人”的出身(父亲开小酒店为生业),使诗人具有很强的民众亲和力和平民意识。唐寅便在追捧下被公认为通知通识的知名浪子、怜香惜玉的护花使者之形象代言人。《题自画红拂妓卷》就肯定了“真爱无敌”的大胆举动:“杨家红拂识英雄,着帽宵奔李卫公。莫道英雄今没有,谁人看在眼睛中。”

与此相关的,附带着提及唐寅与明代春宫画的关系。荷兰学者高罗佩(R.H.Van Gulik)《中国古代房内考》多次提到唐寅人体画“包括裸体女人而著称”;后人也多因之而惋叹“唐子畏名成而身废,闲居做美人图,好事者多传之,览其遗迹,未尝不叹其志之有托也”(李如一《水南翰记》)。如同不能体会陶诗的好处,就难懂中国文人画,我们通过唐寅的诗词内容,应该可以揣测出个一二来:

夜雨巫山不尽欢,两头颠倒玉龙蟠。寻常乐事难中爱,添出余情又一般。(《题花阵图》)

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言怀》)

相逢且相乐,不惜解罗襟。(《听弹琴瑟》)

天资袅娜十分娇,可惜风流半截腰。却恨画工无见识,动人情处未曾描。(《题半身美人》)

除了感官,什么也治疗不了灵魂的创痛;同样,感官的饥饿也只有灵魂解除得了。明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初绽,文化发展延续了宋朝就开始的下层文化向上层文化整体变动之走向;传统精英文化被文化自身的商品性、娱乐消遣性剥蚀将尽,人们对于文化的要求与对生活的一样,总是有强烈的求上与求新的趋势。对于春宫,皇帝首倡、世风好此是主因,卖画为生者自然投其所好、顺应民情,所以唐寅画过春宫,至少是雅俗共赏的上品!

(三) 乐贫叹世笑缙绅

诗中还有太多针对缙绅士大夫的贬抑,自是骂尽假道学,但个中意味不可谓不深,唐寅对于富贵、功名是固自洒脱实则言不由衷。王世贞赞为“语肤而意乔,似怨似适,令人情醉”的《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里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折桃枝当酒钱。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来花下眠。半醉半醒日复日,花落花开年复年。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车尘马足贵者趣,酒盏花枝贫者缘。若将富贵比贫者,一在平地一在天。若将贫贱比车马,他得驱遣我得闲。别人笑我忒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除作田。”字里行间隐藏的意义,看得出作者非但不是解脱,反而是自欺欺人的矛盾困惑。明谢肇淛有一段话极有道理,引而证之:

“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此愤世之言,非至当之论也。《易》云:“崇高莫大乎富贵。”夫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圣人之心岂迥于人殊哉?——后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矫枉过正,胜于圣人,待其利交势,往往不惶宁处,而失身濡足,为天下笑。盖其中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贫贱不如富贵”,俗语也;“富贵不如贫贱”,矫语也。(《五杂俎》卷十三)

诗人不是圣人,唐寅始终在出世入仕中迷惘,一面追寻精神家园、灵魂净土不得,却不愿放弃世间甚至于他瞧不上眼的半张纸“功名”!科场失手,唐寅一直耿耿于怀:“感念畴昔,气结心冤。”(《短歌行》)又怎能“壮志坐衰老”(《闻蛩》)?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自分已无三品料,若为空惹一番忙。”却仍抱“执鞭”之志:“人言死后还三跳,我要生前做一场。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夜读》)在经过宁王招聘觉其有异志旋返归的一场闹剧后,唐寅彻悟“面未变时心已变”(《席上答王履吉》)的人心不古,参透“请把世情详细看,大都谁不逐炎凉”,唐寅由儒家的兼济天下转变到释道的独善其身,如《言怀》:“富贵荣华莫强求,强求不出反成羞。有伸脚处须伸脚,得缩头时且缩头。”

诗人过着“饥来吃饭,困来即眠”的日子,生存方式类似杨朱的“乌龟哲学”,以随遇而安、顺应自然、恬淡安逸的生活情趣为标志。恰便好一心作画,“不使人间造孽钱”,轻松恣意地过自己“来日苦少,去日苦多”的晚年,这就有了《一年歌》《一世歌》等宣扬人生苦短、及时行乐的篇章了。较有特色的《七十词》:“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

天下大乱、人心不古的时候,唐寅隐避桃花坞、归心佛氏,此地的自然形势太适合自己亟欲“逃脱”历史和政治漩涡的心情了,于是就在江南的佳山丽水之间培养一种“逸”的自由精神品格——“澹泊自甘,狷介自处”;“甘泉香稻,皆有以自乐,可以诵诗读书、养心缮性,无富贵之慕”(高攀龙《缪仲淳六十序》)。因有感于《金刚经》中“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等几句话,与自己遭遇相契合,自号六如居士。《警世》写道“劝君早向生前悟,一失人身万劫难”,他表现的已不只是与世无争,反成了“三世因果经”的通俗蒙书或奉劝世人“大彻大悟”“保性全真”的封建说教了。

二、 追问:知音者谁?

在出版印刷业高度发达的明代,唐寅的画早有声誉,“才雄气逸,花吐云飞,先辈各颂,折节相下,庶几青莲之驾,无忝金龟之席”(王稚登《丹青志》)。可人们对于他的诗歌成就一直未予应有的重视,最早的《唐伯虎集》问世于嘉靖年间,仅编选二卷,收入其早年及少数中年作品,那些“务偕俚耳”之作一概未收。这一方面固是唐寅本人于诗词不甚措意,“大率兴寄遐邈,不以一时毁誉重轻为取舍”,尝说“后世知我不在此”——这等随作随弃、未有收整有关,亦当时文坛主流意识首倡复古使然。人们评价说:唐寅不足名家;他的诗皆给人“若不经意”之感,人亦以其似不经意而为才子,其实乃无经意之作,故偶有可观而无精品;唐寅仅以词为逞才弄笔之具,并非抒情载体,故有谐趣而少真趣。

这种“以人废文”的说法其实不然——唐寅的诗描绘了一个凡庸而真实的自我,他不给自己加以任何高雅的涂饰,寄韵委婉、谑浪笑傲中间以深思;语调务近俚俗,轻便自由,却清新俊爽、自然流畅,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声效;结构步调喜用连章体和对结,多叠字却无重复多余之感,少典故使品读过程不遭烦难,频有朗朗上口的快感,堪称雅俗共赏;题画诗善于用色彩的对比构成明朗的画面,堪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诗风时或风神散朗、辞句婉丽,殊类刘梦得;时或谐俗俚歌,隽永有味,如王梵志;有时“如乞儿唱莲花落”(王世贞),本以为“世间俗言语,已被乐天道尽”(王安石),不意又被子畏翻手重为云雨。人们对市井鄙俗的爱好一方面是感官层次自娱的需要,一方面是对传统的反抗。从前一方面看,文人趣味走向庸俗化了,而从后一方面来看,则是走向自我中心的个性化。唐寅歌的任情自然与杨维祯相似,有着强烈的追求现世倾向和物质索求。“才气烂漫,时复斐然”的唐寅继承了李东阳“茶陵诗派”对于“台阁”无病呻吟作风的驳斥,更以“桃花庵”招聚吴中士子成文艺沙龙,倡导走向民间的自由化创作,他的个性表现与晚明思潮所肯定的“性情之真”最为接近,实开启童心性灵之先河。

“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王国维)。唐寅作为真正的才子,是不能被世俗和丑恶的现实所接纳的。如果说人生就是一个长久的诱惑,那么对于唐寅,与其有梦想而不能实现,不如没有理想而简单地活着。《绝笔诗》写道:“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

诗人错看了这个冷漠孤寂的世界——他愈挣扎愈是藏匿了困世之心;愈沉沦反愈有爱世之意,唯因如此才给我们留下真实可感、受众可信的“古之伤心人”!

唐寅是才子也是浪子,是狂士也是名士,是山人也是世人,是画圣也是情圣——他以其渊源有自,流惠广远的诗歌发展史意义和颓然自放、越理任诞、任侠癫狂、顺情遂性、玩世不恭、追求生活的趣味化和艺术化的人生哲学展示无穷魅力。还不尽于此,袁宏道因钦慕唐寅还为儿子取名“虎儿”——活在百姓心中的“唐伯虎”确是位“传奇人物”!

“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唐寅是偶然飘游在世间的过客,无论时世解与不解,都会“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

(作者单位:哈尔滨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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