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代科举考文,赋先作为“杂文”之一被列入考试文体,后渐演为“诗赋取士”制
度,這其间有关考赋的故事甚多,有的牵涉到对赋体创作的考量。如魏泰《东轩笔录》卷十
记载了宋初太宗朝淳化三年的一场殿试情形:
孙何榜,太宗皇帝自定试题《卮言日出赋》,顾谓侍臣曰:“比来举子浮薄,不求义理,务以敏速
相尚,今此题渊奥,故使研穷意义,庶浇薄之风可渐革也。”语未已,钱易进卷子。太宗大怒,叱出
之。自是科场不开者十年。
说的是因举子钱易率然成赋被黜殿廷且罢科的事件,其中宋太宗赵光义一“怒”而罢科场十
年,可见其严重程度。为说明问题,先对上引文字作些解读:第一,所谓“孙何榜”指的是
该榜的状元为孙何。据史载,孙何十岁识音韵,十五岁撰文已引经典博,以经史与文学驰名,
与学者丁谓齐名,称“孙丁”,两人同榜,孙为状元,丁列第四,丁心中不服,宋太宗幽默
地说:甲乙丙丁,既然姓丁,中第四名也不冤,何怨之有?第二,宋代初年实行“殿试”制
度,惩纠唐代礼部试座师与门生结党营私之患,所谓“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
私门,不复知有人主”
(王栐《宋朝燕翼诒谋录》)
,而今统归“天子门生”,以致皇帝亲自拟
定赋题,可见其重视程度。第三,太宗一“怒”,所述“科场不开者十年”略有失实,因为
自太宗淳化三年(992)殿试进士到真宗咸平三年(1000)内出《观人文以化成天下赋》,
其间不足十年,然算来整八年,也误了多少举子前程,又可见其严重程度。第四,也是最要
紧的,即宋太宗对侍臣说的反对“敏速”而“求义理”,意在革除闱场“浇薄之风”。
皇帝临轩御试,何等庄肃?而当场“叱出”,又何等严厉?既有被“叱”,如钱易之难堪,
就有承“幸”,如孙何中状元,前者在于悖离圣意,后者在于意会圣心。因此,多少年后孙
何撰述《论诗赋取士》大加倡言:
惟诗赋之制,非学优才高,不能当也。破巨题期于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混然无
迹;引用经籍,若已有之。咏轻近之物,则托意雅重,命词峻整;述朴素之事,则立言遒丽,析理明
白。其或气焰飞动,而语无孟浪,藻绘交错,而体不卑弱。颂国政则金石之奏间发,歌物瑞则云日之
华相照。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植之深浅;赜其构思,可以见器业之小大。穷体物之妙,极缘情之旨,
识春秋之富艳,洞诗人之丽则。能从事于斯者,始可以言赋家流也。
所述“学优才高”“驱驾典故”“引用经籍”“语无孟浪”“体不卑弱”“学殖”“器业”
等等,均可对应前引宋太宗临轩之言,或可谓对宋太宗圣意的推扬与演绎。南宋学者沈作喆
《寓简》引述孙何的论点以后补述“本朝以词赋取士,虽雕虫篆刻,而赋有极工者,往往寓
意深远,遣词超诣”,虽视闱场赋为“雕虫篆刻”,但以“寓意深远,遣词超诣”赞述“本朝”,
却遥契宋初太宗闱场一“怒”而导引闱场赋风之“变”。
宋太宗立足宋初而谓“比来举子浮薄”,既是针对当时的实况,也可联想到晚唐五代以
来之纤佻靡弱的文词,甚或能上溯于有唐以来闱场之赋风。由此我们对照唐、宋闱场赋的创
作风气,仍以《东轩笔录》载太宗所言及事为着眼点,略述其变化。
首先是“敏速相尚”,此乃太宗所极力反对者,然却为唐人闱场赋之得意处。试举胡仔
《苕溪渔隐丛话前集·王禹玉》引《复斋漫录》的一段趣事:“《广记》云:‘唐制,举人试
日,既暮,许烧烛三条……’而旧亦言举人试日,已晚,试官权德舆于帘下戏云:‘三条烛
尽,烧残举子之心。’而举子遂答曰:‘八韵既成,惊破侍郎之胆。’”此虽谐谑语,然其“惊
破”二字所形容的举子闱场走笔与时间
(烛尽)
赛跑,非“敏速”何以得成,非超级“敏速”
又安能令考官“破胆”?古人论赋,有“赋兼才学”之说,然“敏速”骋才,“淹迟”见学,
这早在汉赋创作中已有印证,最典型是流传后世的成语“枚速马迟”。据《汉书·贾邹枚路
传》载:枚皋“为文疾,受诏辄成,故所赋者多。司马相如善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
葛洪《西京杂记》卷二也有记述:“枚皋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一时之誉。而长卿首
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为什么“淹迟”反邀“一时之誉”,“敏疾”
则“无善迹”,抑或如刘勰《文心雕龙·神思》评说的“枚皋应诏而成赋”与“相如含笔而
腐毫”,前者销声匿迹,没有作品传世,后者却以《子虚》《上林》诸作被奉为“辞宗”“赋
圣”,关键在作为一代文学的汉大赋需要宏大的书写,非耗时积学不能成,于是相如“百日
成赋”与张衡“炼京十年”也成了赋家伟大的写作传统。
到了东汉魏晋以后,大量的咏物、抒情小赋创作出现,情况就大不相同了,礼仪大篇
要“体国经野”,内容丰盛,而即兴小赋是“随物赋形”,所成自然敏速。唐人将赋体引入闱
场,专用律体,且文本规制诚如苏轼《复改科赋》所言“铺陈八韵之旨”“字应周天之日”,
即约360(周天)
字的八韵赋,如此小篇,焉能作“百日”“十年”的期待,“敏速相尚”
成闱场风气。如此,为何宋太宗要“怒”斥呢?除了防止举子“浮薄”,还有点制度化的变
迁需要说明。唐代闱场考卷不糊名,因为录取还需看举子“素学”,故考前要“纳省卷”与
“投行卷”,宋代已废卷糊名,取舍一決于闱场,这使举子的“素学”仅见于试卷,所考之
赋更多地承负学问,也是顺理成章的。落实到考试文本,唐宋闱场赋也就有了明显不同。
因对“敏速”态度的差异,唐人闱场赋多“观才”,而宋人则多“观学”,这也是宋太宗
自负出题“渊奥”,需要举子“研穷意义”的道理。刘克庄《李耘子诗卷》比较唐宋考文曾
说:“唐世以赋诗设科,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诗,故唐人诗工而赋拙。……本朝亦以诗赋设科,
然去取予夺一决于赋,故本朝赋工而诗拙。”所言“本朝赋工”,正与闱场赋“研穷意义”有
关。由于唐人“观才”,才又在“露”,所以唐代闱场赋才华显露首在“破题”,最典型的是
王定保《唐摭言》卷八所载李程闱场试《日五色赋》破题“德动天鉴,祥开日华”获得“状
头”之事,以致后世反复言说,成为经典。同样,赋中佳句,亦可观其“捷才”,例如清人
汤稼堂《律赋衡裁·余论》引白行简《澹台灭明斩龙毁璧赋》“纷然电散,谓齐后之碎连环;
尔星分,同亚父之撞玉斗”、张随《上将辞第赋》“王翦请贻乎子孙,与兹难并;晏婴敢烦
乎里旅,相去不遐”等警句,虽为“事对”,却意在取“巧”。如果说前人赞美“唐赋每篇必
有名句”,多举如庄防《雪影透书帷赋》之“澄碧海之波澜,皆为练色;耀书林之杞梓,尽
作琼枝”、李君防《海人献文锦赋》之“临风始起,全含琪树之芳:向阙爰开,遥写蜃楼之
色”类的清词丽句
(孙奎《春晖园赋苑卮言》卷下)
,那么,宋人赋中警句则又如程杲《四
六丛话序》所述“四六中以言对者,惟宋人采用经传子史成句为最上乘”,其“语典”的大
量运用,已成为宋人赋
(尤其是闱场律赋)
以“言对”助力议论的风气。因为宋人作赋,不
及唐人才情,却更重学养、器识,经史之学与圣贤之言,成为装点门面的要素,其警句如“性
以诚著,德由明发”
(范仲淹《自诚明而谓之性赋》)
、“见圣师而由圣,当明四重以四轻;犹
弓人之为弓,要在百发而百中”
(楼钥《修身以为弓赋》)
等,也被后人反复言说,成新的创
作经典。李调元《雨村赋话》卷五评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中“审民之好恶,察政之臧
否”一节谓“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此境界”,“几许学问”,正是“观学”,
其关键在赋家“器识”,诚与唐人好骋“才华”不侔。
这种对器识的重视也成为宋代场屋程文的共通要求,如欧阳修《归田录》记述:“真宗
好文,虽以文辞取士,然必视其器识。”于是“观学”的器识也自然变成衡量闱场赋的一条
重要的标准,北宋后期的“熙宁罢赋”“元祐复赋”与“绍圣再罢”,在对赋体创作的认识
上均与此有关。换言之,主张罢赋者批评闱场赋拘“声病”而事“巧靡”,相反,主张考赋
者又在强调赋见学问与器识。我们看看苏轼在元祐复赋期间感奋而作《复改科赋》的说法:
字应周天之日兮,运而无积;苟合一岁之月兮,终而复始。过之者成疣赘之患,不及者贻缺折
之毁。曲尽古人之意,乃全天下之美。遭逢日月,忻欢者诸子百家;抖擞历图,快活者九经三史。议
夫赋曷可已,义何足非?彼文辞泛滥也,无所统纪;此声律切当也,有所指归。巧拙由一字之可见,
美恶混千人而莫违。正方圆者必藉于绳墨,定括者心在于枢机。
此赞美赋兼才学以明进士赋之妙道,而作为元祐权知贡举者,苏轼以赋体赞美科场进士赋,
所述内涵及要求,自然也是对元祐复赋的期许与指导。为了强化闱场赋中的学问与器识,不
仅影响了宋代考官多以经史命题,而且决定了当朝举子引经据典的习惯,所以叶梦得说北宋
举子考赋前“无不遍读《五经》”
(《石林燕语》卷八)
,才能走笔从容。
赋重学理,而义理需要阐发始明,于是宋人闱场赋又形成好议论之风,这正与宋太宗怒
斥举子“浮薄”而提倡“求义理”桴鼓相应,李调元论宋代律赋说:“宋初人律赋最夥者,
田、王、文、范、欧阳五公。……论宋朝律赋,当以表圣、宽夫为正则,元之、希文次之,
永叔而降,皆横骛别趋,而偭唐人之规矩者矣。”
(《雨村赋话》卷五)
所言“偭唐人之规矩”,
勘究其义,当如方岳《深雪偶谈》所述“本朝诸公喜为议论,往往不深谕唐人主于性情,使
隽永有味,然后为胜”。这里不妨列举两则有关唐、宋试赋的记录:第一则是晚唐李玫《纂
异记》中题名《韦鲍生妓》的趣闻,文载酒徒鲍生,家畜乐妓,开成初行历阳道中,遇下第
东归的外弟韦生,韦有良马,鲍多畜妓,故酒间起“以妾换马”之兴,忽有两紫衣鬼乘月色
来此,并论试赋之事。如一长须鬼云:
数年来在长安,蒙乐游王引至南宫,入都堂,与刘公幹、鲍明远看试秀才,予窃入司文之室,
于烛下窥能者制作。见属对颇切,而赋有蜂腰、鹤膝之病,诗有重头、重尾之犯。若如足下“洞庭”
“木叶”之对,为纰谬矣。小子拙赋云“紫台稍远,燕山无极。凉风忽起,白日西匿”,则“稍远”
“忽起”之声,俱遭黜退矣。
此借谢庄《月赋》与江淹《恨赋》中对句为说,以严其声病。虽然另一鬼有“皇王帝霸之道,
兴亡理乱之体”的期待,然其中叙写的“诉皓月长歌”之才情与对“声病”的刻忌,无疑反
映了当时闱场的风习。另一则是周密《癸辛杂识·后集》“私取林竹溪”条所载:
林竹溪希逸……凡三试,皆第四。是岁真西山知举,莆田王迈实之亦预考校。西山欲出《尧仁如
天赋》立说,尧为五帝之盛,仁为四德之元,天出庶物之首,西山以此题为极大。实之云:“题目自
好,但矮些个。”西山默然。林居与王隔一岭,素相厚善,省试前,林衣弊衣邀王车,密叩题意。王
告以必用“圣人以天下为一家”,要以《西铭》主意,自第一韵以后皆与议定,首韵用三极一家,次
韵云“大圣人之立极,合天下为一家”,四韵尧宅禹宫,大铺叙《西铭》。至是,西山局于无题可拟,
乃谓实之曰:“日逼,无题奈何?”王以位下辞避,西山再四叩之不已,王久之若不得已,乃以前题
进,并题韵之意大略,西山击节。
虽述“私取”,然其中有关试赋题目及立说的思考与议论,却蕴涵了棘闱赋的题、韵及义理
趣味。也正因为宋人闱场赋重议论而求义理,推敲过多,加上以策论法入赋,反而伤害了赋
体,杨万里嘲弄闱场赋题“自‘日五色’之题一变而为‘天地为炉’,再变而为‘尧舜性仁’,
于是始无赋矣”
(《周子益训蒙省题诗序》)
,则是由宋而溯唐的反思。
由此再看宋太宗那闱场一“怒”,以及引起的赋风之“变”,是匡正赋旨,还是坏了赋体,
又耐人寻味。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