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与欧阳修（或为苏轼）关于菊花落与不落的争辩，是一桩古代作家文学创作的遗闻轶事。在人们眼中，这次争辩事情虽小，却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正确的认识来源于生活实践，由此它常作为一个事例被引进中小学写作课堂以及一些写作辅导书。事实上，这件遗闻轶事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简单，早在宋代，文人学士们就对“落英”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过持续时间不短、参与人数不少的笔墨论辩。
最早记述这件事的是宋人蔡絛的《西清诗话》，其文如下：
欧阳文忠公嘉祐中见王文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笑曰：“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因戏曰：“秋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仔细吟。”公闻之，怒曰：“是定不知《楚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欧阳公不学之过也。”文人相轻，信自古如此。
《西清诗话》所记涉及的双方是王安石与欧阳修，但在曾慥的《高斋诗话》中，这则轶事涉及的另一方，欧阳修变成了苏轼。曾慥在诗话的“荆公诗言残菊飘零”条说：
荆公诗：“黄昏风雨暝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子瞻跋云：“秋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子细看。”盖为菊无落英故也。荆公云：“苏子瞻读《楚词》不熟耳。”予以谓屈平“餐秋菊之落英”，大概言花衰谢之意，若“飘零满地金”则过矣。东坡既以落英为非，则屈原岂亦谬误乎？
胡仔对上述两人的记载表示怀疑，他在查考了欧阳修与苏轼的诗文集后说：“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此是两句诗，余于《六一居士全集》及《东坡前后集》，遍寻并无之，不知《西清》《高斋》何从得此二句诗，互有讥议，亦疑其不审也。（《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三四）
在胡仔看来，这桩诗坛轶事无据可查，或系他人伪托，不足凭信。其实，这则诗坛轶事，在后人的记载中，除了欧与苏有异外，诗作的文字也颇有些不同，笔者以为这是流传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胡仔所言欧阳修或苏轼的两句续诗在两人的诗文集中“遍寻并无之”，并不能说明就没有这回事。欧或苏的续诗不是一个完整的作品，又多少带有一时取笑玩闹的性质，不收入作品集是不足为奇的。检宋代诗话，除《西清》《高斋》外，吴可的《藏海诗话》也载有此事，其他诗话性质的笔记杂说记载此事的也有。因此，在没有其他可靠证据的情况下，仅凭两人文集不载此诗是不能作否定之论的。
不过就文学创作来说，这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王与欧（苏）的“落英”之争，因为它与诗学不无关涉。正因为这一点，这则诗坛轶事便常为其后的宋人所提及，议论的话题是屈原《离骚》中的“落英”应作何解，怎样来理解屈赋“落英”句的诗意以及王诗用事袭意是否合理等等。
吴曾在《能改斋漫录》卷三中说：
蔡绦《西清诗话》，记荆公有“黄菊飘零满地金”之句，而文忠公非之，荆公以文忠不读《楚辞》之过也。以予观之，“夕餐秋菊之落英”，非零落之“落”。落者，始也。故筑室始成谓之落成。《尔雅》曰：“俶、落、权、舆，始也。”
吴曾认为王安石错解了《楚辞》“落英”之义，落英指的是始开之花，而不是飘零之花。孙奕在《履斋示儿编》卷一GA996中对此作了进一步解说：
《楚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谓始生之英可以当夕粮也。“落”与“访落”（《周颂》）及“章华台成则落之”（昭公六年）之“落”同，盖嗣王谋之于始，则曰“访落”，宫室始成而祭，则曰“落成”，故菊英始生，亦曰“落英”，设或陨落，岂复可餐？况菊花独干死于枝上而不坠，所谓“秋英不比春花落”，诚如六一居士之语，荆公胡不察此而反诮人为？
孙奕引《诗经》《春秋》中的文句，认为“落”有“始”义，王诗中的“落”也应作“始”解，“落英”指的是“始生之英”，否则，已经陨落之花，“岂复可餐”？费衮在《梁溪漫志》中也持相同看法，且征引更为充分，不仅有他证，还有当事人东坡诗句的“自证”，他在该书卷六中说：
予按：《访落》诗“访予落止”，毛氏曰“落，始也”；《尔雅》“俶落、权舆，始也”。郭景纯亦引“访予落止”为注。然则《楚辞》之意，乃谓撷菊之始英者尔。东坡《戏章质夫寄酒不至》诗云“漫绕东篱嗅落英”，其义亦然。
罗大经则从古人语言多有正反同辞现象这一角度，举例证明了“落”的初始义，他在《鹤林玉露》丙编卷一中说：
《楚辞》云：“餐秋菊之落英。”释者云：落，始也。如《诗·访落》之落，谓初英也。古人言语多如此，故以乱为治，以臭为香，以扰为驯，以慊为足，以特为匹，以原为再，以落为萌。
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七所引《梅墅续评》除引例证明“落”为“始”义外，还对王与欧或苏之所以引起争辩的原因作了推测：
余按楚词“夕餐秋菊之落英”，“落”之为义，始也，初也，如《礼记》所谓“落成”之“落”也，盖菊已花，虽枯不落，惟初英乃可餐。荆公赋“黄菊飘零满地金”，固失之不知菊矣。……欧、苏二公，非不知不熟楚词者，特知屈原之心，不以“落英”为飘落之落耳。虽然，半山岂真不知不熟楚词者欤！亦不过执拗以遂非而已。
《梅墅续评》认为，欧阳修或苏轼为一代诗文大家，岂会不懂楚辞。他们既深知屈原的心志，也不会把“落英”之“落”当成“飘落”之“落”；同样，王安石也并非不熟悉《楚辞》，只是因为性格执拗，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反而坚持和掩饰自己的错误罢了。
上述五人通过旁征博引，指出“落英”之“落”应作“初、始”义解，否则既有悖于事理，也与诗意扦格不通。姚宽则从“落英”之“英”入手，对之作出了另一番解释。他在《西溪丛语》卷下说：
《楚辞》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华也。”《类编》云：“英，草荣而无实者。”后汉冯衍赋云：“食玉芝之茂英。”言英华之英。洪兴祖补注《楚辞》云：“秋花无自落者。读如‘我落其实，而取其华’之落。”此言为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蕊不落耳。若云“黄菊飘零满地金”，即诗用《楚辞》之句。且《宋书·符瑞志》沈约云：“英，叶也。言食秋菊之叶。”据《神农本草》：“菊服之，轻身耐老。三月采叶。”《玉菡方》王子乔“变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采，名曰玉英。”是英谓之叶也。晋许询诗云：“青松凝素体，秋菊落芳英。”
姚宽的这段话通过征引有关材料，指出“落英”之“英”既可以指花，又可以指叶。他认为，楚辞中“落英”之“落”，如洪兴祖所言，应是他动词，而不是自动词，即指“摘落”，而不是“飘落”。至于王安石“黄菊飘零满地金”之句，作者认为它袭用了屈赋的句意，句中的“英”指的是叶而不是花。
对姚宽的上述说法，吴仁杰在《离骚草木疏》中辩驳说：菊叶固可食，然按《本草》，采叶在三月。今云秋菊，则非食叶之时矣。着花在八九月，落英云者，谓始华之时，故沈存中云：“采药用花者，取花初敷时。”
吴的说法颇为在理，他抓住时序节令这一点，坚持认为《离骚》中的“落英”应作始开之花解。史正志在《菊谱·后序》中对上述“落英”之争，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他说：菊之开也，既黄白深浅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盖花瓣结密者不落，盛开之后浅黄者转白，而白色者渐转红，枯于枝上；花瓣扶疏者多落，盛开之后，渐觉离披，遇风而撼之，则飘散满地矣。
他认为：欧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纫彼此相笑，岂非于草木之名犹有未尽识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
作为一个“老圃”，史正志觉得造成欧王之争的原因，在于两人都没有“多识草木之名”，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不知道菊花有落与不落两种。史正志这段话的意思是，欧王两人都说得没有错，但又都了解得不全面，以致于各执一端，相互讥诮。
朱翌对“落英”的理解，不再就辞论辞，也不再拘执于落与不落之理，而是将它放到一个更大的语境中来考察，持“不以辞害意”论。陈鹄在《西塘集耆旧续闻》卷一引他的话说：
……楚词虽有“落英”之语，特寓意“朝夕”二字，言吞阴阳之精蕊，动以香净自润泽尔。所谓“落英”者，非飘零满地之谓也。夫百卉皆雕落，独菊花枝上枯，虽童孺莫不知之。荆公作事，动辄引经为证，故新法之行，亦取合于周官之书，其大概类此尔。
朱翌认为，“百卉皆雕落，独菊花枝上枯”，是连小孩也知道的事，由此可知楚辞所言“落英”并非实指飘零的菊花。所谓“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只是寄托了屈原要吞食自然阴阳之“精蕊”，并以其香净来润泽自身，即以美好的事物来砥砺自己的节操。如果将虚设的“落英”坐实为“飘零的菊花”，既有悖事理，也不合屈辞本意。他批评王安石讥嘲欧阳修不读楚辞，是不知以为知的“强辩”。朱翌的解读方法是可取的，但他由此及彼批评王安石做事“动辄引经为证”，其变法之举也“取合于周官之书”，显然有将学术批评政治化之嫌。
王楙与楼钥两人对“落英”的解读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与上述诸人完全不同的思路，他们联系屈原的人生遭际，提出了“落英”是“反物理以为言”的见解，且认为欧阳修批评王安石的着眼点也正在于此。他们认为“落英”就是通常意义上的落花，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有关。王楙在《野客丛书》卷一中说：
士有不遇，则托文见志，往往反物理以为言，以见造化之不可测也。屈原《离骚》曰：“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原盖借此以自谕。谓木兰仰上而生，本无坠露，而有坠露；秋菊就枝而殒，本无落英，而有落英，物理之变则然。吾憔悴放浪于楚泽之间，固其宜也。异时贾谊过湘，作赋吊原，有“镆铘为钝”之语。张平子《思玄赋》有“珍萧艾于重笥兮，谓蕙芷之不香”，此意正与二公同，皆所以自伤也。古人托物之意，大率如此。本朝王荆公用残菊飘零事，盖祖此意。欧公以诗讥之。荆公闻之，以为欧九不学之过，后人遂谓欧公之误，而不知欧公意盖有在。欧公学博一世，楚词之事，显然耳目之所接者，岂不知之。其所以为是言者，盖深讥荆公用落英事耳。以谓荆公得时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落英反理之谕，似不应用，故曰：“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盖欲荆公自观物理，而反之于正耳。
王楙认为，诗人之所以要“反物理以为言”，是“士有不遇”而“托文见志”的一种表现。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反物理以为言”来寄寓自身遭遇的不幸，“以见造化之不可测”和“自伤”。他举贾谊《吊屈原赋》“镆铘为钝（镆铘剑不锋利）”和张衡《思玄赋》“蕙芷不香（蕙兰与白芷不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认为屈赋“夕餐秋菊之落英”正与上述两赋“反物理以为言”相类。楼钥在《攻媿集》卷七五“跋陈君彦直楚芗图”中也持相同看法，他说：
灵均自以为与怀王不能复合矣，每切切致此意，木兰仰生而欲饮其坠露，菊花不谢而欲餐其落英，有此理乎？正如薜荔在陆而欲采于水中，芙蓉在水而欲搴于木末，皆此意也。
楼钥的这一说法得到钱钟书先生的称赏，认为其“心良苦而说甚巧”（《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二》）。王楙还认为，欧阳修之所以讥诮王安石，并非王诗用错了事，而是王安石此时正受神宗重用，“得时行道，自三代以下未见其比”，因此不应该用“落英反理之谕”，于是便有了“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看”之句。这两句看似讥诮的诗，实意却在劝导王安石“自观物理，而反之于正”。
宋人的“落英”诗辩颇有一种百家争鸣的味道，以意逆志，新见迭出，发人之思，但很难说哪一种更切合作者本意。诗词的解读与欣赏，弄懂语词典故的含义是基础，但弄懂语词典故的含义并非一件易事，语词典故的多义性以及作者在使用时的内心指向常常会使读者产生误解。同时，诗句的意义又并非组合成诗句的语词意义的简单叠加，弄懂了语词典故的含义，也仍然不能保证准确无误地把握全句乃至全诗的含义，尤其是深层含义或题外之旨，因此还必须联系诗作的“语境”，知人论世。即或这样，由于解读者本身的种种因素，如观念、阅历、主张、方法乃至政见等等影响，也会对同一个作品读出不同结果。正如清人胡式钰在《窦存·诗窦》中所说的那样：“人之读陶诗者，譬犹群饮江海，各充其量而止。学识不同，则所获亦异，勿执一说耳。”
“诗无达诂”是古人诗歌解读的经验之谈，宋人对王安石“落英”诗的多种不同解释，是典型的一例。在今人看来，上述有关现象或可用阅读接受中的“作者未必然，读者未必不然”来调和，但在宋人，他们所要抉发的是王诗的“正解”，而不是作者的“未必然”。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副主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陆林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6年3月9日16时15分与世长辞，享年60岁。
陆林先生在古典戏曲理论和文献研究、明清文学史实和实证研究、明清文言小说整理研究、金圣叹研究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是享誉全国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陆林先生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于2008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受到了学界的一致好评。
陆林先生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师长，一位温良厚善的朋友，但其风范与著作将长留人间，霑溉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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