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盛京赋》的写作与传播

辞赋与制度的關系非常密切，古代帝王的推崇往往决定了赋创作的繁盛，如汉武帝好赋并有《李夫人赋》的写作与汉赋“一代之胜”崛起的关联，唐太宗亲撰《小山》《小池》赋引出一批文臣的应诏和作，而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因康熙帝敕大学士陈元龙编《历代赋汇》并御制《序》文盛赞赋功，致使有清如翰苑考赋风炽，乾隆帝更是亲撰《盛京赋》，洋洋数千言，为千古帝王创作散体大赋唯一人，于是文臣学士心摹手追，连篇累牍，赋势大振，而且当朝就译传海外，流韵至今。2016年外研社与沈阳出版社召开发布会，向世人宣告246年前法国巴黎出版的法文版《盛京赋》（包括注释等）转译回国，即法汉对照本《御制盛京赋译著》正式出版发行（龙云主译，2015年版）。盛京，即奉天，今沈阳，为清王朝满族统治者“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然因该赋作者身份特殊，所以赋写盛京，却非限一隅，亦非写“陪都”而已，实具“帝国赋”的书写价值，并以“文化品牌”得以“宣威海外”，成为十八世纪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要文本与契机。

据《清史稿·高宗本纪》记载：乾隆八年（1743）“冬十月庚戌朔，上御大政殿……御制《盛京赋》。”这年九月“乙未，上奉皇太后谒永陵。丙申，行大飨礼”；“辛丑，谒福陵。壬寅，行大飨礼。谒昭陵。癸卯，行大飨礼。上奉皇太后驻跸盛京。朝鲜国王李吟遣陪臣至盛京贡方物”；“乙巳，上诣文庙释奠。幸讲武台大阅”。这是乾隆登基后第一次东巡，在拜谒永陵、福陵、昭陵等一系列以祭祖为中心的礼仪活动后，“奉皇太后驻跸盛京”而作此赋。据清人柏葰《陪都景物略赋序》称：“昔人《三都》《两京》之赋，铺张扬厉，宣上德而抒下情，抑亦雅、颂之亚也。我国家龙兴东土，沈阳尤为根本重地。伏读圣制《盛京赋》，古奥排宕，典则宏深，诚非颛愚之所能窥测。”（《薜箖吟馆钞存》卷上）可知该赋以前人京都赋为摹写样本，却因“祭祖”主题而兼取礼仪赋的写作方法。

从创作结构分析，乾隆的《盛京赋》是典型的大赋创作，由“序文”“赋文”与“颂诗”三大部分组成，而赋文中首段从“岁大渊献”到“爰赋其略”又属于赋的“内序”。读该赋序文（以下赋文引自《皇清文颖》卷首十八《盛京赋》），其创作宗旨大体可见。序文首节，先标“三心”，即“父母之心”“祖宗之心”与“天下之心”，并以为“以祖宗之心为心居其要”，这既与其赋以祭祖为主旨相合，也阐明了君主宗法制的“传统”意义。次节以孔子“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引出“我国家肇兴盛京邠岐之地”及“皇祖（康熙）六十一年之间三谒丹陵，用展孝敬；皇考（雍正）在位，百度维新，日不暇给……未举是典”的回顾，强调庙祭礼典的重要性，以明“予小子缵承丕业，惧德弗嗣……敬奉神器”的行为及意义。末节叙写本事“爰以乾隆癸亥秋恭奉皇太后发轫京师，届我陪都”，并引汉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物以赋显，事以颂宣”语说明作赋之内涵与价值。

读赋的正文，除了前述“内序”一段，其首起之语乃“粤我清初肇长白山”，极含深意。考古代帝宗之山岳崇拜，远之“昆仑”，乃诸神之所集；后则“泰岱”，为汉帝封禅祭天之所，复有“尊孔”的文化内涵。而满清起于关外，视东北长白山为祖山神灵，龙兴之地，故康熙十六曾颁旨“宜加封号，永著祀典”。康熙自为《望祀长白山》诗有句云“名山钟灵秀，二水发真源”，所谓“二水”，指的是松花江与鸭绿江；“千秋佳兆启，一代典仪尊”，因一代之“尊”，方著“祀典”。而乾隆也有《望祭长白山作》《驻跸吉林望叩长白山》诗作，如前首有云“五岳真形空紫府，万年天作佑皇清”，此与赋之首赞“长白”，相得益彰。而清初吴兆骞因罪流放宁古塔，作《长白山赋》，序谓“我国家肇基震域”（震域指东方）、“昭应皇舆，合祥帝室”，赋文赞颂“猗兹山之峻极，眇群岳而独尊”，虽不乏谪臣谄媚而侥幸之心态，然其所述应合史实则不诬。而由长白山兴起，全赋构文的主线是写满族起源、崛兴以及祖宗开辟、成功，复阐盛祭祀之典的勋绩，然因驻跸盛京，并以为题，所以赋中对盛京建制、地舆、物态（自然景观）、气象（人文景观）的描绘，占有大量篇幅。如叙盛京之建立：

天命十年，相险宅中，谓沈阳为王气所聚，乃建盛京。……于是乎左挟朝鲜，右据山海，北屏白山，南带辽水。……东尽使犬之部，朔连牧羊之鄙。启我漠惠之厚，扩我俄朵之址。高燥埤湿，原田每每，走大野而拱太室者万有余里。

据史载，公元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建汗，号大金（后金），1636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号大清，1621年迁都辽阳，1625年迁都沈阳，改称盛京，1644年摄政王多尔衮帅兵入关，定都燕京（北京），以盛京为陪都。乾隆此赋，正是这段历史的文学性描述，如谓“我世祖（顺治）因人心之归清，顺天意之厌明，扫驱除之闰位，统子弟之精兵，无亡矢遗镞之费，而膺图正位乎燕京”，并谓盛京虽“陪都实惟帝乡”。作者为宣扬帝嫡之正，抹去多尔衮的贡献，然涂写历史，潜符默契。当然，由盛京到燕京，记载了清人建国之历程，然其中满族之发展，诚为内在之线索。赋文自述“帝女天姝朱果是吞，爰生圣子，帝用锡以姓曰觉罗，而徽其称曰爱新”后，复写“八旗”之成立云：

吉君臣之一德，而扩我闼于八荒。正号纪元，以受天庆，于是定两翼之位，列八旗之方。黄白红蓝，有正有镶。法其象于河鼓，则其数于羲经，神其变于三五，握其奇于九宫。

于是再写“八旗”子弟之战功：

若夫人自为战，王者无敌。角崖则百墉失凭，旌挥则三边定檄。义不返顾，勇不重壁。是以敉四海而莫撄，亘千古而鲜匹。……爰狩中原，我戎是修。

武备战功，是其入主中原的保证，所以耀武扬威，津津乐道，也是乾隆赋中不可或缺的。当然，沿袭前人都城赋创作惯例，该赋在书写物态（山水动植物等颇有区域特色）、宫室、田猎、朝贡之后，又以历代兴亡为训，恤民耕作为念，以彰扬“有道”的德治传统。如赋中写田猎“古者蒐苗狝狩之礼，所为昭讵，其害三时之土谷，夺百姓之膏腴，蹂桑柘之地，广虞猎之郊，如《子虚》《上林》之所嘲也哉”，即借汉赋之讽入己赋，而警醒其行，从作者身份的转换（由文臣变帝王），观其语象的呈示，则不乏新义。

如果说乾隆这篇赋有什么文学价值，或难以为说，但考其写赋目的，则有两点意义值得申述：第一，彰显帝国气象。如赋末颂诗首几句：“于铄盛京，维沈之阳。大山广川，作观万方。虎踞龙盘，紫县浩穰。爰浚周池，爰筑长墉，法天则地，阳耀阴藏。”其所述绝非盛京一地，或如宋人程大昌评司马相如赋写“上林”是“该四海言之”（《演繁露》卷十一）。我们不妨对读《清史稿·地理志》记述清王朝经圣祖、世宗拓疆后“逮于高宗，定大小金川，收准噶尔、回部，天山南北二万余里毡裘湩酪之伦，树颔蛾服，倚汉如天。自兹以来，东极三姓所属库页岛，西极新疆疏勒至于葱岭，北极外兴安岭，南极广东琼州之崖山，莫不稽颡内向，诚系本朝。于皇铄哉！汉、唐以来未之有也”的一段文字，足见乾隆写赋的襟怀与意旨。第二，树立皇清圣统。对此，略举一例，即乾隆在赋序中写“肇兴盛京”则紧系“桥山在焉”语，考“桥山”指陕西“黄帝陵”，又赋末颂诗复谓“缅仰鼎湖”，又取黄帝鼎湖乘龙升天的典故，远宗黄陵，近祀列祖，用心所在自明。我们再看乾隆八年癸亥冬十月（即作赋时）谕王公宗室有云：“满洲、蒙古、汉人皆有一定之礼，即以汉人文学而论，朕所学所知，即在通儒，未肯多让。”（《清实录》卷二百二）由此可见，乾隆一面强调继承祖宗法制的重要，一面又提及对汉文学习堪比通儒，其用赋体这一汉人论证圣统合法性的文学样式，来强调祖宗盛德，《盛京赋》调和效法祖宗旧制与借鉴汉人礼仪之矛盾的重要功用，耐人寻味。

《盛京赋》完成后，即由内府武英殿刻印，有满、汉版本（傅恒等编刻本），而且于“乾隆戊辰（十三年）春，特旨开《盛京赋》篆字馆”（周亮工《印人传》卷四），以三十二体篆书印制，至于抄录、刻印、影印诸本亦多。而兹赋对当朝赋体创作的影响，诚如嘉庆十年进士徐松为其业师英和《卜魁城赋》作跋所云：

恭读高宗纯皇帝圣制《盛京赋》，流天苞以阐地符，一时名公巨卿如周海山先生使琉球作《中山赋》，纪晓岚先生谪西域作《乌鲁木齐赋》，和太庵先生镇卫藏作《西藏赋》，独黑龙江界在东北边，曩惟方恪敏公有卜魁杂诗及竹枝之作，而研都炼京，天则留待我树琴夫子发摅文章，为封疆增色。

除了徐氏所述赋篇，尚有如全祖望《皇舆图赋》、朱筠《圣谟广运平定准噶尔赋》及徐松所撰《新疆赋》，文守元《四塞纪略赋》、王必昌《台湾赋》等，为“封疆增色”并涂饰皇清盛世的赋作，昌明一时。上“好”下“甚”之规律在赋域的体现，这可算一个典型案例。

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盛京赋》的传播及影响更是令人惊讶。法国耶稣会钱德明（JeanJosephAmiot，1718—1793）神父1750年来华，居北京长达42年之久，其中一大学术贡献就是将《盛京赋》翻译成法文并详加注释，推介到欧洲，后经东方学家约瑟夫·德经的审校（并作序），于1770年（乾隆三十五年）由巴黎提亚尔（N.M.Tillard）出版社刊行面世。尽管其译文的准确性在当时及传播过程中褒贬不一，然其譯介此赋的文化意义，却因反响巨大而卓绝非凡。崇拜中国文化的法国作家伏尔泰以此为主题发表《致中国皇帝书》高歌“请接受我的敬意，可爱的中国之王”，狄德罗评述《盛京赋》“包含着一种父爱的精神，令人感动和着迷”（详见钱林森《中国古典诗歌在18世纪法国的传播与影响》，《第一届中国古典文学高端论坛》，南京，2015）。可以说，《盛京赋》在欧洲掀起的“中国风”，已逸出“赋域”，具有了更为广远的文化内涵。

2016年5月13日，美国汉学家、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康达维（David Knechtges）博士受邀在南京大学文学院作“欧美赋学研究史”演讲，他所提到的第一位欧洲赋学翻译家是费之迈（August Pfizmaier），其将屈赋之《离骚》译为德文，并于1852年出版。而比较钱德明译《盛京赋》于1770年在巴黎出版，迟了近一个世纪。于是课后提问，我说出这样的想法，是否因钱译《盛京赋》（属于其时的“当代文学”）在欧洲的流传以及其极为现实的功用（中欧关系），才引起了其后欧美学者（19、20世纪）对中国古老赋学的关注？康教授笑着回答：“这个问题很重要。”

为什么《盛京赋》在当时就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答案很简单，因为作者是中国的皇帝。而由《盛京赋》引发的赋创作的繁盛，从某一侧面可以说明中国古代的文化繁荣，往往是文化专制的结果，在文化专制（如文字狱）的同时，恰是根据统治者需要而进行宏大文化工程建设的“盛世”。清代康乾时期的文化人如此，那些猎取中土文献的外邦眼光又何尝不如此？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