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词与诗：词未必易于诗》

谈词与诗：

词未必易于诗

诗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录了从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之间大约500年的作品，既有流传在民间的歌谣，也有贵族文人的创作。经过孔子的收集整理后，保留了311篇，分为风、雅、颂3个部分。其中“风”共有160篇，大部分是民间歌谣，小部分是贵族阶层的创作；“雅”共111篇，又分为“大雅”与“小雅”，“大雅”中的作品多为上层贵族的作品，一般以叙事为主，“小雅”除了贵族创作还有小部分民间的歌谣；“颂”共有40篇，为宗庙祭祀之诗歌，不论表现的贵族生活还是平民的生活，多以叙事为主。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起点，也是文学鼻祖，对后世各种文学体裁的发展，都有着不可磨灭的推动作用。

时代精神与“一代之文学”

唐诗与宋词是两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产物，对于这两种文体的难易，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是这样评价的：

陆放翁跋《花间集》，谓：“唐季五代，诗愈卑，而倚声者辄简古可爱。……能此不能彼，未可以理推也。”《提要》驳之，谓：“犹能举七十斤者，举百斤则蹶，举五十斤则运掉自如。”其言甚辨。然谓词必易于诗，余未敢信。善乎陈卧子之言曰：“宋人不知诗而强作诗，故终宋之世无诗。……然其欢愉愁苦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故其所造独工。”五代词之所以独胜，亦以此也。

南宋词人陆游跋《花间集》说：“晚唐五代，诗愈发卑下，而倚声填词的作品却简练古朴，惹人喜爱只能作词却不能作诗，这是没法用道理说清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驳斥陆游说：“这一个人只能够举起70斤，非要举100斤就会摔倒，但如果只举50斤就运转自如。”意思是说，作词远比作诗要容易，对这样的说法，王国维不以为然，认为还是陈子龙说得有道理，宋人不知诗而勉强作诗，所以整个宋代没有诗，但是他们的喜怒哀愁，在心中涌动的各种无法抑制的情感，大部分都可以通过词来表达，所以他们的词作分外精致。五代时期的词之所以也颇有成就，也是因为这个道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每一个时代都有代表这个时代精神的文体，任何一种文体的嬗变趋势都是始盛终衰，文学的发展是漫长而潜移默化的，而朝代的更迭却可以在转瞬间完成，因此以时代来划分文学并不科学。

陆游的《花间集·跋》注意到，晚唐五代时期词体开始兴起，却正值诗体衰微之际，所以提出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能此不能彼”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时代兴起了某种新的文体，通常也意味着旧文体的衰落。与此相应的是，一个诗人擅长某一种文体，而对其他的文体就比较陌生了。《四库全书总目》对陆游跋文的反驳，其实已经偏离了陆游的本意。以举重为例，来说明写诗就好像一个只能举70斤的人非要去举100斤的重物，故会感到吃力，而填词就好像只举50斤的东西，自然觉得轻松，以此来说明诗难词易的观点。

王国维认为四库馆臣的说法堪称“甚辩”，举重的比喻并不妥当，以此来说明诗词之难易轻重，就不免流于妄谈了。王国维援引明代陈子龙的《王介人诗余序》分析宋代诗词兴替的原因，来作为自身论点的依据。陈子龙认为宋词的成就之所以比宋诗要高得多，就在于宋人对诗歌的定位发生了问题，更喜欢以词体来抒发喜怒哀乐之情，诗多用来将议论说理，于是“无意”间促成了宋词的发达。陈子龙以情感为本位来分析宋代诗词的不同，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只是忽略看宋诗的议论化其实也是诗体发展的一种必然。王国维择取陈子龙的情感本体论，是为自己文体更替规律的观点作为论据，并不是要探讨宋代诗词到底孰优孰劣。

文不分高低贵贱

在古代，文体有雅俗之分。文为第一，诗为二，词排在文和诗歌之后，戏曲和小说则被认为是较为低鄙的文学体裁。王国维以其进步的文学观和创新思维，对各种文学形式一视同仁，打破文有高低贵贱之分的传统思维。

文学是丰富多样的，更是发展的。唐诗的繁盛与唐代散文的出色并不矛盾，唐诗的成就固然高，但我们要看到，唐初的诗歌依然带有南北朝时期浮华萎靡的遗风，只以盛唐时期的诗作来代表整个唐代诗歌亦是不全面的。

对于文体的始盛终衰，王国维还发表过这样的观点：

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但就一体论，则此说固无以易也。

从某种程度而言，一部文学史即是一种文体兴衰、交替的历史。王国维的这则撰述，是在探索文学发展的规律等诸多问题。

从四言到楚辞，再到五言，最终发展为七言，从古诗发展为律绝，再发展到词。在对文体嬗变规律的描述，王国维将其划分为两个方面：先是在“古诗”的范围内，列出从四言到七言的发展过程，之后再将“古诗”与近体诗、词划分为另外一个过程，最后把“词”作为韵文文体的终结。

在叙述文体兴替的过程里，王国维所用的这个“敝”字很值得注意。所谓“敝”，就是指文体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拘为定式的“习套”。这样的“习套”越顽固，程式越烦琐，对诗人真情性的桎梏也就越多。如此一来，该文体势必会衰落。王国维的这个“敝”字，的确反映了文体程式化倾向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这个“敝”字也容易被误解为，一种新文体若要产生，旧文体首先要衰落。

事实上，文体的演变并不是简单地以新文体替代旧文体。譬如楚辞的诞生，与四言诗的“敝”无关，而是楚地的民风民俗催生出来的；再譬如词体的产生，不仅由于近体诗的衰落，而且同音乐体系的转变也有着颇为密切的关系。另外，在宋代及后世，古诗、律绝、词并存，一直是文学界的常态。可见，“敝”并不足以解释文体嬗变规律的全部。

王国维虽然承认始盛终衰的规律，但整体来说，并不能得出后不如前的结论。表达情感的艺术是不断变化不停发展的，文体不过是为这种情感表达提供一种载体而已，作品有好坏之分，但文体本身并无尊卑优劣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