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宋人小说：多不足信》

谈宋人小说：

多不足信

上文所提到的周密，不仅工诗词，其笔记着作《齐东野语》也是很有价值的。但王国维认为，这样的作品可信度并不大。他说：

宋人小说，多不足信。如《雪舟脞语》谓：台州知府唐仲友眷官妓严蕊奴，朱晦庵系治之。及晦庵移去，提刑岳霖行部至台，蕊乞自便。岳问曰：去将安归？蕊赋《卜算子》词云：“住也如何住”云云。案：此词系仲友戚高宣教作，使蕊歌以侑觞者，见朱子“纠唐仲友奏牍”。则《齐东野语》所纪朱、唐公案，恐亦未可信也。

王国维这里所说的“小说”，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小说有所不同，指的是野史、笔记，即朱自清《论雅俗共赏》中所说的“记述杂事的趣味作品”。这类作品往往依据某些传说，将词写成一段故事，但常把歌者与作者错算为一人。如《雪舟脞语》所记台州知府唐仲友所眷官妓严蕊作《卜算子》，但根据朱熹所记，这首词其实是唐仲友之戚高宣教所作，严蕊不过是歌唱而已。王国维认为这类“宋人小说”多不可信，是从史实角度考虑的。

笔记的历史与发展

“笔记”是中国古代记录史学的一种文体，是随笔记录的意思。笔记形式随便，没有确定的格式，诸如见闻杂录、考订辨证之类，都可以归入此类。“笔记”历史悠久，早期常被归纳为小说，直到魏晋时期才作为一种专门的体裁，经过唐宋两代发展，到了明清更加风靡兴盛。

依据记载内容的不同，大体可分作鬼神仙怪、历史琐闻和考据辨证等几个类别。魏晋时期最为盛行的是鬼神仙怪类笔记，张华的《博物志》和干宝的《搜神记》都是其中的代表。历史掌故类笔记主要记录掌故遗事、人物轶闻、民情风俗、山川景物等，唐代的《隋唐嘉话》、宋代的《涑水记闻》等都属于此类。考据辨证类笔记从唐代开始崭露头角，并有所发展，至清代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大盛，此类笔记作品也更加多了起来，包括宋代的《梦溪笔谈》《容斋随笔》，清代《日知录》《陔余丛考》等。

笔记记载的多是些琐碎片段，但因有闻即记，通常比较官修史籍更加生动有趣，其中还有不少正史中没有的资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非君子之言”的笔记

周密的《齐东野语》，书名出自《孟子·万章上》：“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后人便用“齐东野语”来比喻荒唐而没有根据的话。

王国维在这则词话中提到的严蕊奴的故事，出自宋人邵桂子的《雪舟脞语》：“唐悦斋仲友字与正，知台州。朱晦庵为浙东提举，数不相得，至于互申。寿皇问宰执二人曲直。对曰：秀才争闲气耳。悦斋眷官妓严蕊奴，晦庵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霖行部疏决，蕊奴乞自便。宪使问去将安归？蕊奴赋《卜算子》，末云：‘住也如何住，去又终须去。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宪笑而释之。”

然而《朱子大全》卷一九“按唐仲友第四状”却说：“五月十六日筵会，仲友亲戚高宣教撰曲一首，名《卜算子》，后一段云：‘去又如何去，住又如何住。待得山花插满头，休问奴归处。’”可见，《卜算子》一词是唐仲友的亲戚高宣教所作，只是让严蕊奴唱来劝酒而已。

自淳熙八年（1181）七月十六日至九月四日的短短三个月里，为了浙东天灾的事情朱熹与唐仲友多次交锋，朱熹六上奏章严词弹劾唐仲友，唐仲友不服朱氏所劾，遂上章自辩。

《齐东野语》对朱、唐公案是这样说的：“朱晦庵按唐仲友事，或言吕伯恭尝与仲友同书会有隙，朱主吕，故抑唐，是不然也。盖唐平时恃才轻晦庵，而陈同父颇为朱所进，与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尝狎一妓，嘱唐为脱籍，许之。偶郡集，唐语妓曰：‘汝果欲从陈官人耶？’妓谢。唐云：‘汝须能忍饥受冻仍可。’妓闻大恚。自是陈至妓家，无复前之款接矣。陈知为唐所卖，亟往见朱。朱问：‘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谓公尚不识字，如何作监司？’朱衔之，遂以部内有冤案，乞再巡按。既之台，适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陈言为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以奏驰上。时唐乡相王淮当国。既进呈，上问王。王奏：‘此秀才争闲气耳。’遂两平其事。详见周平园《王季海日记》。而朱门诸贤所作《年谱道统录》，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论也。其说闻之陈伯玉式卿，盖亲得之婺之诸吕云。”

朱熹、唐仲友交章互奏的真相，的确难辨是非。唐仲友在任期间确实有一定政绩，而朱熹指责他，不顾灾情，为完成朝廷和户部下达的税收任务，派酷吏去各县催捐，更添新税残民，致使民不聊生倒也属实，不过也却有“偏隘”之处，如抓住唐仲友以公款刻书，以及同营妓有染一类的事情小题大做等。但所谓理学大师私德有污，为了陷害唐仲友，对营妓严刑逼供百般迫害的事情，并没有可信的证据。

笔记这种文学体裁的最大问题是记录了一些不实的传闻，此外如互相抄袭、宣扬封建迷信等弊端也随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