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殷周制度：政治与文化之变革》

谈殷周制度：

政治与文化之变革

五帝时代和三王时代是中国早期文明的两个阶段，五帝是指少昊、颛顼、帝喾、尧、舜，三王则是指夏商周三代的开国君王，即夏禹、商汤、周文王。这两者的区别在于，帝是具有神性的，而王者乃是人王，他管理的只是人间的秩序。五帝时代的“帝”在三王时代朝向上、下两个层面分化：在上为上帝、神、天，在下为人王、天下的共主。从而产生了“天下”一词，作为对人王的统治区域的表述。

在《殷周制度论》的开头，王国维就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那么，就让我们跟随大师的思考，来深入了解这一问题。

从公天下到家天下的转变

上古时期的禅让制体现的是公天下，到了夏商周三代则改为家天下，在“家天下”的礼乐制度之内又蕴含着“天下一家”的理想。守天下以礼与取天下以德，这二者的有机结合成了周公政教思想的两个基本维度。

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经典的论述，认为殷周之变具有格外重大的意义，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移转；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王国维所谓的新制度，指的是奠定了中国文化基础的礼乐制度。这一由周公制定的制度文化，内容包括：“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此数者，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中最核心的是嫡长子继承制。

通过对殷的嗣典世系进行研究，王国维确认商王世系的29位王中，父传子的共有10位，由兄传弟有12位，将王位传给兄之子（包括堂兄之子）的共有6位。可见商的继承制度是“以弟及为主而以子继辅之”，在地位方面“商人兄弟相及，凡一帝之子，无嫡庶长幼，皆为未来之储贰”，商王室实行的是大家族制度，由当时的国王与他的各位儿子为主要成员，结合其他旁系近亲组成。由于大家都有可能继承王位，所以很容易引起争斗。而嫡长子继承制就将王的天子之位与诸侯的国君之位，“定之以天”，“任天而不参以人，所以求定而息争也”。

商代的封建制很松散，商王与诸侯之间属于联盟关系，天下在政治的统一性上相当松弛。到了周代，封建则有了进一步发展，“周人即立嫡长，则天位素定，其余嫡子庶子，皆视其贵贱贤否，畴以国邑。开国之初，建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大抵在邦畿之外，后王之子弟，亦皆使食畿内之邑。故殷之诸侯皆异姓，而周则同姓异姓、各半，此与政治文物之施行甚有关系，而天子诸侯君臣之分亦由是而确定者也。”周王将自己的族人分封到各地，与被征服地区的土着人杂居，以此改变当地的社会结构，这样的制度促进了周在国家形态上的有了长足发展。封国使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们成为一个共同的组织，使原本毫无瓜葛的族氏之间产生了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从而发展出了新的地缘关系。

确立“立子立嫡”之制的目的在于“弭天下之争”，而以封建亲戚、宗法庙数服术等制巩固周的统治，“家天下”正是这样的巩固维系之法：

是故有立子之制，而君位定；有封建子弟之制，而异姓之势弱，天子之位尊；有嫡庶之制，于是有宗法、有服术，而自国以至天下合为一家；有卿、大夫不世之制，则贤才得以进；有同姓不婚之制，而男女之别严。且异姓之国，非宗法之所能统者，以婚媾甥舅之谊通之。于是天下之国，大都王之兄弟甥舅；而诸国之间，亦皆有兄弟甥舅之亲；周人一统之策实存于是。此种制度，固亦由时势之所趋；然手定此者，实惟周公。原周公所以能定此制者，以公于旧制本有可以为天子之道，其时又躬握天下之权，而顾不嗣位而居摄，又由居摄而致政，其无利天下之心，昭昭然为天下所共见。故其所设施，人人知为安国家、定民人之大计，一切制度遂推行而无所阻矣。

文化上的礼乐并行

周公的礼乐制作，在于以礼乐的方式构筑“家天下”的政教结构。王国维指出，“贤贤之义，虽然在理论上乃是治天下之通义，但并不构成周公之礼乐制作的主要关切。但亲亲尊尊之义，确是周公制礼作乐之精髓”。

在“家天下”的政治结构下，统治集团内部的成员可以视为一个大家族。周天子和他的臣子虽是上下级关系，但并不直接通过政治的权威来进行控制，而是以“礼乐”进行维持。礼对不同等级之间的区分有严格规定，但是由礼所发出的要求是经过艺术化的，亦所谓的“文饰”，这便大大缓和了不同等级间的矛盾。因此，我们可以将礼理解为，既制定了上下之分，同时也沟通了上下之情。

礼以别异，乐以和同。由西周初年到春秋时期，礼乐是并行的。“凡制度典礼所及者，除家法、丧服数大端外，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士止，民无与焉，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

礼是对文与节的要求，相对于素质较低的庶人阶层，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一定要用这些典礼作为对民的要求，不但达不到目的，可能反而礼崩乐坏。对此，王国维认为，

若然，则周之政治，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设，而不为民设乎？曰，非也。凡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以为民也，有制度典礼以治。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使有恩以相洽，有义以相分，而国家之基定，争夺之祸泯焉。民之所求者，莫先于此矣。且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是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者，民之表也；制度典礼者，道德之器也。周人为政之精髓实存于经。

可见周的制度典礼，是对统治集团的自我要求，虽然对民没有礼的要求，但民会自发地向往礼。因此，周的礼乐既维护着周一家之天下的统治权，又最终上升到对民之“彝伦攸叙”的守卫，在统治策略之外，别有一番文明与文化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