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谈学人之词：朱孝臧为极则》

谈学人之词：

朱孝臧为极则

近人词如《复堂词》之深婉，《疆村词》之隐秀，皆在半塘老人上。疆村学梦窗，而情味较梦窗反胜。盖有临川、庐陵之高华，而济以白石之疏越者。学人之词，斯为极则。然古人自然神妙处，尚未见及。

这则词话评点的是清代大盛的学人之词。光绪年间，在谭献编选《箧中词》时，明确提出了“学人之词”的说法。清代词人多为学者，推动了学人之词的兴盛。在嘉庆道光以后，常州词派的张惠言和周济为了推尊词体，大力倡导词中要蕴含学问，提出“比兴寄托”的论词主张，认为重视寄托和强调学力是统一的，对吴文英晦涩多典的词作推崇愈高。

学人之词起源可追溯至宋代，以学治词在苏东坡、周邦彦、辛弃疾等人那里就有所体现。但那时学人词多被认为是词中充满理学气息，直到清代，学人以学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词体，为推尊词体而提出把学识融入词中的观点，因此学人词带有强调学力、注重学养的特点。

强调学力与推尊词体

王国维的这则词话，可能是因为涉及“近人”，所以说得颇为讲究。先是说谭献词“深婉”，朱祖谋词“隐秀”，并将他们都置于“半塘老人”王鹏运之上。在谭献与朱祖谋之间，又以朱祖谋为胜。朱祖谋是晚清时期师法吴文英词的引领者，按照王国维此前对吴文英词“肤浅”的贬斥，对朱祖谋也当持否定态度才对，可王国维居然认为朱祖谋的情味反在吴文英之上。

之所以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评价，是由于王国维认为，尽管朱祖谋在整体方向上不如吴文英，但所学习的并不限于吴文英一家。朱祖谋的作品，融合了王安石、欧阳修的“高华”，以及姜夔的“疏越”，从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所谓“高华”，可以理解为声调高逸，所谓“疏越”，则是形容余韵不绝。这样一来，学人之词也就具备一些传统词体的特征了。不过学人之词，终究是以“学”为基本，张扬了才学，却压抑了真性情。这样一来，王国推崇的“自然神妙”，自然难在学人之词中找到了。

宋代诗学的理化风气很重，但在词学上的表现并不明显，因为宋人认为词宜言情，与理学无关。理学家认为诗、词在文题价值上是有高下之分的，学问可以通过诗来阐述，没必要写入词中。对于这样的现象，钱锺书也注意到了：

宋代五七言诗讲“性理”或“道学”的多得惹厌，而写爱情的少得可怜。宋人在恋爱生活里的悲欢离合不反映在他们的诗里，而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词里。如范仲淹的诗里一字不涉及儿女私情，而他的《御街行》词就有“残灯明灭枕头欹，谙尽孤眠滋味；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这样悱恻缠绵的情调，措词婉约，胜过李清照《一剪梅》词“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又上心头”。

清代学人对词体的看法就较为多元了，既有以纪昀为代表的鄙夷词体的一派，也有许多对词持宽容态度的学者。王国维的词里就包含着学问，他的学问主要表现为人生境界、哲理境界，而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沈曾植则是“学人之词”的另一类代表。

沈曾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不仅精通经、史，对佛学、刑律等也很有研究。他十分注重经学，常化用儒家经义以为词，将经学典故融入词中，许多词在遣词造句上也运用了经学内容，使词意隐晦难懂，再融入玄言佛理，就更加难以理解了。这样极端的学人之词，蕴含了太多学问，没有笺注很难读懂，推尊了词体却掩盖了词人该有的才情。

开阔胸襟与提升词境

如何用词表现才学，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不同的表现方式，会产生不同的境界。如只以“掉书袋”的形式，在词中一味使用冷词僻典，将词当成卖弄学问的手段，虽然也属于学人之词，但境界无疑是低的。如果能把词当作探讨学术之余的怡情娱乐，这样的词作并不堆垛典实，反而任情多趣，这样的学人之词比炫耀学问的作品当然境界有所不同。

还有一种词，将学人之词与词人之词相结合，强调学问对于词作的重要性，但也不主张直接把学问变成词的内容，或用词来探讨学问，而是提倡以学化情、以理融情，用学识来提高境界、开阔胸襟，也就是明末着名诗人冯班所说的“多读书则胸次自高”。只有在这种状态下，词人与学人的身份才是统一的。

文学作品需要创新，这既是创作者的压力也是前进的动力。创新的方式很多，在词这种文学形式中，主要表现为意境的拓展和提升。清代的学人之词也是一种创新，经过净化与升华，塑造了更为深微的艺术境界。诚然，学人之词也无法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若将逞才使气当作词的重心，刻意追求艰深晦涩，就失去词的意义了。不过，整体说来，这些弊病并没有影响清代词人在推尊词体、提升境界等方面的成就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