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长江

李白与长江

李白出现于盛唐诗坛时，曾引起极大的震动。殷璠在《河岳英灵集》中入选他的《蜀道难》等诗，以“奇之又奇”评之。贺知章读李白诗，称之为“天上谪仙人”。杜甫谓其“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唐玄宗召见时甚至“降辇步迎”（李阳冰《草堂集序》），说明当时对李白的出现，一片惊奇，把他看成非同常人。

李白的确是奇，他给盛唐诗苑开辟了一片充满神奇浪漫色彩的新天地。但他并非凭空而降，而是植根于一定的时代，一定的社会生活，乃至一定的地域环境。多种因素通过天才的整合，成为独具魅力、前所未有的创造。李白出生于西域，成长于巴蜀，二十五岁出蜀，六十二岁卒于当涂、葬于青山。来自长江上游、殁于长江下游。中间由于漫游，由于就婚安陆，隐于庐山、病殁当涂，以及参加李璘幕府，被流放夜郎等原因，一生大部分时间在长江流域度过。他虽然到过长安，住过北方，但经常是把长江中下游地区作为退守安身之处，甚至说：“我似鹧鸪鸟，南迁懒北飞”（《醉题王汉阳厅》）。长江源远流长，地域广阔，文化底蕴深厚，秦、汉以后，经三国时吴蜀、东晋和宋、齐、梁、陈几代的开发，到唐代中叶，其经济实力已接近甚至超过黄河流域，这一处在上升中的、富有潜力和活力的广大地区，在文化上必然要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而李白则是其中之杰。长江博大浩瀚，气象万千，当其所孕育之诗，汇入盛唐诗歌海洋的时候，在传统的中原文化视野中，它是新鲜奇异的。李白曾被认为是“口吐天上文，迹作人间客”（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白》）的谪仙。但神话无凭，李白毕竟是真实的“人间客”，“天上文”根源仍在人间。本文拟从长江流域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对李白的影响方面，探讨李白诗歌产生的基础，谬误之处，希望得到专家指正。

一、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与李白

李白之父携家入蜀后，居于彰明县清莲乡（今属四川江油市）。长江上源之一的涪江流经其地。唐代巴蜀跟外界的沟通交往，远远超过上古乃至秦、汉、魏、晋时期，但巴蜀文化自身仍保留许多传统的特点。巴蜀早期文化发展迟于中原。蜀地先王，很晚才立宗庙，宗法思想和礼教束缚，相对薄弱。巴蜀人重卜筮，北部的人尤好巫鬼，为道教发展提供了土壤。东汉末，张道陵在蜀地创立道教，信徒遍及蜀地，影响久远。而张道陵学道之地的青城山则在彰明县西南不远的彭州境内。彰明县又有紫云山，亦道教胜地。李白诗云：“家本紫云山，道风未沦落”（《题嵩山逸人元丹丘山居》）、“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六首》其四），可见李白习染道风始于幼年居家乡时期。道与隐相联系，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自云“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无惊猜”。李白之爱好自然，爱好隐逸求仙，不愿受尘俗拘束，在此时已有突出表现。

秦汉以后，巴蜀人士颇具纵横家习气。秦惠王派张仪等人灭蜀，张仪在蜀经营规划，为蜀人崇拜。张仪本纵横家，对蜀地风气有重要影响。后来秦又迁吕不韦舍人万户于蜀。这些门客多是些纵横谈辩之士，对张仪所开的风气自会起推波助澜作用。到西汉，蜀地文人颇为活跃，如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的辞赋创作和行事，都具有纵横家特点。尤其是司马相如，以辞赋博取皇帝的欣赏，得到重用，他在创作上夸张宏钜，恢廓气势，仕途上把握进退时机，以及受诏安抚巴蜀，经略西南夷等，都显出纵横家的面貌和才能。

以上追溯巴蜀的道家和纵横家风尚，到唐代，这些风气仍然较盛，如在陈子昂身上，即有突出表现。而对于李白，给予直接影响的则是赵蕤。《唐诗纪事》引东蜀杨天惠《彰明逸事》云：李白少时，“依潼江赵征君蕤。蕤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著书号《长短经》。太白从学岁馀，去游成都”。赵蕤《长短经》序云：“书读纵横，则思诸侯之变；艺长奇正，则念风尘之会。此亦向时之论，必然之理矣。……恐儒者溺于所闻，不知王霸殊略，故叙以长短术以经论通变者。”教人审时度势，以纵横奇正之术，建立功业，使这部书颇显用世精神。赵蕤思想亦有道家成分。书中采摭道家特别是老子的论述颇多，不过一般不是从无为和出世方面理解老庄，而往往引向有为的适时通变。赵蕤虽主张用世，但他自己隐居未仕，说明在进与退问题上，他又有道家那种恬退的得时则行，不得时则为龙蛇的态度。李白在蜀中时以年幼学子身份干谒位高望重的益州长史苏颋，出川后，“遍干诸侯”，“历抵卿相”，直到以布衣身份为皇帝召见，还感慨“游说万乘苦不早”（《南陵别儿童入京》），可见思想中欲以纵横游说求得帝王知遇的意识是很强的。他的文章，如《上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上安州李长史书》、《为宋中丞自荐表》、《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以及像《永王东巡歌》其十一“试借君王玉马鞭”等诗，也都具有纵横家文辞的特点，但李白又很讲究养机退隐，这些都可以看出赵蕤《长短经》的影响。而赵蕤《长短经》本身则又有其深刻的蜀文化根源。

李白之前，蜀地文学家最辉煌的代表是出现在西汉文坛上的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等人。赋并非蜀地文学独创的文体。它借鉴楚辞、战国纵横之文主客问答的形式，铺张恣肆的作风，又吸取《诗经》和先秦散文的某些手法和成分，形成一种体制不一的、综合型的文学样式。司马相如、扬雄多数篇章也不是取材蜀地，而是写京城、宫苑乃至云梦等名胜之地。但巴蜀与荆楚在文化上本来有很深的关系，楚辞参以其他成分经过演变，在以蜀人为主的文学家手里，发展成铺张扬厉、瑰丽宏伟之赋，造就一代文学的辉煌，又让蜀人在引为骄傲的同时奉为学习榜样。这样，赋虽非地方文学，但却在巴蜀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李白在蜀中谒见苏颋，苏颋即将其与司马相如联系，说他“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上安州裴长史书》）。苏颋取当地人物为李白树立了一个可与之比肩并立的对象。而在此前李白早已开始了对司马相如的学习，并产生超越之想。其《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云：“余少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又《赠严仓曹》诗云：“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甚至他后来出游云梦，也与之有关。《上韩荆州书》云：“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可见李白与同乡的前代赋家之间先后传承联系。李白的《大鹏赋》、《明堂赋》、《大猎赋》颇取法于扬、马大赋，而且在《大猎赋序》中明确地把司马相如作为超越对象。当然李白的成就主要在诗不在赋，他在诗中则更加富有创造性地吸收了赋的许多优长。

汉大赋尤其是司马相如赋“控引天地，错综古今”的宏伟气魄，非凡的想象，以及对时空转换变化的灵活处理，极度的夸张，穷极笔力的描写，丰富美丽的词藻，在李白诗中都有类似的表现。李白的乐府歌行，多方面吸收了赋的成分。拿他的《蜀道难》与其《剑阁赋》相对照，两者都写了蜀道之险，《蜀道难》虽为诗却隐含一篇赋的内容。而诗在展现物象、运用夸张手法以及时空转换变化方面，比赋更为精彩。汉代大赋中设置问答，以及上下四方气势宏大的纵横铺排，在诗中都被有机融入，形成变化多姿的表现。如“问君西游何时还”的设问方式，“西当太白有鸟道”、“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等句中的“西当”、“上有”、“下有”等变换方位的写法，都吸收自赋而以诗的面貌出现。《梦游天姥吟留别》主体部分同样用类似赋的方式写景物和仙境。“忽魂悸以魄动”转入感慨，与《蜀道难》末尾用“朝避猛虎，夕避长蛇”等句警告游人颇为接近，有赋体曲终奏雅、末示讽戒的意味。李白集中有《鸣皋歌送岑征君》、《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等篇，构成“××歌送××”格局，前面描写其地，后面致送别、留别之意。其主体部分与赋之大肆铺陈所赋对象相当，而送别、留别部分则与赋的结尾接近。李白融铸赋入诗，固然与初唐以来歌行吸收赋体成分的发展趋势有关，但唐代一般歌行与六朝小赋特别是齐梁赋较为接近，而李白笔下的大篇，如《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雄奇奔放，大开大合，起落无端，气势磅礴，更有司马相如的直接影响。扬雄云：“长卿赋不似从人间来，其神化所至邪？”（《答桓谭书》）所言与贺知章对李白的称赞非常接近。出于对司马相如的仰慕和彼此才情相近，李白对司马相如的吸收臻于化境。直到晚年，流放遇赦后赋诗云：“圣主还听《子虚赋》，相如却欲论文章”（《自汉阳病酒归寄王明府》），依然自比为相如。总之，蜀文化和蜀中生活，不仅使李白自幼即信道求仙，爱好自然，喜纵横王霸之术，而且对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有深刻影响。

二、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与李白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渡荆门送别》）李白二十五岁出川。次年，在安陆与已故高宗时宰相许圉师孙女结婚。“酒隐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这是李白成就大名、被皇帝召见前的一个准备时期。安陆在汉江支游涢水边，属古代楚国中部所谓云梦地带。其地南至汉阳，西北至襄阳，西南至江陵，都较近便。至今仍是楚文化精神最具代表性的地区。

代表楚文化传统，同时对李白具有重大影响的是老子、庄子的道家思想学说和屈原诗歌。龚自珍说：“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庄子是出世的，屈原是入世的。确实是不同的两家，难以合并，李白接受两家影响，又能“并之以为心”，与他置身于楚文化大背景之下有关。李白以自己设计的“功成身退”的道路，在主观上把庄屈统一了。“功成”，符合入世的屈原所追求；“身退”，合乎老庄哲学。功成身退，于庄屈两家都有所包容。

李白在荆楚，接触的最重要的道家人物是司马承祯与胡紫阳。他们两人，包括李白交往的另一道教名流吴筠，都属道教茅山宗。紫阳属承祯弟子一辈。承祯不重服丹药而讲究精神的修炼提高。李白《大鹏赋》序云：“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承祯的话，一是肯定李白的主体价值，认为非同凡响，加强了李白的自信；二是强调了“神游”，其本质是身心解放，突破人世狭小空间的束缚，在广阔自由的空间遨游。这次谒见，对李白影响很大。从此，自认有仙风道骨，潇洒飞扬，追求身心解脱，几乎贯穿李白一生。承祯所宣扬的“神游”发源于庄子，由此也就把李白引向了庄子的人生境界和哲学境界。李白因受承祯启发所写的《大鹏赋》，取材于庄子《逍遥游》，是阐发其思想抱负的重要著作。关于胡紫阳，李白说他与道友元丹丘、元演等曾专程拜访，“入神农之故乡，得胡公之精术”（《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下同）。又说胡紫阳“身揭日月，心飞蓬莱”。所谓“身揭日月”，出自《庄子·达生》：“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此处“身揭”与“心飞”对举，也就是担负日月、接近日月的意思。可见胡紫阳同样是追求身心飞扬，神游于八极之表。李白的《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还曾生动地描写他与元丹丘、元演等人在胡紫阳处娱乐的情景：

紫阳之真人，邀我吹玉笙。餐霞楼上动仙乐，嘈然宛似鸾凤鸣。袖长管催欲轻举，汉东太守醉起舞。……

仙乐伴奏，轻举醉舞，所追求的依旧是精神的发越解放，可以说是逍遥游精神在道观中的一种娱乐化的体现。

李白《大鹏赋》直接就庄子《逍遥游》中的文句加以点窜生发，追求“神游八极”，自由解脱，借大鹏的形象把庄子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有声有色，但李白式的大鹏，与庄子笔下的大鹏也有区别。庄子《逍遥游》强调大鹏需要有所凭借，有所待，而李白对此无所强调，庄子《逍遥游》宣扬出世无为，而李白笔下的大鹏则是：

尔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不矜大而暴猛，每顺时而行藏。参玄根以比寿，饮元气以充肠。

这显然不是以虚无缥缈为旨归的。李白笔下的大鹏气势非凡，“顺时而行藏”。如果再联系他的《上李邕》：“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特别是联系他辞世前所写的《临路歌》：“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馀风激兮万世。……仲尼亡兮谁为出涕。”可以见出他由司马承祯一番话所引发的大鹏之想，不只是有庄子的“逍遥游”的自由精神，同时还有一种豪雄之气和追求理想的成分，这从对传统的接受上看，决不只限于庄子一家。元代祝尧《古赋辨体》云：“太白盖以鹏自比，而以希有鸟比司马子微。赋家宏衍巨丽之体，楚《骚》《远游》等作已然，司马、班、扬犹尚此。此显出于《庄子》寓言，本自宏阔，太白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祝尧从分析具体作品入手，得出了可与龚自珍前后呼应的结论。李白的赋，不仅事出《庄子》，“本自宏阔”，而且以豪气雄文加以发挥，在文辞宏衍巨丽的同时，精神上有其积极俊迈的一面，可谓出入《庄》、《骚》，合庄屈为一。

李白融铸《庄》、《骚》，在诗里表现更为普遍。由于是诗体，不仅有《骚》的精神，还可以在形式上直接引入《骚》的成分。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梦境象征了对理想的追求，类似屈原的精神体现，如清人陈沆所说：“屈子《远游》之旨也。”而“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则有庄子对权贵的蔑视和出世精神。梦游梦醒过程虽然谈不上完成功成身退，但对庄屈的精神都有所表现则是无疑的。在艺术上，不仅“熊咆龙吟殷岩泉，慄深林兮惊层颠。云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烟”，句法意境极似楚辞，就连整篇驰骋想象和对于神仙世界的描写，也都有楚辞的影响。

“庄屈实二”主观上的“功成身退”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常不免要陷入两难境地。《古风》其十九写于安史之乱期间。前半之“西上莲花山”正是庄子的逍遥游，但末四句：“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在祖国和人民遭遇空前灾难之时，他不能离开人世追随神仙。诗戛然而止，正暗含屈原《离骚》结尾：“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不忍出世，不得不面向现实。李白把他的选择写成是痛苦的、被动的。但正是在这里，李白显出于《庄》于《骚》皆有关系。他追求逍遥，而现实不许。这背后隐藏的是只有等功成才能身退。作品采取游仙的写法，境界虚幻。虽不用《骚》体句式，但有楚《骚》的精神。

庄屈不仅思想上有出世入世之分，艺术上也有说理之文和抒情之文的区别。两者结合，需要一种文化土壤去培养孕育，由于两者都是偏于主观幻想，具超现实性，若在重现实、重理性的中原文化背景上结合是困难的，而楚文化本来就是产生老庄、孕育屈原的故土。刘师培云：

惟荆楚之地，僻处南方，故老子之书，其说杳冥而深远；及庄、列之徒承之，其旨远，其义隐，其为文也，纵而后反，寓实于虚，肆以荒唐谲怪之词，渊乎其有思，茫乎其不可测矣。屈平之文，音涉哀思，矢耿介，慕灵修，芳草美人，托词喻物，志洁行芳，符于二《南》之比兴，而叙事纪游，遗尘超物，荒唐谲怪，复与《庄》《列》相同。

——《南北文学不同论》

刘师培侧重于艺术，从寓虚于实，托词喻物，荒唐谲怪方面，论述老庄与屈原相同的基础。而如果更深一层地从根本上推究，则似应归于楚文化浪漫的幻想精神。如果没有浪漫精神，无论是庄是屈都会显得不切实际，而有了浪漫精神，则庄屈可以并存。是浪漫幻想精神支持屈原九死未悔地执着于光大楚国的理想，又是浪漫幻想的精神，支持了庄子睥睨万物，曳尾泥涂，“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始终者友”。二者表现不同，但皆超越世俗，根本精神是浪漫的，出于对人的主体对生命的执着。

荆楚与巴蜀地域相连，文化交流较早，渗透较深，李白之合庄屈，在巴蜀时期已种下因子，但荆楚文化在体现庄屈的旨趣与特性方面，应是更为高级更为成熟，具有更为浓郁的文化氛围。故李白之吸收融合庄屈，到活动于荆楚时期，进入更为成熟更为得心应手的境界。李白的蜀中诗多为近体，写得比较拘谨，受六朝诗影响的痕迹明显，而到安陆时期，则开始有大放厥词、汪洋恣肆的作品出现。他的可以作为处世宣言的《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一方面大谈老庄“无名为天地之始，有名为万物之母”，“尺不羡于鹏鸟，秋毫可并于太山”，说自己“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一方面又宣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一身”，“未可为方丈蓬莱之人”，必须做出“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事业，“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海”。这样来规划他的出处行藏，可谓精神发扬，踌躇满志，而文笔跌宕诙奇，纵放不羁，其全力所阐发的基本思想正是“功成身退”。这篇述志文章写于安陆时期，与身在楚地接受楚文化浪漫幻想的精神影响，无疑有极大关系。

由于楚文化不同于中原文化，李白在中原文化主流价值体系中感到失落的时候，常常不免要借助楚文化的价值观念与之对抗。

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

——《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据《论语·微子》、《庄子·人间世》记载：孔子至楚，楚狂接舆游其门而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也！”接舆大体上属庄子一流出世者。李白则认同接舆，干脆宣称自己是“楚狂”，乃是用楚狂接舆的价值标准来与世俗对抗。

楚文化重艺术，重文学。楚人尤其尊重楚辞的代表作家屈原及其作品。楚国是屈原生长、仕宦和放逐的地方，李白也曾在楚地生活并遭受关押和流放。他在楚地凭吊屈原遗迹，感受人民对屈原怀念尊崇的深厚情感，由对屈原不朽价值的认识，自然也会增强对自己的肯定。

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啸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

——《江上吟》

蔑视帝王，浮云富贵，推崇屈原，看重诗歌，同时也就肯定了自己的才能和诗作，肯定了自身的价值。可见李白在楚文化的背景下，不仅在思想上、创作上融合了庄子和屈原，而且在认同庄、屈时精神上获得有力的支持。

三、长江下游的吴越文化与李白

包括今天苏、浙、皖在内的长江下游地区，春秋时以吴、越两国兴起为标志形成一个文化区。吴越有以河姆渡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非常发达的原始文化，而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则以六朝文化最有成绩和特色。六朝建都于建康（金陵），文学繁盛，尤其是在诗歌方面遗产丰富。李白在长江下游地区多次往来，早年隐居于当涂石门，天宝元年入京前家于南陵。被玄宗“赐金还山”后，经常往来金陵，滞留于贵池、宣城一带。又曾与泾县汪伦、宣城纪叟等下层人物交往，“混游渔商，隐不绝俗”（《与贾少公书》），六朝以至延续到隋唐的某些文化传统对李白影响很深。

李白接受六朝和吴越文化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人诗歌，一是乐府民歌。

谢灵运和谢朓的山水诗，为中国诗歌增添了一个重要的新品种，沾溉了唐朝许多诗人。孟浩然是其中较早的一位。李白在安陆、襄阳、江夏一带活动时，孟浩然的山水清音使之大为倾倒。盛唐诗人得孟诗清逸之气者应该首推李白。由孟浩然的山水诗上溯，李白于二谢的山水情怀颇有古今相接之感。谢灵运山水诗注意经营安排，琢磨锻炼。而在经营刻画的同时，力求臻于清新自然，所谓“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南史·颜延之传》），颇为李白赏爱。李白曾五次提到谢灵运的名句“池塘生春草”，可见对谢灵运这类诗特有会心。李白山水诗受小谢的影响更为直接。他往返于金陵、宣城一带，追寻谢朓的遗踪，经常怀念谢朓：

月下沉吟久不归，古来相接眼中稀。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

——《金陵城西楼月下吟》

独酌板桥浦，古人谁可征？玄晖难再得，洒酒气填膺。

——《秋夜板桥浦泛月独怀谢朓》

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

——《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

我吟谢朓诗上语，朔风飒飒吹飞雨。

——《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

诺为楚人重，诗传谢朓清。

——《送储邕之武昌》

以上仅为李白有关谢朓的部分诗句，但已足以证明王士祯所说的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并非夸张。李白咏谢朓，屡次提到“清”字，二谢在山水情怀和诗风清新自然方面给李白以良好的影响。

与谢灵运大体同时而年辈稍晚的鲍照，诗多写贫士失遇，对门阀士族制度进行抗争，充满不平与感愤，进而形成雄恣奔放的风格，与李白颇有相近之处。鲍照大量创作乐府诗，同时开创了以七言为主杂以其他各种句式的歌行体。音节错综变化，隔句用韵，适宜于表达激荡不平的情感，颇具俊逸之气，对于李白的乐府歌行有重要的先导作用。鲍照曾作《代白纻曲二首》、《代白纻舞歌词四首》，李白也喜爱《白纻歌》，有“吴歌《白纻》飞梁尘”（《猛虎行》）、“歌动白纻山，舞回天门月”（《书怀赠南陵常赞府》）等诗句。其《白纻辞三首》首篇，与鲍照《代白纻曲二首》首篇句法全同。鲍照名作《拟行路难十八首》所喷发的不平意气在李诗中不断出现共鸣。李诗《行路难三首》其一开头四句即从鲍诗《拟行路难十八首》其六首二句化出而更为精彩。杜甫以“俊逸鲍参军”（《春日忆李白》）称赞李白；朱熹云：“鲍明远才捷，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可以说没有鲍照对乐府的大力开拓，就不可能能有李白对于乐府诗的全面推进。

李白是唐代向六朝乐府和江南民歌学习最有成就的诗人，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收入他的作品最多。他对民间生活、风土人情有深切感受，《秋浦歌》、《越女词》中曾描写民间女子和冶炼工人唱歌的情景：“郎听采菱女，一道夜歌归”、“赧郎明月夜，歌曲动寒川”（《秋浦歌》其十三、十四）、“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越女词》其三）。这些情景，他亲自耳闻目睹。李白对其笔下的普通平民百姓，有他人难以比拟的平等的态度与亲切的情感。这些作品，真纯自然，近似民歌。他同情妇女，不仅写农家妇女，而且有《长干行》、《江夏行》那样深入内心世界写商妇的诗。胡震亨云：“《江夏行》、《长干行》并为商人妇咏，而其源似出西曲。”“太白往来金陵、襄汉，悉其风土人情，因此演之为长什。”（《李诗通》）说明这类诗既得益于南朝历史文化传统，又得益于身临其地的生活体验。《长干行》、《江夏行》属于篇幅较长的“长什”，而李白吸取乐府民歌营养更富有成就的是绝句。其五言绝句，有的极富地方色彩和民间气息，如：“长干吴儿女，眉目艳新月。屐上足如霜，不著鸦头袜”（《越女词五首》其一）；有的有民歌的自然明朗和含蓄隽永，如“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玉阶怨》）。其七言绝句如《赠汪伦》、《宣城见杜鹃花》、《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等篇，则有从民歌中升华出来的声韵悠扬，情味深厚，兴到神会，自然天成的特色。

朱熹云：“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朱熹所说的两个方面，前者属于壮美，后者属于优美。如果说长江中上游文化传统对于形成李白主体风格的豪放浪漫、壮浪飞动，具有决定意义，那么长江下游文化传统影响于李白的则更多属于优美。这对李白诗歌不仅是一种丰富，而且在壮美与优美的融合中，使其诗美升华到更完善、更具有魅力的境地。六朝文人诗歌追求形式美，雕饰和丽辞是其主要倾向，李白去其靡而取其丽，使之具文采声律之美而不伤于柔弱。对于二谢、鲍照等人，风格上主要取其清俊，使其诗歌豪放中复具清新秀逸的成分。乐府民歌，李白因自身具有开朗的性格，率真的情感，而能充分吸收其真纯自然、明朗朴实的优长。不仅使他的绝句“如入思妇劳人之心，婉曲可讽”（王琦注引《李诗纬》），并且对整个李诗的语言风格都有积极影响。“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若没有江南自然风光的陶冶，没有乐府民歌的哺育，是不能达到这一境界的。

四、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与李白

长江流域的自然景观丰富多彩，气象万千，或雄奇险峻，或秀美澄鲜。但总的特点是宽广浩瀚，充满活力，清明透彻，奔腾不息。这与李白胸襟阔大，精神飞越，不受羁束，追求不止的主体精神特征相契合。似乎生长养育李白的长江，已经把它的某些特征，内化在李白的精神性格之中。

李白涉及长江的诗远比涉及黄河的诗多。李白写黄河的形象固然是古今绝唱，极具特色，但总有一种距离感：“黄河之水天上来”（《将进酒》）、“黄河如丝天际来”（《西岳云台歌送丹丘子》）、“黄河万里触山动”（同上）、“黄河西来决昆仑”（《公无渡河》），基本上是远眺印象，而不是像写长江那样航行其中。李白倒是经常写到黄河的难渡：“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行路难》其一）、“洪河凌兢不可以径渡，冰龙鳞兮难容舠”（《鸣皋歌送岑征君》）、“我浮黄河去京阙，挂席欲进波连山”（《梁园吟》），在《公无渡河》中甚至以披发狂叟渡河溺死喻己在政治上遭受灾难。黄河在李白心中所引起的，主要是落天东泻、气势无比的庄严感、崇高感。李白对长江，则特具亲切感。他把长江写成故乡的水：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

——《渡荆门送别》

春水月峡来，浮舟望安极。正是桃花流，依然锦江色。

——《荆门浮舟望蜀江》

他经常置身长江中，写在江中旅行、娱乐、遭流放、被赦还。单是根据《挂席江上待月有怀》、《江上寄元六宗林》、《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一类题目，即可以看出他是怎样经常在长江中泛舟航行，流连赋诗了。《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云：“飘飖江风起，萧飒海树秋。登舻美清夜，挂席移轻舟。月随碧山转，水合青天流。杳如星河上，但觉云林幽。归路方浩浩，徂川去悠悠。”围绕江流、江行，缀以清风、明月等意象，写出一个“杳如星河上”的超凡境界。风助帆移，月随山转，水与天合，一切都相互交融，打成一片。浩浩流水，跟诗人绵绵思友之情，悠悠逝川之感，也无形无迹地化在一起，可见诗人精神与长江之契合。

“叹我万里游，飘飖三十春。”（《门有车马客行》）长期漫游，或沿江上下，或是南北渡江，李白的欢喜、忧伤、失望和希望与长江交融在一起。有“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夜发清溪歌》）的身离蜀地思牵故乡之行，有“江行几千里，海月十五圆”（《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的身遭流放逆水上峡之行，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的重获自由飞舟出峡之行，有“挂席拾海月，乘风下长川”（《叙旧赠江阳宰陆调》）的鼓帆直下，兴致飞扬之行，有“酒客十数公，崩腾醉中流，谑浪掉海客，喧呼傲阳侯”（《玩月金陵城西……访崔四侍御》）的江中娱乐访友之行。诗人与长江结下深厚的友情，“寄言向江水，汝意忆侬不？遥传一掬泪，为我达扬州”（《秋浦歌》其一），认为长江会忆念自己，江水会为之传泪。在诗人眼里“洞庭潇湘意渺绵，三江七泽情洄沿”（《当涂赵炎少府粉图山水歌》），似乎整个长江水系都与诗人有深厚的情谊。可以说正是基于李白对长江所表现的这种情感，他身后才会有醉游采石江中，入水捉月而死的传说。

李白传神地描绘了长江不同地段、不同情境下的景观：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庐山谣寄卢御虚舟》

海神来过恶风回，浪打天门石壁开。浙江八月何如此，涛似连山喷雪来。

——《横江词》其六

汉江回万里，派作九龙盘。横溃豁中国，崔嵬飞迅湍。

——《金陵望汉江》

水如一匹练，此地即平天。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

——《秋浦歌》其十二

有挟九派东去的长江，有拥海潮倒卷的长江，有横溃大陆、冲成巨大出口的长江，有明朗平静的长江。

李白写了长江沿线的山岳、平野、支流、湖泽，如巫山、庐山、九华山、洞庭湖、鄱阳湖、岷江、汉水、湘水、宛溪、泾溪等等，名篇佳句，不可悉数。连一般诗人很少写到的泾溪，李白所咏竟达十首以上。

李白不仅写长江的现景，还从人文历史角度写了长江。

鹦鹉来过吴江水，江上洲传鹦鹉名。鹦鹉西飞陇山去，芳洲之树何青青。

——《鹦鹉洲》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夜泊牛渚怀古》

石头巉岩如虎踞，凌波欲过沧江去。……四十馀帝三百秋，功名事迹随东流。

——《金陵歌送别范宣》

二龙争战决雌雄，赤壁楼船扫地空。烈火张天照云海，周瑜于此破曹公。

——《赤壁歌送别》

金陵劳劳送客堂，蔓草离离生道旁。古情不尽东流水，此地悲风愁白杨。我乘素舸同康乐，朗咏清川飞夜霜。

——《劳劳亭歌》

长江伴随着时间，伴随着人世历史，自古至今流泻。李白的诗，让人由眼前的长江转入故国神游，其中包含有多少往昔的文采风流，有多少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场面。长江由此而显得同时是祖国的一条历史长河，更为天长地久，悠悠无限，诗人的精神也似乎随着长江顺时间之流上溯，给人以与长江一起“阅尽人间春色”的深邃感。

五、江山之助与李白所代表的地域文化特征

中国幅员广阔，文学作品千汇万状。历代在文学作品编辑整理和研究批评方面，重视地域特征和江山之助。《诗经》国风，即是根据十五国的地域来编排的；屈原等人的作品，被冠以“楚辞”之称；一些诗派、文派也常以地域得名。对于文学地域特征的根源，有人曾加以解释：

南方水土和柔，其音轻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词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鈋钝，得其质直，其词多古语。

——《颜氏家训·音辞篇》

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

——孔尚任《古铁斋诗序》

认为某一地域的自然风貌有某种美的特征，诗人生长其中受其感召，心物交融，天地英灵之气化入诗的性情之中，作品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出地域特征。李白诗歌风貌与长江流域自然景观特征大体相一致。唐代元稹所作的《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虽有抑李扬杜倾向，但他以“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评李白诗歌，确实抓住了李诗的主要风貌特征。李白写秦岭、巴山之险：“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写长江水势：“白波九道流雪山”；写庐山瀑布喷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其描写物象所表现的风格，正是“壮浪纵恣，摆去拘束”。万古长江，浩瀚汹涌，始终是动的，而李白诗歌很少静态描写，充满着动感。诗集中的动词，如“流”字、“飞”字，使用频率远远高于风格相对沉稳的杜甫。所以如果说李白的“壮浪纵恣”得长江流域的江山之助，应该是有道理的。但仅仅强调作品风貌的自然地理因素显然是不够的。一个地区有一个地区的民情风俗、文化氛围，有其文化思想乃至文化心理的积淀，更能够影响诗人的思想性格和审美情趣。尽管一个地区人文风貌特征的形成与自然地理提供的条件有密切联系，但一旦某地人文因素经过长期积淀形成自身独特内涵与风貌之后，它对于诗人的影响，便是更加内在，更加具有潜移默化之效。考察巴蜀、荆楚、吴越文化与李白及其诗歌的关系，无疑可以给人文地理对创作的影响提供充分的证据。

文化的传播与接受对于地域有很强的依存性。某种文化的“根”，总与一定的地域相联系。一种文化可以传播久远，但它的发源地区往往最能把此种文化魅力和精神旨趣表现出来，从而也最具有感染力和同化力量。文学家对于某一区域文化，不是置身其地，亲受其炙，而是通过书本或其他间接渠道去接受，转化为诗歌创作，只能是带书卷气的影响揣摩，而像李白那样，生香真色地表现一种地域文化精神，则是绝对离不开实际的、具体的生活体验与浓厚的文化氛围的熏陶。

对于李白所接受的文化影响，上文分巴蜀、荆楚、吴越逐一探讨，目的在于使问题深化。但必须看到，长江上游、中游和下游文化，又有许多相近之处。长江中游的荆楚之地，春秋战国时期文明的发展程度在巴蜀和吴越之前。楚文化的影响，上游及于巴蜀，下游及于吴越，且楚灭越国，最后占有吴越之地，对于长江流域文化上的接近，起了推动作用。这一大的范围，相对中原地区，是一个同具某些共性的大文化区域。秦汉以前，它与中原交往较少，同化程度较低，被称为蛮夷之地。它不受周礼约束，而处于较为自由与原始的状态。此后，这一地区由于距离中央朝廷所在的咸阳、长安、洛阳等地较远，秦汉专制主义统治力度不及京畿和中原州郡，人文气氛一直处于相对宽松和自由状态。长江流域跟道家、道教有密切关系：老子、庄子为楚人；汉末张道陵创天师道于蜀；两晋之交受道教支持的成汉政权，统治蜀地四十馀年；东晋时江南士族承西晋玄风，崇尚老庄，兼事服食，“皇室之中心人物皆为天师道浸淫传染”；唐代最有影响的教派茅山宗，系由南方的天师道演化而来，根据地一直在金陵附近的丹阳句容。可见道教的产生和繁衍，都离不开长江流域这块广袤的土地。玄道之风浸淫，在该地区有广泛而突出的表现。受巫风和道学影响，同时也源于楚地奇丽的山川景象，热忱而旺盛的生命精神，屈原诗歌惊采绝艳。它以恢宏的气象、丰富的想象力和浪漫气质启迪了汉代赋家。而西汉一代凡辞赋有成就者，多与长江流域有关。司马相如等人自不待言，连洛阳人贾谊的《吊屈原赋》、《鸟赋》也是在长江流域的长沙所作。屈原、宋玉作品的丽辞和托言男女，还影响了六朝诗歌，致使长江流域的文学呈现出浪漫主义因素多于现实主义因素，同时又富于文采的特征。上述思想作风上的自由放浪，宗教信仰上的归趋老庄和道教，文学艺术上的浪漫和华美，可算是长江大区域的文化特征，同时也深刻体现于李白为人与创作之中。

李白吸收整合自然与人文多种因素，诗歌郁为奇观，震惊诗坛。他之所以能够实现整合，并升华为玮丽瑰奇的诗篇，既得力于个人的天才，更得力于盛唐文化巨大的汇通南北、熔铸古今的力量。秦汉以后，由于国家统一成为历史主流，各地之间的沟通交流日益发展，文人们困守一乡一地的情况愈来愈少。唐代由于漫游之风盛行，官员被贬又往往远遣到江南、岭南等地，因而不同区域的地理风貌、风俗民情、文化传统，又可以从各自不同方面丰富和塑造诗人更为博大健全的性情和审美精神，使诗人创作融汇更多或更大范围的地域文化成分，具有涵盖广阔的大家风范。李白生于西域，长于巴蜀，一生大部分时间在祖国各地漫游，能以更广阔的眼界和胸襟接纳各处事物而不凝滞于某一方隅。源于具体的江山灵秀之气是不可少的，但如果拘于一隅则不免偏陋而失去宏大之气。李白的诗歌有他所足履身临之地的江山之助，同时又是面向全国的，他写北方，写黄河，写中原，写齐鲁，写边塞，同样写得很精彩，所谓以“五岳为辞锋，四海为胸臆”（皮日休《七爱诗·李翰林白》）并非夸诞之词。但必须强调他与长江流域结缘更深，而长江流域地灵人杰，屈原之辞，扬马之赋，六朝五七言诗，江山之间气和丰厚的人文遗产必然能够孕育出有代表性的大诗人。初唐至开元，诗歌创作中心与基地在中原，六朝诗歌受到贬抑，而当代南方诗歌数量偏少，诗坛似乎在等待中州之外更有伟大的诗人走来。正是在这种情势下，李白走出了巴蜀，沿江东下，漫游各地，经过充分的酝酿和准备，终于带着博大浪漫之气和新鲜的作风与题材，进入了诗坛，引起轰动。但“天上谪仙人”，只是根据非凡印象对李白出现的神异化的说法，而如果把目光转回地上，考察李白的生活经历、文化素养与艺术表现，则分明可见他是较多地蒙受长江流域江山之助和文化传统哺育，升腾在唐代诗国天空上的巨星，他与出自中原的列星相辉映，同时又闪现着特别明亮奇异的色彩。

（原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1期；《新华文摘》2002年第5期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