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孟浩然《过故人庄》
倪其心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
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这首《过故人庄》是盛唐田园诗的名篇,诗人孟浩然也是盛唐著名的隐士。一般地说,封建士人出仕到官场,退隐归田园,是政治态度和生活道路的一种重大抉择。隐士歌咏田园,往往与政治失志相联系,意味着对现实政治不满或不合,蕴含着不遇或不平的情怀。即使是隐逸诗人之宗、田园诗的鼻祖陶渊明,也在所不免。孟浩然这首田园诗却一味赞美友情,欣赏田园,显得兴高采烈,志满意惬,似乎不涉时世,未见骚屑。乍一读来,好像只是扣紧题目,首联写应邀赴约,次联写农庄风光,三联写田园情趣,末联写再约后期,完整地写了这次访问老朋友农庄的经过;仿佛诚恳地说了一通辞别道谢的家常话,朴实无华,毫不惊人,话说完了,诗也结束了,真是“淡到看不见诗”。然而知人论诗,稍加咀嚼,便可体会到这一番确乎出于肺腑的家常话,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构思和提炼,其中也蕴含着诗人不遇的感慨,只是表现得泰然自若,不介于怀,很有盛世隐士的风度。
先说诗。
诗的首联是说老朋友杀鸡煮饭,邀请诗人到他的农庄作客,流露着朋友的盛情和诗人的欣悦。但这两句化用了一个典故。《论语·微子》载,孔子的门徒子路曾向一位荷蓧丈人探问孔子的行踪,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指孔子)!”说罢径自锄草,不睬子路了。子路呆立一旁,不知所措。当晚,丈人留宿子路,并且“杀鸡为黍而食之”。次日,子路见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他。孔子说:“隐者也。”叫子路返回去解释一下。子路再到丈人家,丈人不在。
他就对丈人的儿子说,“不仕无义”,孔子谋仕是“行其义也”,因此,虽然“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但孔子仍要谋仕。这是古代士人十分熟悉的典故,诗人的用意也显而易见:一是表示他的老朋友像荷蓧丈人一样是个躬耕田园的隐者;二是暗示自己也像孔子那样是为了行义而谋仕,并且认识到当时也是“道之不行”的形势。了解诗人的用意,便可理解这两句诗不止写应邀赴约,更表现出主客的身份不同,存在着微妙的志趣不同,还包含着一个问题:既然认识到“道之不行”,那么,诗人是像孔子那样坚持谋仕行义呢,还是跟主人一起像荷蓧丈人那样躬耕归隐?实际上,全诗就是通过抒写这次访问的体会,回答这一问题。
次联是说农庄坐落在一围绿树里,背景是一溜青山斜去,绵延至城郭之外,显示出农庄地处郊野,僻静幽雅,绿树成荫,举目青山,一派大自然欣欣气象,恰是躬耕隐居的大好处所。这是写临近农庄所见的田园风光,表现出主人隐居的环境,同时流露着诗人情不自禁的欣赏和爱慕。三联是说在农庄里,老朋友和诗人对着菜园场地,畅饮欢谈农事,洋溢着宾主情投意合的乐趣。这两句用了两个成词,也化用了两个前人的诗意。上句是用阮籍《咏怀诗》“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的语意。阮诗是咏叹一个被褐怀玉、安贫乐道的儒生,由于“开轩”正视现实政治,觉悟到历史兴亡的严酷和人生荣名的虚无,因而“登高”遥望,羡慕高蹈隐逸。这里说“开轩面场圃”,是用阮诗从现实政治中有所觉悟的含义,表示诗人从仕途来访田园,深深领会田园生活乐趣,很羡慕躬耕隐居道路。下句是用陶渊明《归园田居》“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的语义。陶诗是歌咏田园邻里间日常只关心农事,不涉世俗杂念。这里说“把酒话桑麻”,就是表示赞赏主人隐居躬耕,心无杂念,情操清高。因此,这两句诗也不止写宾主欢晤,更表现着诗人倾心于隐逸田园的生活情趣,赞赏老朋友断绝尘想的清高情操,显示着主客间志趣愈益接近,诗人有意于改弦易辙了。
末联是说诗人将在秋高气爽的重阳佳节,再来农庄,届时可望像陶渊明那样兴致高雅地就着盛开的菊花痛饮一番,表示对这次访问十分满意,深为留恋,并以此辞别。这两句又用了陶渊明的一个故事。萧统《陶渊明传》载,陶渊明曾在九月九日重阳节,“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然见到江州刺史王弘送酒来,他“即便酌酒,醉而归”。诗人用这个故事,有双重含义:既赞美主人具有陶渊明的节操风度,也表露自己很有追慕陶渊明的意向。这两句诗不仅以再约后期结束了这次访问,更是明白地回答了首联提出的问题,诗人有意要归耕田园。这样,通过这次访问,谋仕行义的诗人转向了躬耕归隐的道路,首联所表现的微妙的志趣不同,在末联便以殊途同归结束。
总起来说,这首诗的结构层次是扣住题目来安排的,因而具有访问辞别的如话家常的结构形式,但是它的主题思想却是以赞美友情和田园,抒发诗人从仕途欣然转向归隐的情怀,同时也淡然地蕴含着不遇的感慨。正是出于这一主题思想的需要,诗人在这个访问的结构形式中,巧妙地交织抒写了“故人”和“我”两个人物,在正面赞美“故人”的同时,处处表露着诗人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诗人自我的生动形象。换句话说,全诗始终如影伴形似地同时出现“故人”和“我”两个形象,被赞美者和赞美者一起浮现在人们眼前。故人隐者的情操,农庄田园的情趣,固然被朴质而典型地表现了出来,但这首诗更为动人处,却是诗人坦白诚恳的胸襟和情怀。因此,从艺术上看,它虽是律诗,却像古体;虽然对仗工稳,却很自然活泼;虽然用典不少,却是深入浅出;虽然描写景致,却是浑然见意;这些朴质的写法,是和诗人情怀一致的。清人黄生说:“全诗俱以信口道出,笔尖几不着点墨。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老之至而媚,火候至此,并烹炼之绩俱化矣。”(《唐诗摘钞》)就艺术特点而言,这一评论是中肯的。但应当看到,诗人所以采取这样平淡质朴的写法,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他对于这一主题思想的认识和提炼。
因此,必须再说到诗人。
孟浩然生活在武则天末到唐玄宗开元末,正是盛唐极盛的年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那时,优裕闲适的风气弥漫朝野,隐居是清高的名士风流,也是仕进的一条捷径和通途,隐与仕并不尖锐对立,在野者可以隐而仕,在朝者也可隐于仕。隐士或有不遇的感慨,但不必是政治上的对抗。孟浩然一生五十一岁,大部分岁月隐居在家乡襄阳(今湖北襄阳),仅在四十岁时曾应举到长安谋仕不遇,然后赴荆州在张九龄幕下当过短期僚属,随即到吴、越游历了几年。
他没有正式做过官,终身布衣,可以说是个洁身自好的实在的隐士。
李白《赠孟浩然》说:“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生动地表现出孟浩然的隐士形象,也反映出开元盛世隐士的特点。
孟浩然不做官,不事君,不涉世,不求名,却以其才学品德,情操风度,博得举世景仰,名扬天下。本来,他隐居攻读三十年,确实胸怀大志,以求一举成功,所以他在四十岁出山谋仕,并取得颇高的文名。但朝廷执政不赏识,不获施展的机遇,使他激愤不平,幻想破灭,头脑变得清醒,性格变得刚强,志向也转变了。而当他坚决走向隐逸道路,却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很高的声誉。政治不遇的挫折,获取了精神补偿和满足,反而砥砺了他隐居的志节,增强了对田园的喜爱,还结识了许多同道和知音,加深了对友谊的珍惜。因而在游历吴、越后重返家园隐居,他是隐士兼名士,田园加知音,清白而傲岸,优闲以恬适,自可心安理得,志满意足了。那曾经使他激愤的不遇失意,也化作人生的插曲,溅飞的浪花,虽然不能泯灭,却已淡然了。《过故人庄》所抒发的就是这样的胸襟和情怀,所表现的就是这样的盛世隐士形象。
从思想上说,《过故人庄》主要歌颂隐士清高的情操和田园恬适的情趣,对当时政治不过稍含不满,其实并不深刻,对今天更无多教益;但它真实地表现出开元盛世隐士典型的思想性格,反映出盛唐时代风貌的一个侧面,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它的主要成就在诗歌艺术方面。苏轼曾评论孟浩然的诗歌特点是“韵高而才短”(见《后山诗话》)。“韵高”指诗歌的思想情调,“才短”指诗人的艺术才华。这一评论是允当的,也适用于《过故人庄》。
这首诗显然不以出众的艺术才华惊人,而以情深意浓、思真词实动人。它如话家常,但并非客套,而是一片真心。它深入浅出,故并不浅薄,而是淡而有味。它技巧老到,却并无造作,而是浑熟自然。诗人是懂得诗歌艺术的,也是认真创作的。但他更注重于追求高尚的思想情操和表现真实的生活感受,因而虽然有“才短”之嫌,但无害其“韵高”之优,使他的诗歌独创平淡清腴的风格,而为人们喜爱。
让更多人喜爱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