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裛露似沾巾，独坐亦含嚬。
这首词作于唐文宗开成三年(838)，写的是一位洛城少女的惜春之情。《历代诗余》引《古今诗话》云：“春去也，多谢洛阳人云云，刘宾客词也。一时传唱，乃名为《春去也曲》。”可见此词在当时流传甚广。那么，它的艺术魅力何在?
“春去也，多谢洛城人。”这“春去也”，是这位“独坐亦含嚬”的洛城少女在春归之际所发出的喟叹之辞。这“洛阳人”便是这位洛城少女的自称。在这位留春不得而惋惜不已的洛城少女眼里，春天是那样缱绻多情，在匆匆欲归之时，还在向她频频致意、恋恋不舍地告别。一个人只有爱春爱到这种如痴如迷的程度，才会产生这种感觉。诗人赋予无情的春天以有情，寓拟人之法于无意中，人与春便合而为一。而把人与春联系在一起的，是“多谢”二字，而“多谢”又因“去也”引起。“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江淹《别赋》)“多情自古伤离别。”(柳永《雨霖铃》)这“去也”二字，对匆匆欲归的春天来说固然已黯然魂销，难以自持，对留春不得的洛城少女来说则更是忧伤不已，愁肠欲断。临别之际殷勤致意，无限依恋地道别，已见出春之百种柔情，再用“多”字加以形容，则更显出春天对洛城少女的脉脉温情、难分难舍。这里虽只写春恋人，而人对春的喜爱与留恋，却已暗含其中。
“弱柳从风疑举袂，丛兰露似沾巾。”三、四句是对一、二句的具体描绘，着眼点在一“谢”字。“柳”谐音“留”，因而折柳赠别，便成为我国古代习俗。《三辅黄图》载：“霸桥在长安东，跨水作桥，汉人送客至此桥，折柳赠别。”古代诗词遂以杨柳为别离的象征。如刘禹锡《杨柳枝》：“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柳氏《章台柳》：“杨柳枝，芳菲节。所恨年年赠离别”。都是如此。柳丝柔软细长，恰如杜甫在《漫兴》中所云：“隔户杨柳弱袅袅，恰如十五女儿腰。”加之柳树在春之脚步声中冒出新芽，在春欲归去时吐出片片杨花，与春有一层特殊联系，因而在这位惜春的洛城少女的眼里，这依依袅袅随风轻轻摆动的柔条，正是多情的春天在挥手扬袂和自己依依告别。这是对春之惜别的动作描写，而“丛兰露似沾巾”一句则写春天惜别之表情。花是春天的象征，兰花又开于春季，因而那香兰上沾满的晶莹露珠，在惜春的洛城少女看来，正是春天因与自己别离而抛洒的泪水。别而有泪，已说明其难分难离，而泪又非一滴两滴，而是多至“沾巾”，更见其缠绵悱恻之深情。以上两句，一写动作，一写表情，从两个侧面揭示了春之不愿去、不忍去而又不得不去的无可奈何的复杂内心世界。这两句，依然如一、二句，只写春恋人而不写人惜春，但洛城少女那种对春的喜爱，对春归的惋惜以及无计留春住的惆怅之情仍宛然可想。这种不写之写的妙处，不仅在于省去许多笔墨，使诗意更加精炼，还在于能留出许多空白，留给读者自己去想象、去补充、去进行艺术再创造，从而使词作包蕴更丰富，形象更饱满，更加宛转有致，耐人寻绎。
煞拍“独坐亦含嚬”，是全词的点晴之笔。它收束全词，回应全篇。这洛城少女独自坐在满地落红的庭院里，看着那随风飘拂的柳丝与沾满露珠的香兰，不禁由美好春天的逝去而联想到自己青春的流失。这“独”字不仅写出了她的独处与孤单，更写出了她内心的孤独与寂寞。“亦”字说明除了“独坐”之外，她也曾试图以各种方式排遣过忧愁，结果都未能如愿，因而最后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独坐”上，然而仍是“含嚬”，仍未能摆脱绵绵愁绪的缠绕，可见春之归去在她的心中激起了多么大的感情波澜。
这首写洛城少女惜春的词是有一定寓意的。此词作于作者政治失意、内心极度苦闷之时，诗人是借城少女因春归而引起的伤感，来抒发自己青春难再、良时易失的感慨及孤独落寞的情怀的。在艺术上，这首词把人的感情赋予自然物体，使其与人的感情共振，迫使其与人共享人间的悲欢离合，这很接近泛神论。这远非一个简单的比喻所能解释，这是一种物我合一的信仰。这种近于泛神论或视自然为同类的感情流露，使比拟不复为比拟，而成为词的真实。作者把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并希望读者来与他分享这种情感上的体察与悟性，从而造成绮丽舒畅、含思宛转、风流旖旎的风韵，生发出无限的情思与妙境，诚如况周颐所说：“唐贤为词人往往丽而不流，与其诗不甚相远。刘梦得《忆江南》‘春去也’云云，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唯其出自唐音，故能流而不靡，所谓‘风流高格调’，其在斯乎?”(《蕙风词话》卷二)这也许就是这首小词之所以具有艺术魅力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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