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赋《复鲁絜非书》原文与翻译、赏析

散文赋《复鲁絜非书》原文与翻译、赏析

[清] 姚 鼐

桐城姚鼐顿首，絜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②，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 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心;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③，亦鄙陋之志也^④。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⑤。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⑥，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杲日^⑦，如火，如金镠铁^⑧;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⑨，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人寥廓;其于人也，漻乎其如叹^⑩，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¹¹⁾。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¹²⁾，则品次亿万⁽¹³⁾，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¹⁴⁾”。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¹⁵⁾;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¹⁶⁾，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¹⁷⁾，吐辞雅驯，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¹⁸⁾，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中，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¹⁹⁾，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²⁰⁾，听所好恣为之⁽²¹⁾，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文，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

自爱。七月朔日⁽²²⁾。

〔注释〕

①本篇选自姚鼐《惜抱轩文集》。鲁絜非，鲁九皋(公元1732年—1794年)，原名仕骥，字絜非，号山木，江西新城人。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进士，官山西夏县知县。著有《山木集》四卷。絜非曾受业于朱仕琇，后从姚鼐问古文法，一生服膺在朱、姚二家，曾使其甥陈用光入姚鼐门下。②程鱼门，程晋芳(公元1718年—1784年)，字鱼门，号蕺园，安徽歙县人。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进士，官吏部主事、《四库全书》编修。著有《蕺园诗文集》。鱼门曾问经义于程延祚，学古文于刘大櫆。周书昌，周永年(公元1730年—1791年)，字书昌，山东历城人。乾隆进士，与姚鼐、程晋芳同为《四库全集》编修。书昌藏书五万卷，在当时以学问博洽著称。③正，就正，求教。④鄙陋，自谦之词。⑤二气，指阴、阳二气。⑥告语之体，说话、表达之方式。⑦杲日，明亮的太阳。⑧镠(liu流)，纯美的黄金。⑨冯，同“凭”。凭靠。⑩漻(liao 辽)，清澈的样子。(11)暖，温和。愀，凄伤。(12)进绌，进退。此指阴阳二气互相消长。(13)品次，各种等级。(14)一阴一阳之为道，语出《易·系辞上》。(15)会，混合。(16)五音，即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级。十二律，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17)廉肉，硬健与丰满。语出《礼记·乐记》：“使其曲繁瘠，廉肉节奏，足以感动人心之善心而已矣。”孔颖达《正义》：“廉，谓廉棱;肉，谓肥满。^”(18)数数，常常。(19)《梅崖集》，朱仕琇撰。朱仕琇(公元1715年—1780年)字斐瞻，福建建宁人。乾隆十三年(公元1784年)进士，选庶吉士，出知夏津县，改福宁府教授，归主鳌峰书院，以古文著称于当时。逾，超过。(20)令甥，指鲁絜非之甥陈用光。用光(公元1768年—1835年)，字硕士，江西新城人。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进士，由编修官至礼部侍郎。曾师事姚鼐，著有《太乙舟文集》。(21)恣为之，随心所欲地去做。(22)朔日，农历初一。

〔分析〕

本文是一篇文学批评性质的书信，文中将千姿百态的文学风格归结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并进行了形象而系统的论述，提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学风格论。这一理论在桐城派的文论中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本文也以其明晰的说理、形象的概括而成为姚鼐的代表作之一，被广为传诵。

书信的开头与结尾两段是对鲁絜非的古文成就的评述，也兼涉其他作者。而中间两段则是论述文学风格的主体部分。

首先，作者以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为其立论的基础，以自然来比附人事，开宗明义地指出天地之道无非阴阳刚柔，而文学却是这种道的体现，故而也有阴阳刚柔之分。虽说“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但有时也“可以刚柔分”，至于圣人以降，诸子百家之言则无不具有偏颇，不出阳刚与阴柔二派。这种风格论虽然对传统文论有所继承，但如此明确而概括地作出阐述，当推姚鼐为首创，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重大意义。在以一连串形象的比喻对这两种风格作出表述之后，作者又揭示出：“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这就将文风与作家的才性、禀赋联系了起来，也就是常语所谓的“文如其人”，或如法国古典作家布封所说的“风格即人”。

姚鼐的贡献不止于对文学风格的分类与表述，他的深刻之处还在于揭示了两者相反相成的互补关系。造物者杂糅阴阳刚柔二气，形成品类无穷的万物，而文学风格的千差万别也与此相类似。阴阳刚柔的结合不可能是平分秋色，其间必有偏颇，故姚鼐指出：“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这是深得文学创作三昧的一段论述。他认为风格的单一或风格的欠缺都不能形成优秀的创作，在一种主导风格中能糅进对立的风格因素才是一种理想的境界。他举欧阳修、曾巩之文为例：“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欧公的创作显然更符合姚氏标举的境界，其间的轩轾不难看出。姚氏本身的文风也偏于阴柔，但他更向往于阳刚之美，就像他的《海愚诗钞序》所称：“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在此基础上，姚氏更进一步指出，学习文学创作，在具备一定的功力之后就能达到陈说明当、繁简合度、吐辞雅驯的境界，但这还不是“文之至”，而“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这段文字是对上文关于文学与作者才性关系之论的发挥与推演，同时又隐约透露出欧、曾等人的文章未臻文之极诣的意思。

作为一篇书信体的文论，本文章法有序、条理清晰，论述层层深入中有转折回环，语言条达疏畅中又富委婉曲折，有意在言外的韵致。值得一提的是那段铺排形象比喻以表述阳刚与阴柔两种文风的文字。作者所选择的喻体形象生动而鲜明，与相关的文风极其贴切，能化抽象为具象。同时作者将众多的比喻串连起来，一气贯注，这在修辞上称为博喻。作者将这些比喻组织为排比句，长短错落，短者仅两字，形成跌宕恣肆的语势，使喻体的形象连翩展现，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这段文字确实是本文的一个华彩乐段，它体现了姚鼐“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并重、注重辞章艺术性的文学主张。顺便指出，这种以形象比喻表述艺术风格的手法在中国美学史上可谓源远流长。早在西晋，书论家们就以直观的形象来表现各种书法的风格，如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等。在文学上，杜牧的《李贺集序》之论李长吉、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之述诗风，都是运用这种形象表述的手法。及至宋代，这种手法更为风行，如敖陶孙之《臞翁诗集》称：“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姚氏之论文风既继承了这一悠久传统，又有出蓝之胜，故而广为后人传诵。

〔评说〕

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此姚氏因文见道之言，古人所未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