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朱敦儒《鹧鸪天·西都作》原文赏析

(宋)朱敦儒

鹧鸪天·西都作

我是清都山水郎，天教分付与疏狂。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诗万首，酒千觞，几曾着眼看侯王？玉楼金阙慵归去，且插梅花醉洛阳。

朱敦儒是洛阳人，一生横跨两宋。洛阳是北宋的西京(故词题称“西都”)，北依邙山，南对龙门，伊、洛、瀍、涧诸水蜿蜒其间，林壑幽美，名园星罗棋布。词人前半生就隐居在这里，侣渔樵，盟鸥鹭，闲饮酒，醉吟诗，以红尘为畏途，视富贵如敝屣，俨然一位卓然脱世的隐士。据《宋史·文苑传》记载，他“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靖康年间，钦宗召他至京师，欲授以学官，他固辞曰：“麋鹿之性，自乐闲旷，爵禄非所愿也。”终究拂衣还山。这首《鹧鸪天》，是他前期词中的代表作，也是他前半生自我形象的生动写照。

全词之眼，在“疏狂”二字。“疏狂”者，放任不羁之谓也。词人之性格如此，生活态度如此，故充分显现其性格与生活态度的这首词，艺术风格亦如此。首句出口便“狂”——“我是清都山水郎！”“清都”，《列子·周穆王》曰：“清都紫微，钧天广乐，帝之所居。”即传说中天帝的宫阙。“山水郎”，未见任何载籍，显系凭空捏造。顾名思义，应是天帝身边主管名山大川的侍从郎官罢？以此自任，岂不云“狂”？“天教分付与疏狂”，原来，这种狂，还是昊天所特别赋予的，所以，“曾批给雨支风券，累上留云借月章”也是自然而然的了。既然天帝特予疏狂，批雨支风、留云借月，又算得了什么。这种疏狂，实际上是由于纵情山水、傲视尘世而来，批雨支风，留云借月，实际上也是为了给山川以更美的装扮。因此，统观这上片四句二十八字，原只是陶渊明《归田园居》诗之“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一意，若照直说来，便与古人雷同，“雷同则可以不有，可以不有，则虽欲存焉而不能”(明袁宏道《叙小修诗》)；今且以狂谲荒诞出之，便使人耳目一新，可谓“孤行则必不可无，必不可无，虽欲废焉而不能”(出处同上)了。陶渊明之后，隐逸诗人、山水诗人们各骋才力，讴歌自由、表现人类心灵与大自然之契合的名章隽语，即便不逾万数，也当以百千计，但大率以正笔、直笔写实，象朱敦儒这样浪漫、超现实的奇妙构思，曾不多觏。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永远体现在作品的个性之中！

此词在艺术上的创造性，固然要数上片，可是一篇之作意和主题，还须向下片去探求。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官爵之有无与高低，在世俗心目中成为判断人的价值大小的唯一尺度。因而，一切敢于发现和认识自我的价值、藐视封建秩序的人，人们或以为“狂”，他们往往也索性以“狂”自避。这“狂”，在当时应是思想解放的一种标志。“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读朱词下片，我们仿佛看到了又一个“谪仙人”。他连天国的“玉楼金阙”都懒得归去呢，又怎肯拿正眼去看那尘世间的王侯权贵？由此愈加清楚地见出，上片云云，与其说是对神仙世界的向往，毋宁认作对天帝的狎弄。这倒也不难理解，感觉到人世的压抑，渴望到天国一去寻求精神解脱的痴人固然所在多有；而意识到天国无非是人世在大气层外的翻版，不愿费偌大气力，换一种海拔高度来受束缚的智者亦不可谓无，词人就是一个。那么，他竟向何处去寄托身心呢？山麓水湄而外，惟有诗境与醉乡了。于是乎乃有“诗万首，酒千觞”，于是乎乃有“且插梅花醉洛阳”。洛花以牡丹为最，词人何不遽曰“且插牡丹醉洛阳”？其中盖有深意焉。宋周敦颐《爱莲说》云：“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词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荀子·修身》)，他当然不肯垂青于“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爱莲说》)的牡丹，而宁取那“千林无伴，淡然独傲霜雪”(词人自撰《念奴娇》咏梅词)的梅花了。清人黄蓼园曰：“希真梅词最多，性之所近也。”(《蓼园词选》)是的，如果说以天地间至清之物——风、雨、云、月为日常生活必需品，正象征其志洁的话，那么引“香中别有韵，清极不知寒”(唐崔道融《梅花》诗)的梅花为同调，即适足以显现其格高。“高洁”与“疏狂”，一体一用，一里一表，有机地统一在词人身上。惟其品性“高洁”，不愿与世俗社会同流合污，因此才有诗酒痼疾、泉石膏肓以及种种的“疏狂”。这就是朱敦儒之所以为朱敦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