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

北宋名家以方回为最次。其词如历下、新城之诗，非不华赡，惜少真味。

王国维这条评语，因批评贺铸，一并批评了明清诗人李攀龙和王士祯。这也反映了《人间词话》的一个特点，即结合诗论来探讨词论。

贺铸(1052～1125)，字方回，自号庆湖遗老，原籍山阴(今浙江绍兴)，生长于卫州(今河南汲县)。孝惠皇后族孙。任通直郎、通判泗州，晚退居苏州。工诗文，尤擅填词。著有《庆湖遗老集》、《东山词》，现存词三百余首。他的《青玉案》“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脍炙人口，盛传一时，世人由此称他“贺梅子”。贺铸不仅多产，而且词风多样，兼具秾丽幽婉，清刚旷放，是北宋词名家，与周邦彦并称，历来颇受推崇。王国维对贺铸却颇不满意，《清真先生遗事尚论》(三)说： 如果“以宋词比唐诗”，贺铸“则大历十子之流”。他在这条评语中又说，贺铸在“北宋名家”中“最次”。他的这些批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如胡适《词选》不选贺铸，就是显著的例子。王国维不满贺铸，具体是指他的词“华赡”而“少真味”。“华赡”实际上只是贺铸词风的一个特点，并非全部，而“少真味”三字更无法涵盖他写的大多数词作。王国维的上述批评，主要是着眼于贺铸产生最大影响的“梅子黄时雨”一类词，对于贺铸来说，这其实并不能算是一种定论，因为他的词远远不止是这样一种面貌。而且，对于这一类以景语相胜的词，也应该恰当对待，何况贺铸这首词的景句，是接在“试问闲愁都几许”之后，景句本身是被词人用来形容愁绪无穷，是因情而生，与情浑然一体的。所以我们对这条词话，宜从王国维反对华而不实、情辞不称去理解他的批评意图，才比较妥当。他在《人间词话》“未刊稿”第二五条说：“(王士祯)《衍波词》之佳者，颇似贺方回。虽不及容若(纳兰性德)，要在浙中诸子之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他对贺铸词其实还是有所肯定的。我们应该将这些评语联系起来，去准确把握王国维究竟是在什么程度上对贺铸表示不满。

《人间词话》提出的许多正面词学主张(最著名者如“境界说”)，多有深刻新颖的见地，他高度肯定的词作(如唐五代北宋词，又如李煜、纳兰性德等人的作品)，也都是词史上优秀的代表，这些结论都含至理在其中。然而他贬斥南宋词，讥刺贺铸、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张炎等，虽然他所指出的缺点有些也很中肯，然而不免过甚其词，因此招徕词学专家不绝的质疑。不能说王国维在词学研究中没有偏见。而对南宋词及这些词人过度否定，这同时也反映出他的词学理论虽然是深刻的，却缺少兼容并包的大气度。文学最崇尚个性，最不能定于一尊，词也一样。

下面对王国维提到的历下(李攀龙)、新城(王士祯)作一介绍。

李攀龙(1514～1570)，字于鳞，号沧溟，山东历城人，嘉靖进士，官至河南观察使。他承前七子而力倡复古，使“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更趋极端。由于当时的文风和诗风离开秦汉、盛唐实际已经很远，他提倡的诗文给人一种陌生化感觉，反而唤起了人们的新鲜感，从而获得被景从的效果，所以出现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复古声浪。李攀龙揣摩汉魏人写古诗，揣摩盛唐人写近体，却能得心应手，乐在其中。如他模仿《古诗十九首》，写了一组《古诗后十九首》，在这组诗的“引”(即小序)中，他形容说： 按这法子写诗，好比“制辔策于垤中，恣意于马，使不得旁出，而居然有一息千里之势，斯王良、造父所谓难尔。”在他当然可以拿这手段自我炫耀，如果将这作为普遍的写诗法则，难免把人引入歧途。李攀龙矜夸自己“新诗发神秀”(《集开元寺》)，虽然他的诗歌确有其特色和成绩，可是模拟过甚，也沦于失真，这是该派致命伤。

王士祯(1634～1711)，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山东新城(今桓台)人，顺治进士，康熙时官至刑部尚书，谥文简。他是清代“神韵说”的大力提倡者，也是康熙诗坛一代宗师，他的诗歌有气力大者，而最能代表他个人特色的则是一些清扬悠远、风致宛然的作品，即所谓“神韵”短章。可是，如果诗人写诗纯粹为了去追求缥缈幽杳的“神韵”，也不免矫饰真素，为其所累。王士祯甥婿赵执信看到了问题的症结，他就用吴乔《围炉诗话》提出的“诗中须有人”、苏轼《评杜子美》“少陵诗外尚有事在”等说，作为批驳“神韵说”半含半露、虚寂空幻的立论依据，认为王士祯的诗歌缺乏真性情，“言与心违，而又与其时与地不相蒙”，是属于“诗中无人”之类(《谈龙录》)。尽管这一批评对王士祯不完全公正允当，但是确实也暴露出了王士祯的诗歌创作及其“神韵说”存在的问题。

王国维将贺铸的词比作李攀龙、王士祯的诗歌，指出他们都有一致的病，那就是徒具华赡，缺少真味，在王国维看来，这是属于缺乏意境之美的卑下文字。由于前人对李攀龙、王士祯类似的批评较多(尤其是对李攀龙)，王国维将贺铸与二人作这样的类比，分明是为了加强贬低贺铸的分量，其不妥之处前面已经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