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的学校教育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自东汉末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迁献帝于许昌,到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历时394年,史称魏晋南北朝时期。其间历经魏、晋、南朝(宋、齐、梁、陈)和北朝(北魏、北齐、北周),是我国历史由统一转为分裂和长期战乱的时期。长期的动乱影响了学校的正常秩序,这个时期学校废置无常,特别是官学,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了,学校教育总的趋势是衰落了,呈现出时兴时废的状态。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学校。

(1)西晋创设国子学

西晋以前魏国曾立过太学,魏文帝于黄初五年(公元224年)于洛阳正式恢复太学。学制仍沿用汉代旧制。但由于三国纷争,太学生多半是为了逃避兵役,学业水平较低,百人应试能通过的不过10人。

西晋创立国子学是在晋武帝咸宁四年(公元278年),并设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教授学生。惠帝元康三年(公元293年),明确规定官至五品以上弟子许入国子学,而太学则成为六品以下子弟的求学之所。这是我国古代于太学之外专为士族子弟另设国子学之始,也是门阀世族阶层所享有的政治特权在学校教育制度上的反映。这种国子学与太学的分立,直接影响了南北朝以后的学校教育制度。

(2)北魏建立郡国学校制度

北魏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因此学校教育比南朝发达。北魏重经学,设有国子学、太学,创立四门小学,又开皇亲之学。北魏孝文帝仰慕汉族文化,励行汉化。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由平城(今山西大同)迁都洛阳以后,更加快了汉化速度,如下令禁穿胡服,改用汉语。还将自己的姓也改为汉姓元氏,并主张与汉族通婚。这些措施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在民族融合中起了积极作用。在地方普遍建立郡国学校教育制度为北魏所首创。其方法是,按郡的大小具体规定博士、助教及学生的名额:大郡立博士二人,助教四人,学生100人;次郡立博士二人,助教二人,学生80人;中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二人,学生60人;下郡立博士一人,助教一人,学生40人。并规定博士要博通经典,道德高尚,年龄40岁以上者。而学生则要“先进高门,次及中第”,即先招收富贵人家的子弟,让贵族享有特权。

在秦汉时已有郡国学校,西汉平帝时曾命令郡国普遍设立学官,但郡国学校教育制度则是创始于北魏。

(3)专科学校的萌芽

三国魏明帝时(公元227年),卫凯奏请置律博士,教授刑律,招收律学弟子员,这是我国古代法律专科学校的开始。后秦姚兴(公元394年)在长安设律学,召集各郡县没有任专职的官员来学习,选成绩优良的回到郡县任狱讼官。南朝梁武帝天监四年(公元505年)也增设“律博士”,设置律学专门学校。

西晋武帝时立书博士,设弟子员,教习书法,以钟繇〔you 由〕、胡昭二人为标准。这是我国古代书法专科学校的开始。

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公元438年)开办了儒、玄、史、文四个学馆,就是说,这时候研究儒经的“儒学”、研究佛老的“玄学”、研究历史的“史学”、研究词章的“文学”四科并立。虽然这些学校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但这种分科的教学制度,对于隋唐时代专科学校的发展是有直接影响的,也可以说这是后代分科大学的开端。

南朝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开始设医学。北魏时也设太医博士及助教教授弟子。这是我国古代医学专科学校的开端。

以上这些说明我国古代专科学校已处于萌芽阶段,对于以后专科学校及分科教授制度的发展是有影响的。也表明“儒学独尊”逐渐为“儒佛道”并行的局面所代替;科学技术的传授开始在学校教育中取得了一定的地位。

(4)私学得到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学衰颓,私学却呈现繁荣局面,名儒聚徒讲学仍占重要地位,学生人数上百人或几千人者屡见不鲜。在南朝影响比较大的是齐朝的刘��〔huan还〕。刘��名气很大,著名神灭论者范缜(约公元450—约515年)就是他的学生。梁武帝时有五个学馆开设,教授儒经,这是私学发展的典型。当时以在潮州的严植之最为有名。他很善于讲经,层次分明,说理清晰,每次他讲课,五馆学生都来听,学生常达千余人。还真有一番盛况呢!

儒学、玄学、佛学、道教的结合,是这个时期私人讲学的特色。如陈朝的徐孝克既讲玄理,又通五经,他每日早讲佛经,晚讲《礼》经与《左传》,受业者达数百人。讲学的形式受到佛教和玄学的影响,梁朝时盛行登讲座讲经,听讲人数有时多到千余人。梁朝、陈朝时讲学有时在宫殿,有时在寺院。据记载,陈后主曾命儒学大师张讥在温文殿讲《老子》、《庄子》;后来陈后主到开善寺,又令张讥讲学,从臣们坐在佛寺西南的松林下陪同陈后主一起听讲。陇西人王嘉不和世人交游,凿崖穴居,弟子受业者数百人,亦皆穴处。泰山张忠,“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主要观看他修养导气的形态功夫,他不讲授课业,这是道教的教育方法,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古代气功教育还很盛行。

科技教育也是当时私学的重要内容。如教授天文学、算学、医学、药物学,教学方法也有改进。南朝的王微深入研究本草,常带两三位学生去采摘草药,并亲自尝试以验证《本草》的可信程度。他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医药学在采摘草药工作中重视实践的传统。亲带弟子摘采并尝试草药,这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教育方式。

这时期也出现了妇女讲学,如韦逞母亲宋氏继承家学《周官》音义,在战乱中教学不辍。后来韦逞担任前秦苻坚的太常官时,在家中为宋氏设立讲堂,教授学生120人。宋氏隔绛纱幔而讲授,号宣文君。更引人注目的是,在南朝已有被任命为博士的妇女,如吴郡(今江苏苏州)韩蔺英擅长文辞,宋武帝时她献《中兴赋》,受赏入宫,齐武帝时命她为博士,教六宫书学,当时人们尊称她为“韩公”。陈后主时,也曾命懂文学的宫人袁大舍等人为女学士,这也是很有意义的事。南齐博学有文才的王融,少儿时代是由母亲谢惠宣女直接教授成才的。《元嘉历》的创造者何承天,幼年丧父,也是由他博学的母亲徐氏进行启蒙教育后成才的。

这一时期的童蒙读物也有所发展。范岫〔xiu秀〕著《字训》,王褒所写的《幼训》,已具有童蒙课本的性质。梁武帝时周兴嗣所撰的《千字文》拓取王羲之遗书不同的字1000个,编为四言韵语,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依次叙述有关天文、博物、历史、人伦、教育、生活等方面的知识,是以识字教育为主兼有封建思想教育和常识教育的综合性课本。《千字文》自隋代开始,一直流行到20世纪初,是中国历史上流传最久的蒙学课本之一。它在内容上,把常用单字组织成通顺的能够表达一定意义的句子,在语言上,押韵自然,结构简单,易于朗读背诵,所以有人说《千字文》“不独以文传,而又以其巧传”,独具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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