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老弟：
这样称呼你，论年岁，是反映历史的“真实”，想你不会见怪。如果按前人的规矩，“兄弟”之称，并不都是代表年岁，它也代表身份、地位以至学问。我现在称你为“老弟”，就很不符合历史传统的习惯了。可见单是一个“兄”和“弟”的称谓，研究历史的时候，也得仔细分析它们所代表的“真实”意义。何况历史和戏剧，是两个行业，更不容易分辨它们两家所追求的“真实”呢!
可是你不用紧张。我认为你写的《海瑞罢官》，总算开始打破“史”和“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姓“史”的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了。这就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
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我们现代人把它们分成很多学科，隔行如隔山，真所谓彼此互不干涉。可是我们的古人(无论中外)似乎不管这一套，向来是“一锅煮”。比如我们的先师孔夫子，不但删诗(文艺)书(政治文献)，而且像你一样，也编历史(《春秋》);他还比你多一个行业，算卦。并且为卦书(《周易》)编“讲义”(《易传》)。这也算是他研究“哲学”吧。可惜后人不肯把《周易》这部书列在“哲学”著作之内。足见门户的界限，是多么不易打破。
而你却开始“破门而出”了，历史家，却来写“戏”。所以我说：这真是难能可贵。就为这一点，我得向你致贺，以便鼓舞干劲。
研究“史”的人，也要懂得“戏”，甚至写戏，正和写戏的人应该懂得“史”、研究“史”是一样必要的。研究“史”的为什么该懂得“戏”呢?因为“戏”(或其他文艺)是分析和表现人物“典型”，也就是“捕捉”人物的阶级本质的;不懂得这个，也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历史人物。为什么写“戏”或演“戏”的该懂得历史呢?因为不懂历史，也就不会懂得典型的环境(社会斗争、阶级矛盾)，因此也就不能真正懂得人物的典型性格。历史家除开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该懂得唯物辩证法(矛盾、斗争)，戏剧创作者除开懂得唯物辩证法之外，还该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这是“史”和“戏”必须分工而合作的一件大事。
你知道，我们最优秀的一位历史家司马迁，同时也是一位最能干的文学家。他写的《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简直把这两人写成了活人。原因是他既懂得历史，也懂得文学。两者缺一，就既不能成为良史，也不能成为优秀的文艺创作家。
我这些肤浅之见，当然对你的《海瑞罢官》关系不大，我讲的不过是废话一篇。可是你该知道，一场戏的演出，累坏的人不只是你这位写戏的，还有演戏的和看戏的。看戏的为什么也累坏了?看完一场戏，如果头脑里什么都不剩下，出了戏场，自己骂一声“倒霉”就算完成他的“历史任务”，那不过说明他看的不是好戏。如果是好戏呢，即使看一看，也得累坏人：他要奔走于买戏票、赶戏场、挑座位，然后全神贯注地把一场戏从头看到尾，而且一面看，一面脑子转个不停，不但动思想，甚至还动感情，有时动肝火，有时掉眼泪，捶椅顿脚，唉声叹气。戏完了，还得议论不止，说不定和不同意见的人吵一场。你说这累不累人?
我呢，看你写的戏，买票、赶戏场、挑座位，都由你包了，我只看看。但因为是新鲜好戏，出了戏场，我的脑子也转个不休不止。想些什么，那就不用细说了。这里我只是提几个问题，另找机会向你请教：
一、历史的“真实”和戏剧的“真实”，该不该有个区别，如何区别?
二、写历史书中的人物和写历史戏中的人物，如何区别又如何统一?
三、写历史和写戏，都得讲究发展过程。不但情节(其事)有发展过程，人物(其人)也得有发展过程。而你是怎样来写这两种过程的?
所有这些问题，又都是我从“历史戏”和“非历史戏”(用历史上的人物或讲历史上的故事)到底该怎么区别想出来的。就我来说，是越想越糊涂。大概你是很有一番见解的吧?所以我得向你请教。
这些问题，只好咱们私下去讨论，这里就不谈了。要不然读者会把我们的讨论当戏看，以为你刚写过《海瑞罢官》，又写出一场“海瑞辩理”或“海瑞争鸣”来了。所以就此打住。祝贺你再写一个“海瑞”!
(1961年2月16日《北京晚报》)
赏析廖沫沙这篇《“史”与“戏”》是为贺吴晗的《海瑞罢官》演出而写的。在“文革”中曾被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批判。随着拨乱反正，终于得到纠正，使被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这篇文章经过历史的考验，更显出其时代的光彩。
此文的主题是赞扬吴晗打破了“史”与“戏”的门户，破门而出的。说这很难得，是个创造性的工作。在这篇文章发表十八年以后，即1979年，廖沫沙重新看了《海瑞罢官》的演出，又写了一篇文章说：《“史”与“戏”》那篇文章主要是称赞吴晗打破“史”与“戏”这两家的门户，从“史”一家踏进姓“戏”的一家去。对《海瑞罢官》这个戏的本身却说得很少。廖沫沙当时刚刚读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导言》部分，为他的话所感动，认为今日也同样需要恩格斯所说的那样的“巨人”，“在几个专业上放射出光芒”，打破“分工所具有的限制人的、使人片面的影响”。不成为“分工的奴隶”。所以对吴晗从史学的专业进入文艺界写剧本大为兴奋，提出“破门而出”的赞语，意义不过如此。可在十年浩劫中，却成了廖沫沙和吴晗的一大罪状，实在是荒唐至极。廖沫沙这篇文章所阐明的道理，不仅适用于“史”与“戏”的互相配合，而且在许多学科的研究工作中都是可以应用的，具有普遍的意义。
《“史”与“戏”》采用了通信的形式，在笔法上很有特点。他把这样一个带有学术性的问题讲得生动活泼，诙谐有趣。开头从“老弟”这个词说起，然后进入主题。在讲“史”与“戏”的互相融合时，举了孔夫子的事例，又讲司马迁，既是史学家，又是文学家，在谈笑风生中把问题讲得十分深透。最后提出了三个问题向吴晗请教，但只提出问题，而不回答问题，给人留下很大的思考余地。廖沫沙的这篇文章，和他的许多文章一样，具有两个特点：一是有较强的理论色彩，结合实际问题谈唯物辩证法，站得高，看得远;二是娓娓道来，妙趣横生，有很强的幽默感。关于后者，有他的自嘲诗为证。在1967年，他和吴晗一起被批斗时，曾作打油诗一首：“书生自喜投文网，高士于今爱‘折腰’。扭臂栽头喷气舞，满场争看斗风骚”。这首打油诗既是自嘲，更是对“狂人”的愤怒和蔑视。在那样的逆境中，他能保持如此的坦然和达观，实在是很难得的。
还要说到的是，廖沫沙能把一些学术问题用杂文、随笔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为广大读者所理解，这很值得各方面人士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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