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河》原文|赏析

作者:未知 来源:网络转载

惟中华民国十有八年十有二月,北京大学三十一周年《纪念刊》将出版,同学们要我做篇文章凑凑趣,可巧这几天我的文章正是闹着“挤兑”(平时答应人家的文章,现在不约而同的来催交卷),实在有些对付不过来。但事关北大,而又值三十一周年大庆,即使做不出文章,榨油也该榨出一些来才是,因此不假思索,随口答应了。

我想:这纪念刊上的文章,大概有两种做法。第一种是说好话,犹如人家办喜事,总得找个口齿伶俐的伴娘来,大吉大利说上一大套,从“红绿双双”起,直说到“将来养个状元郎”为止。这一工我有点做不来,而且地位也不配:必须是校长,教务长,总务长等来说,才能说的冠冕堂皇,雍容大雅,而区区则非其人也。第二种说老话,犹如白发宫人,说开天遗事,从当初管学大臣戴着红顶花翎一摆一摇走进四公主府说起,说到今天二十九号汽车在景山东街啵啵啵;从当初同学中的宽袍大袖,摇头抖腿,抽长烟管的冬烘先生说起,说到今天同学中的油头粉脸,穿西装,拖长裤的“春烘先生”(注曰:春烘者,春情内烘也)。这一工,我又有点不敢做,因为我在学校里,虽然也可以窃附于老饭桶之列,但究竟不甚老:老于我者大有人在。不老而卖老,决不能说得“像煞有价事”;要是说错了给人挑眼,岂非大糟而特糟。

好话既不能说,老话又不敢说,故末真有点尴尬哉!

叫!有啦!说说三院面前的那条河吧!

我不知道这条河叫什么名字。就河沿说,三院面前叫作北河沿,对岸却叫作东河沿。东与北相对,不知是何种逻辑。到一过东安门桥,就不分此岸彼岸,都叫作南河沿;剩下的一个西河沿:却丢在远远的前门外。这又不知是何种逻辑。

真要考定这条河的名字,亦许拿几本旧书翻翻,可以翻得出。但考据这玩艺儿,最好让给胡适之顾颉刚两先生“卖独份”,我们要“玩票”,总不免吃力不讨好。

亦许这条河从来就没有过名字,其唯一的名字就是秃头的“河”,犹如古代的黄河就叫作河。

我是个生长南方的人,所谓“网鱼漉鳖,在河之洲;咀嚼菱藕,捃拾鸡头;蛙羹蚌臞,以为膳羞;布袍芒履,倒骑水牛”,正是我小时候最有趣的生活,虽然在杨元慎看来,这是吴中“寒门之鬼”的生活。

在八九岁时,我父亲因为我喜欢瞎涂,买了两部小画谱,给我学习。我学了不久,居然就知道一小点加一大点,是个鸭,倒写“人”字是个雁;一重画之上交一轻撇是个船,把“且”字写歪了不写中心二笔是个帆船。我父亲看了很喜欢,时时找几个懂画的朋友到家里来赏鉴我的杰作。记得有一天,一位老伯向我说:“画山水,最重要的是要有水。有水无山,也可以凑成一幅。有山无水,无论怎样画,总是死板板的,令人透气不得。因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画中一有水,就可以使人神意悠远了。”他这话,就现在看来,也未必是画学中的金科玉律;但在当时,却飞也似的向我幼小的心窝眼儿里一钻,钻进去了再也不肯跑出来;因而养成了我的爱水的观念,直到“此刻现在”,还是根深蒂固。

民国六年,我初到北京,因为未带家眷,一个人打光棍,就借住在三院教员休息室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初到时,真不把门口的那条小河放在眼里,因为在南方,这种的河算得了什么,不是遍地皆是么?到过了几个月,观念渐渐的改变了。因为走遍了北京城,竟找不出同样的一条河来。那时北海尚未开放,只能在走过金鳌玉蝀桥时,老远的望望。桥南隔绝中海的那道墙,是直到去年夏季才拆去的。围绕皇城的那条河,虽然也是河,却因附近的居民太多了,一边又有高高的皇城矗立着,看上去总不大入眼。归根结底说一句,你若要在北京城里,找到一点带有民间色彩的,带有江南风趣的水,就只有三院前面的那条河。什刹海虽然很好,可已在后门外面了。

自此以后,我对于这条河的感情一天好一天;不但对于河,便对于河岸上的一草一木,也都有特别的趣味。那时我同胡适之,正起劲做白话诗。在这一条河上,彼此都嗡过了好几首。虽然后来因为嗡得不好,全都将稿子揉去了,而当时摇头摆脑之酸态,固至今犹恍然在目也。

不料我正是宝贵着这条河,这条河却死不争气!十多年来,河面日见其窄,河身日见其高,水量日见其少,有水的部分日见其短。这并不是我空口撒谎:此间不乏十年以上的老人,一问便知端的。

在十年前,只隆冬河水结冰时,有点乌烟瘴气,其余春夏秋三季,河水永远满满的,亮晶晶的,反映着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觉得分外玲珑,分外明净。靠东安门桥的石岸,也不像今日的东歪西欹,只偷剩了三块半的石头。两岸的杨柳,别说是春天的青青的嫩芽,夏天的浓条密缕,便是秋天的憔悴的枯枝,也总饱含着诗意,能使我们感到课余之暇,在河岸上走上半点钟是很值得的。

现在呢,春天还你个没有水,河底正对着老天;秋天又还你个没有水,老天正对着河底!夏天有了一些水了,可是臭气冲天,做了附近一带的蚊蚋的大本营。

只是十多年的工夫,我就亲眼看着这条河起了这样的一个大变化。所以人生虽然是朝露,在北平地方,却也大可以略阅沧桑!

再过十多年,这条河一定可以没有,一定可以化为平地。到那时,现在在蒙藏院前面一带河底里练习掷手榴弹的丘八太爷们,一定可以移到我们三院面前来练习了!

诸公不信吗?试看西河沿。当初是漕运的最终停泊点;据清朝中叶人所做的笔记,在当时还是檣桅林立的。现在呢,可已是涓滴不遗了!

基于以上的“瞎闹”(据师范大学高材先生们的教育理论,做教员的不“瞎闹”就是“瞎不闹”,其失维均,故区区亦乐得而瞎闹),谨以一片至诚,将下列建议提出于诸位同事及诸位同学之前:——

第一,那条河的最大部分(几乎可以说是全体),都在我们北大区域之内(我们北大虽然没有划定区域,但南至东安门,北达三道桥,西迄景山,谁也不能不承认这是我们北大的势力范围矩——谓之为“矩”而不言“圈”者,因其形似矩也——而那条河,就是矩的外直边),我们不管它有无旧名,应即赐以嘉名曰“北大河”。

第二,既称北大河,此河应即为北大所有。但所谓为北大所有,并不是我们要把它拿起来包在纸包里,藏在铁箱里,只是说:我们对于此河,应当尽力保护;它虽然在校舍外面,应当看得同校舍里面的东西一样宝贵。譬如目今最重要的问题,是将河中积土设法挑去,使它回复河的形状,别老是这么像害着第三期的肺病似的。这件事,一到明年开春解冻,就可以着手办理。至于钱,据何海秋先生说——今年上半年我同他谈过——也不过数百元就够;那么,老老实实由学校里掏腰包就是,不必向市政府去磕头,因为市政府连小一点的马路都认为支路不肯修,那有闲情逸致来挑河(但若经费过多,自当设法请驻平的军队来帮帮忙),此外,学校里可以专雇一两个,或拨一两个听差,常在河岸上走走。要是有谁家的小少爷,走到河边拉开屁股就拉屎,就向他说:“小弟弟,请你走远一步吧,这不是你府上的中厕啊!”或有谁家的老太太,要把秽土向河里倒,就向她说:“你老可怜可怜我们的北大河吧!这大的北平城,那一处不可以倒秽土呢?劳驾啊,我给您请安!”诸如此类,神而明之,会而通之,是为哲者。

河岸上的树,现在虽然不少,但空缺处还很多。我的意思,最好此后每年每班毕业时,便在河旁种一株纪念树,树下竖石碑,勒全班姓名。这样,每年虽然只种十多株,时间积久了,可就是洋洋大观了。假如到了北大开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有一个学生指着某一株树说:“瞧,这还是我曾祖父毕业那年种的树呢”,他的朋友说:“对啊!那一株,不是我曾祖母老太太密斯某毕业的一年种的吗?”诸位试闭目想想,这还值不得说声“懿欤休哉”吗?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我虽然不相信风水,我总觉得水之为物,用腐旧的话来说,可以启发灵思;用时髦的话来说,可以滋润心田。要是我们真能把现在的一条臭水沟,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拂的北大河,它一定能于无形中使北大的文学,美术,及全校同人的精神修养上,得到不少的帮助。

我的话已说完,诸位赞成的请高举贵手;不赞成就拉倒,算我白费,请大家安心在臭水沟旁过活!

(十八年十二月一日北平)

(1935年良友图书公司《半农杂文二集》)





赏析这是作者为北京大学建校31周年写的纪念文章。北京大学的前身是京师大学堂,1898年创立,当时的校址在景山东街。1912年改为北京大学。该校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它不仅培养出许多专家学者,而且是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因此,为校庆写纪念文章,题目是很多的。加上作者当年曾为《新青年》的编委,是风云人物,话题就更多。但是,作者说,一般的纪念文章总不外乎两种做法,或者说冠冕堂皇的“好话”,或者说重复千遍万遍的“老话”。这些过去都有人说过了,今年还会有人去说。那么他的纪念文章,便独辟蹊径,从形式到内容都以别具一格的形式,令人耳目一新。

《北大河》毫无官样面孔,更无八股腔调,作者是以北大一个普通教员的身份纪念建校的。全文以漫谈的口气,话题是北大三院面前的那条无名河。文笔幽默亲切,谐趣横生。总其内容说了以下三方面:一、通过回忆往事,谈自己爱河爱水的执着感情;二、十年前,这条河曾撩起许多诗人作家写诗作文之感兴,可近十年,这条河,水少而脏,而且日益枯干,令人遗憾;三、建议正名曰“北大河”,而且真的由北大认真管好,造成一条“绿水涟漪,垂杨飘拂的北大河”。这个意见提得很好,针对当时生活环境日益恶化的实际情形,提出这一建议绝不能说是皮毛小事。

不过,环境问题,比起社会问题、办学方向的问题等,毕竟不能摆在第一位,所以提出这一建议的文章应使用比较恰切的语言风格才好。简而言之,正面号召,论述利害,大声疾呼,似不能达到好的效果。为此本文采用幽默的笔法,以谈话的口气风趣地说出,便显得婉转亲切、自然得体。虽然不免啰索,终于是让人爱看爱听。特别是在议论中枝节横生,但又不杂乱无章。比如用办喜事常说的吉利话来比喻纪念文章中空洞无物的“好话”;说“汽车”以声音“啵啵啵”借代;从“冬烘先生”造出仿词“春烘先生”;又如考证“北河沿”与“东河沿”相对等颇为有趣的现象也令人会心一笑。至于说到自己从小爱河爱水一段,虽叙述了学画种种,其实没有离开中心。他认为“水是表显聪明和秀媚的”,因此愿“河水清且涟漪”。

读这篇小品,我们可以见到作者的性格情致特色。刘半农五四时期曾经叱咤风云,写过相当辛辣的政论、杂文。到了20年代,特别是30年代,他的文章趣味幽默,虽然如本文所写,并非在说废话,但毕竟思想冷却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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