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着这样的经历，在一个郁闷的残夏的午后，从北京路搭上了十四路无轨电车，去访问一个不认识的新友人，这位友人的住所，是在离曹家渡还有六七里路的周家桥：替我介绍这位友人的人，约定五点钟在奥飞姆影戏院的门口等我。
电车经过爱文义路的时候，刚才阴森森的天空突然罩上了暮暗，雨点很快的在车窗外面飞舞。电车开得很快，可是雨点却比电车更快，过康脑脱路到劳勃生路的时候，马路上的积水已经跟河一样。满车的乘客慌慌的把车窗闭住，但是雨水还是从每一个隙缝里漏进来，把每个乘客的衣服淋得像浸在水里的一样。这些乘客互相呶呶的怨恨着，有的说：
“我就说今天天气不好，明天去也不要紧!”
有的说：“等会儿总会停的，既然来了还有什么法想呢?”
但是不管你是怨恨或是自慰，电车还是飞一般的猛进，暴风雨还是擂鼓一般的喧腾。电车的轮子冲破着路上的积水，溅起了几尺高的水花。终于中途要下车的人都补买了票，特地要往终点的人，也商量着要是雨还不停，便原车打回。我的心中也焦灼着，开始了动摇，我的衣服完全打湿了。手拿着的一张报纸，预备到曹家渡时把长衣脱下来包的，也被漏水淋破了。
“约会了的那人，大概不会再等在那儿的吧，这样的天气，怎样能下了电车再跑六七里路呢?”被四周那些怨声，焦灼声，激打着车窗的雨声包围着，我的心中开始了剧战：“原车回去呢?还是……”
电车到了终点，开车的打开铁门，雨还是倾泻一样的下着，车站上积了一尺多高的污水。许多人向外边望望都把腿缩住了。
“下去!”这样的下了决心，我便把长衫脱去，跟着两三个工人样的乘客，跳下水里去。
电车上的人，路旁两边的店铺子里的人，都望着冒雨涉水的我们笑。我什么也不管，把两腿浸在水里走。对面便是影戏院的大门，大门的阶沿上聚集了大堆的散了戏出来的观客，正嚷嚷的和黄包车夫讲价钱。
在暴风雨的蹂躏之下，一切都显得慌乱惨淡，阴郁了。许多人花不起高涨了的车钱，同时又舍不得把脚上的鞋袜脱去，只是在戏院的门廊下彷徨。在这彷徨的人群中，我发现了我的约会人的脸。
“我怕你不来了哩!”
他欢喜地向我伸出湿淋淋的手，他的被水浸透了的掌心中，一股冰一般的冷气刺入我的掌心。我惭愧了刚才自己的动摇。
“好，我们走吧。”他说了，便打算拔步。我望了望他的脚，他的脚是完全赤了。
“等一等!”我俯下身子，把鞋袜脱了，和长衣一起挟在手里，又把湿透了的脚管望上卷起了。
我们又冒着雨，涉着水前进了。
我的心中想象着那个尚未识面的友人，他是和我们住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的。
“冲破了暴风雨向新的世界去!”我惊心了我自己的勇敢。但是我的骄傲不久就消失了，当我见大群大群放了工的劳动者，从工厂的大门口涌出来的时候。
“在十几小时的劳动之后的萎疲的姿影。”这是过去的我的想象，但是这想象完全错误了，他们在高声的笑，跑着，完全是从来没有看见过的新的泼剌的群，在这再接再厉的暴风雨之中。立刻，我发觉我没有可骄傲的了。我只想混在他们当中去，虽然这是多么的不适宜，我的脚赤着，我的腿是白的，在他们中间，显着很大的差异。
这时候，我的同伴已经把我带进了一条工房的污秽黑暗的小弄堂里。
这个宝贵的一年前的回忆的场面，还有许多新的展开，但我只能写到这儿为止，因为这已经足够说明从“九一八”以来的我个人的心的历练：
我们在经历着暴风雨的年头，从沈阳的炮声，全东三省的火烟，上海的血的洗炼，以至最近东北原野中嘶杀的悲号，已濒垂危的热河与平津的呻吟的声音，在第二次大屠杀威胁下的上海，南京以及长江一带民众的恐怖，这一切不是日帝国主义所卷起的血的暴风雨么?从东三省一直无抵抗到退出淞沪，从珍珠桥一直扫射到内地农村中的每一块泥土中的每一个百姓，为着替国际帝国主义扫清瓜分的障碍，为着消灭世界劳苦大众的堡垒，为着使更大更大的强盗战争的大屠杀，落在全世界饥饿失业的劳苦者的头上，在中国的土地中，所进行着的屠杀，焚掠，这不是包围在我们四周的血的暴风雨么?和这些血腥腥的暴风雨一起，许多扮着各种面谱的政治家，学者，文士，使弄着各式各样的辞藻，为着他们主人的屠杀阴谋的顺利的进行，不是正向我们卷起威胁与欺骗的暴风雨么?……这一切暴风雨，还再接再厉的加紧着，没有高大的洋房可以蔽护，甚至连高价的黄包车钱也花不起，不管你怨着叹着，电车是在猛进，暴风雨是在加剧，要中途下车，或乘原车打倒回的可能和甘心都没有，那末，除了把长衫脱去，把鞋袜丢掉，跳到露天的积水中去冒雨涉水以外，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而且，这并不是个人的英雄事业，无千无万的群，都在暴风雨之中，作着英勇的行进，只有到他们的队伍里去，和他们一起，向着暴风雨前进，我们才能真正的冲破这个暴风雨。
(1932年《文学月报》第1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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