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曰①：“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②，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③，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④。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⑤，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
“季文子卒⑥。大夫入敛⑦，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⑧，无衣帛之妾⑨，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⑩，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⑾。相三君矣⑿，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五十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⒁，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⒂，以长尺寸⒃。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⒄，而左氏称之为“忠”⒅，孔明以为“无负”者⒆，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⒇，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21)，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22)，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23)，而亦得富民之道矣。
杜黄裳(24)，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25)，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26)。
(《日知录》)
注释①“《记》曰”六句——《记》是《礼记》的简称。以下五句引自其《礼运》篇，大意是说：大臣守法，小臣清廉，大小官员都依次尽职，君臣互相扶正，这是国家的大利。②正君——使君行正道。序百官，使百官依次尽职。③“王阳”二句——王阳，即西汉宣帝时谏大夫王吉，字子阳，世称王阳。其子王骏官至御史大夫，其孙王崇平帝时官大司空，封扶平侯。王氏三代皆有清廉之誉，但因他们车马衣服甚为奢华，遂引起世人疑惑，故俗传王阳有造作黄金之法。其后通过王氏迁居和归里，才知其家并无余财，更无金银之储。④“公孙”二句——公孙，指汉武帝时丞相公孙弘。直士，指汉武帝时主爵都尉汲黯，为人尚气节，直言敢谏。公孙弘饭食节俭，盖的是麻布被，汲黯误以为这是做给人看的，遂上奏武帝：“弘位在三公，俸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⑤“则所以”三句——那么用以考察大臣生平并论定其实际表现的办法，只有看他死后是否留下大量钱财，这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了。⑥季文子——春秋时鲁国大夫季孙行父，死后谥号为“文”。由此以下十二句引文，出自《左传·襄公五年》。⑦“大夫”二句——按当时礼仪，季文子入敛，襄公亲临看视。⑧宰——家臣之长，此指季文子家的总管。庀(pi)——整备。葬备，葬具。⑨帛——指丝绸类华服。⑩无重(chong)器备——没有双份和多余的器具。(11)公室——指君主之家。(12)相——辅佐。三君，指鲁国的宣公、成公、襄公。(13)自表后主——指诸葛亮伐魏前，上给蜀汉后主刘禅以自陈衷曲的表章。此表见于《三国志·诸葛亮传》，但原传中“薄田五十顷”作“十五顷”，亦无“悉仰于家”一句。(14)无别调度——指不另外营谋私产。(15)治生——营谋生计。(16)长(zhang)——增添。尺寸，指尺寸财产。(17)“夫廉”句——廉洁不过是臣子们应具备的节操之一。夫，发语词，表阐发议论的语气。(18)左氏——承上文所引《左传》中季文子事而言。《左传》亦称《春秋左氏传》或《左氏春秋》，相传为春秋时左丘明撰(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初人据各国史料编成)。(19)孔明——诸葛亮字孔明。(20)“夫居尊”三句——身居高位，筵席丰盛，美其居室，衣着华艳，也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21)“岂知”三句——哪知上天会因此降下不祥，百姓产生怨怒，而最终竟会连同国家也一起败坏了呢?高后，指上天。(22)“诚知”二句——(如果)确实懂得了大臣家庭生活的奢侈或节俭，直接关系着政治教化的兴盛或败坏。夫，代词，那、那些。(23)审——知道，明白。方，原则。(24)“杜黄裳”三句——杜黄裳，字遵素，唐宪宗元和年间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力主削平藩镇，整肃纲纪，一时号称名相。但他家赀富厚，死后不久，生前受贿的情况终被揭发出来。(25)“卢怀慎”三句——卢怀慎，唐玄宗开元年间官至同紫微黄门平章事。为人谦谨，自认不及当时名相姚崇，故遇事逊让。时人不察其为美德，讥之为“伴食宰相”。他清俭不营私产，死后家无留储，玄宗深为悼叹。(26)卜相——择定宰相。卜，选择。
赏析这是一篇随笔式的读书札记。虽曰“随笔”，写来却是运思缜密，内容笃实，笔势雄辩锐利，谈的又是足以启迪世人的治国安邦的重大问题，所以很值得一读。
本文作者顾炎武，就是那位倡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清初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其弟子潘耒曾说他“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日知录序》)。这篇选自《日知录》的《大臣》，正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文章的中心命题是论说关乎民生国命的“吏治”、“官方”(为官应守之义法)，作者在指出慎择大臣的重要性后，进而提出了选择大臣的一条基本原则，即看他是否具备不贪货赂的廉正美德。作者提出这个问题，显然是为了规切时弊，是针对着封建社会吏治的腐败而发。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中，贪腐现象仍时有所见，因此顾炎武提出的问题，对现今的廉政建设也不无借镜意义。
作为一篇议论文，除论点必须旗帜鲜明、警策精当外，还须讲求论据的充实，论证的严密。炎武此文，确实称得上“学博而识精，理到而辞达”(潘耒语)，堪作论体文的典范。他是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史事随手拈来。文中引来作为论据的前人事例和言论，出自《礼记》、《左传》、《汉书》、《三国志》、《唐书》等五部著作，涉及季文子、公孙弘、王吉、诸葛亮、卢怀慎、杜黄裳等六个历史人物，时代上起春秋下迄中唐，而且所用典实有言有事，有正例有反例，上下古今，正反言行，皆唯我所用，无不恰切适意，从而使其论点具有充分说服力。炎武又是一位识精体远、力主“经世致用”的思想家，思想敏锐而绵密，因此他对问题的论证阐发，往往具有不可驳倒的雄辩逻辑。此文虽短，论证却颇有层次：首论“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次论清廉乃人臣之大节，因为“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再论“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最后水到渠成地归结出“贫则观其所不取”的“卜相之要言”。如此层层递进，逻辑严密，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内在力量。
作者为文的句法也颇见特色。他常常连用句式相近的句子，构成一气而下的排比偶句。如“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居尊席腆，润屋华身”;“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元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等。文中夹用这种骈体文句，散行中见整饬，不唯能造成音节的铿锵和谐，还使语句的连缀更为紧凑，文章的命意更为集中，从而增强表情达意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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