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匡迥，号超人，吴敬梓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中的人物。
匡超人是温州府乐清县大柳庄人，因家境贫寒，读不成书，二十二岁时，随一个卖柴的客人来到杭州谋生。谁知客人消折了本钱，他便流落在外，靠摆一个拆字摊糊口。这时的匡超人单薄瘦小，衣裳褴褛，虽然备受生活煎熬，却仍然保持着淳朴、善良的心地，勤勉好学的习惯。拆字之余，便专心研读科举文章，只是想起家中病卧在床的父亲，便忍不住掉下泪来。
马二先生的出现使匡超人的生活产生了第一次转机。这个一心想回家尽孝的年轻人不仅意外地从马二先生那里得到银两衣物的资助，更记下了马二先生的谆谆叮嘱： “你如今回去，奉事父母，总以文章举业为主。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这番话唤醒了匡超人心中潜藏着的欲望，使陷于困窘中的小伙子看到了一条“光明”之路。他小心地收起马二先生赠送的八股选本，踏上了归途。
从生活无着，不能尽孝的苦恼中摆脱出来，匡超人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他踌躇满志，认准功名举业这个目标，一步步努力走去。他以一个淳朴的乡间青年的全部热情和精力，挑起了奉养孝敬父母和读书求功名的两副担子，虽然父亲病重、族叔逼要房子，哥哥嫂嫂又只顾自己，这些使匡超人的面前困难重重，但他心中充满向往，浑身充满活力，每日里勤恳劳作，杀猪、磨豆腐、做生意，用辛勤的汗水来养活父母、维持家庭。他尽心侍奉父亲。曾经感叹“有钱的不孝父母，象我这穷人，要孝父母又不能”的年轻人，一旦有了尽孝的机会，果然尽心竭力。他不仅处处为父母分担忧愁，夜夜服侍病中的父亲吐痰喝水、小解、出恭，而且为了父亲舒服，总是在他出恭的时候双膝跪下，把父亲的双腿扛在肩上。生活的重担并没有磨蚀他的志向，匡超人每夜里总是一边侍候病人，一边发愤读书，常常一夜只睡一个更次，却仍然精神抖擞，浑身充满力量。大柳庄淳朴的民风和朴实敦厚的双亲哺育了年轻人，匡超人勤谨克己、宽厚待人，将孝悌二字看得极重，成了大柳庄有名的孝子。
匡家的生活刚刚安定，一场大火又烧去了他们的住房，一家人只好暂借和尚庙安身。匡超人虽然忧愁，却仍然日日勤勉劳作，夜夜挑灯苦读，朗朗书声在静谧的夜晚一直传到庙外。这一日深夜，乐清县知县李本瑛从庙外路过，听到读书声，很是感动，发一个帖子让他去考童生。李本瑛的出现，使匡超人生活中出现了又一个转机，他求取功名的愿望开始付诸实践，从此走向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生活。
匡超人考场顺利，不久进了学。谁知平地风波，一直照顾他的知县李本瑛忽然被摘印，为免受牵连，同村潘保正嘱咐匡超人到外地暂避一下。这时匡太公已经病逝，匡超人拿着潘保正的书，又一次来到杭州，投奔潘保正的堂弟潘三。
匡超人此番杭州之行与以往不同，他不再是流落异乡的可怜虫，因为有了秀才身份，他虽然寻访潘三不着，却结识了一帮做诗的名士朋友。这帮朋友在来自穷乡僻壤、孤陋寡闻的匡二面前展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新天地，使他知道了天下还有“进士不如名士”的道理，见识了斗方名士们心地鄙俗、矫情做伪，以及他们招摇诓骗的生活方式。这一切使心地乖巧的匡超人大开眼界，他很快学会了西湖名士们高谈阔论、装腔作势的丑态，也很快学会了他们彼此唱酬、冒充风雅的本领。
匡超人正热衷于和“名士”们交往，潘三的出现又使他的生活完全改变了轨道。潘三在布政司衙门当差，他心狠胆大，什么事都敢干。匡超人目睹潘三买卖官司、包揽词讼，转眼间就赚下大钱，也不禁
动。在潘三的唆使下，他开始参与假造公文，代人应考等“有想头的事”，从中得到许多好处。当他在潘三的帮助下成了亲，生了女儿，安下家来的时候，他早已不再是那个乡间的诚笃朴实、心地善良的年轻人了，两年间，他沾染了都市的种种恶习，变得庸俗、势利、虚伪、绝情，而且为非作歹、无恶不作了。
地位的变化使匡超人的丑恶行径一桩桩暴露出来，但在岁考中他却以优行入贡，这无疑是对科举制度的无情嘲弄。正当他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中洋洋得意之时，潘三因罪行暴露，入了大狱。匡超人不免惊惧交加。恰巧在此危急关头，已升迁为给事中的李本瑛召他前往京师。在李本瑛的帮助下，他考职内廷教习，又瞒下已经结婚的事实，热热闹闹娶了李本瑛的外甥女辛小姐。随着科考顺利而突然降临的一系列荣华富贵使匡超人更加利令智昏，前妻郑氏病死，他并无真心悲哀，只是强调要在她的遗像上画上凤冠补服。嘱咐兄长的话中也不再有人情味，只是叮嘱“要人家称呼老爷”， “不可自己倒了架子”，完全是一副暴发户庸俗不堪的嘴脸。为了抬高自己，满足一步步往上爬的欲望，他不惜诋毁马二先生，更无情无义地拒绝了潘三想“会他一会”的要求。这时的匡超人，身上多了锦绣官服，心中却完全丧失了良知人情，与衣冠禽兽无异了。
匡超人的一生是被科举制度和恶俗的社会风气所牵引着一步步走向天良泯灭、品德败坏的一生。那个有着美好人情和正常人性的可爱少年是什么时候开始消失的?从他走出淳朴乡村的那一天，从他迈向恶俗浇漓的杭州都市的那一天，从他跨入充满污浊的科举考场的那一天，他的正常人性便注定了要被扭曲。他结识的马二先生、李本瑛、斗方名士们以及潘三等等人物，不过是这个社会种种腐朽没落的封建文明的具象代表，他们似乎好心地指点着、帮助着这个乡间不谙世事的年轻人，却从不同的方向挤压和扭曲着一个正常的灵魂，使他变得比他们任何一个都更丑陋、更无耻。匡超人的正常人性的质变和精神毁灭的悲剧，是病态社会的必然结果，也反过来映照出这个社会的畸形腐败、不可救药。
吴敬梓以现实主义的清醒目光，含着讽刺家的忧伤的微笑，把解剖刀一直伸向了社会人性的深处。他的笔底总是带着深深的感情，在刻画那个纯朴善良的农村青年时，他笔下充满了由衷的赞赏之情，在写及那个完全丧尽天良的内廷教习时，他冷峻的笔调中又时时露出嘲讽的锋芒，不时轻轻一刺，露出人物道貌岸然后面的极端无耻、极端空虚和极端无知。这种独特的笔调，为人物涂上了丑角的油彩，使匡超人这个人物具有独特的认识意义和文学典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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