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公是元著名悲剧《琵琶记》中的人物。他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但看重封建礼教的子孝妇贤，主张功名利禄，荣宗耀祖。他在赵五娘、蔡伯喈夫妻新婚两月而分离的悲剧故事中，是个善于救人之所急、助人为乐的侠义形象。
正当朝廷黄榜招贤、期近春闱，蔡公逼试，伯喈顾及侍奉年迈八十高龄的双亲而辞不从父命之时，这位好心的张太公，却推波助澜，力劝伯喈“早办行装前途去”，说什么“子虽念亲老孤单，亲须望孩儿荣贵”，一心希望他仕途中举，以改变蔡家低下的社会地位。
在那蔡公逼试、伯喈百口莫辨而唯独担忧双亲和妻子无人照料之际，太公便替伯喈排难解忧说： “自古道，千钱买邻，八百买舍……你但放心前去，若是宅上有些小欠缺，老汉自当应承。”太公出于善意的劝慰，确实包含着人间关系的真谛，谁知正是他这苦口婆心的劝告，反倒使蔡伯喈夫妻分离。真是好心办了坏事。应当说，太公的功名利禄思想和蔡公的出发点不同，蔡公旨在改换门闾，而太公则在行道、济世安民。可见太公“离别何足叹”，意在唯有功名始得官职，唯有官有权始可济世而安民。他的侠义行为，即出于这一指导思想，于是他再三向伯喈保证，自己“受人之托，必当终人之事，况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太公应承蔡家之难，诚如其所许诺言，处处关心、照料。伯喈赴试不久，时值灾荒之年，他把自己请求所得救济粮，主动分送给蔡家“权作两厨饭”;五娘远出求救济粮并于中途受欺侮、粮被抢夺，他则十分同情这个柔弱女子，责怪她不该不与他商量就单独外出，并表示“待我赶去，骂那厮铁心肠、昧心汉”;他见五娘为养活公婆受尽苦难、当尽首饰、饥食糠秕却反被婆婆“颠倒把他埋怨”，内心颇感不平，为她申述，高度赞扬她的美德是“今人中少有，古人中难得”;蔡婆饿死，五娘无力殡葬，他急五娘所急，帮助解决棺椁、安葬南山。太公关心蔡家的一言一行，深刻反映了他的侠义精神，刻画出他那乐于助人的性格。
太公不但要时刻为饥饿、病重危在旦夕的蔡公担忧，更要替品德高尚、可歌可泣而自身却又爱莫能助的五娘之前途和归宿发愁。蔡公一病不起后，痛恨不孝之子杳无音信，致使连累五娘，因而自责死后“甘受折罚，任取尸骸露”，而且为五娘今后生计，要张太公前来作证，写下遗嘱叫五娘不必为其守孝， “早早改嫁便了”。对此，太公曾思前顾后，矛盾重重，既顾虑礼教的约束，又怜悯五娘的苦难境况，思量着五娘若不嫁，则“恐非活计”， “若不守孝，又被人谈议”，但最后他还是劝五娘听从公公改嫁之言，这前后不一的话语，充分表现了太公侠义性格的内心矛盾。太公面对这连续遭遇不幸的蔡家，始终不忘“慈悲胜念千声佛”。他对蔡家的“承应”，并未因蔡公蔡婆之死而结束，他更关心的是五娘的未来，除了解囊相助给五娘进京盘缠，更以长辈之情处处替她设想。他担心五娘“这般乔打扮，他(指伯喈)怎知觉，一贵一贫，怕他将错就错”，再三叮嘱她“须审个好恶”， “未可便说丧双亲，未可便说裙包土，未可便说剪香云”。想到这不忠不孝、无情无义的蔡伯喈，太公又怎不担心五娘不被他抛弃!他安慰她放心走，由他来看管那“黄叶飘飘把坟覆”的泉下长眠人，兑现了他所“承应”的诺言。
太公对无情无义的蔡伯喈，由爱而转恨，见到牛府派来寻找蔡家的李旺，他火冒三丈，怒斥道： “你不须提起蔡伯喈，说着他每忒歹!”“他中状元做官六七载，撇父母抛妻不采!”这短短两语，深刻地描绘出太公的侠义性格。然而由于时代局限，他不免以宿命论的观点看待蔡家的悲剧，最后当伯喈携二妻为蔡公蔡婆守服、感谢太公周济之时，他则认为这“子欲养而亲不逮，这也是他(指蔡公蔡婆)命该如此”。应当指出，太公把蔡公蔡婆生前受苦得不到子孝归结为命该如此，这又是与作者的主观创作意图“子孝妻贤”因而转悲为喜的安排相关，因此受到了牛丞相赠予太公黄金一笏以表酬谢。
太公这一侠义形象，生动逼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与蔡家休戚与共的精神，反映了广大下层人民的高尚品德;他的侠义行为，体现了他的济世思想，反映了贫困的人民与权贵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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