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凌濛初的笔下，活跃着许多秀才。《拍案惊奇》卷之六《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中的贾秀才，是明代的一个新儒林人物。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贾生名谊，雒阳人也……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可见，秀才原指优秀的人才。后泛指一般的儒生。明代置科举，府、州、县的书生亦称为秀才。贾秀才，婺州府(今浙江金华)人，是个饱学之士，为求功名，长期离家在豪门处馆读书，留下妻子巫氏和侍儿春花在家相依为伴。孰料这种宁静的生活不久起了波澜：巫氏在观音庵中，遭流氓卜良骗奸。贾秀才得知消息，设计报了妻子的怨仇。
这则小说的故事情节十分简单，但贾秀才的艺术形象却甚为鲜明。在他的身上，有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宽容妻子的不幸“失身”;一是“才智过人”。这和传统文学中的儒生，有着迥异的思想风貌。
贾秀才自书馆回家，得知妻子被人骗奸， “毛发倒竖起来”，十分愤慨。他在了解事情的真相后， “把床头剑拔出来，在桌上一击”，说：“不杀尽此辈，何以为人?”表现出男子汉的刚勇气概。文人动武，实是出于无奈，若真的和流氓持剑争斗，恐怕未必能达到报仇之目的。他是实在咽不下这口气呵!面对巫氏在羞辱中欲夺剑自刎以明心志的举动，贾秀才劝慰说：“不要短见。此非娘子自肯失身。这是所遭不幸，娘子立志自明。”从这番话中，可见他对妻子所遭不幸的深切谅解和宽容。在封建时代，女子的“失身”，向来被视为是人生莫大的耻辱，至少是属于不忠实丈夫的行为。南宋的理学家们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并树起一个个“义妇”、 “烈女”，以作楷模。在他们看来，不管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只要是“失身”，即是“失节”，系大逆不道的行为。多少女子在这一道道紧箍咒下被剥夺了青春和幸福。巫氏的“失身”，虽由强暴造成，但在封建卫道士们眼中，也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贾秀才对妻子的“失身”，非但没有半点责备，相反，却百般地开导和安慰。这在一颗心已破碎的巫氏听来，不啻是穿心入肺的一束爱波，深受创伤的心灵获得了莫大的慰藉。贾秀才的这种态度，来自于她对妻子的深切信赖。小说描写的贾家，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出门处馆读书，妻子在家描凤绣鸾。两人相敬如宾， “如鱼似水，你敬我爱，并无半句言语”。如此恩爱深情，固然是贾秀才对不幸“失身”的妻子谅解和宽容的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乃是贾秀才的“贞操观”不同于传统的伦理道德圭臬。在晚明时代，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贾秀才所在的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得风气之先，尤是如此。在资本主义因素的滋生的影响下，市民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新的变化。贾秀才，是落拓的穷书生，也是这个市民阵营中的一员。他有文化，较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新潮。他容忍甚至轻视妻子的“失身”，当是社会的投影。由贾秀才，人们自然会想到蒋兴哥。一个是书生，一个是商人，地位、处境、阅历、身世各异，但在谅解和宽容妻子的不幸“失身”，冲破封建贞操观念的羁绊这一点上，则表现出惊人的相似。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如果我们进一步探究，可见贾秀才比蒋兴哥更前进了一步：蒋兴哥在得知妻子的“失身”后，用一纸休书与她暂时离异;而贾秀才则对奸骗妻子的罪犯采取报复行动，和妻子“越相敬重”。两者的不同，是时代的发展使然。
贾秀才的“才智过人”，在为妻子报冤的行动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妻子被骗奸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颇棘手的难题：既要为妻子报冤，又要保全名声，而且连罪犯是谁也不知道，唯一的知情人是赵尼姑。聪明的贾秀才， “低头一想”，计上心来，认为关键在妻子身上，而稳定她的情绪则是第一要务。为打消巫氏的“轻身”欲念，他耐心诱导，陈明“轻身”决非上策：既不能洗清“丑名”，还会影响家庭前程，更谈不上报仇雪冤。他的话，既合理，又动情，巫氏逐渐趋于冷静，提出让“妖尼、奸贼多死得在我眼里”。机警的贾秀才因势利导，在巫氏的配合下，开始向邪恶势力实施报复行动。而认清仇人，是首要的目标。贾秀才“躲在后门静处”，让妻子计赚赵尼姑来家，诱使她说出奸者卜良。赵尼姑回庵给卜良通“情”，让他上贾家和巫氏私会，在搂抱之时，由巫氏咬下其“五七分一段舌头来”，作为罪证。诚然，贾秀才此时当可杀贼，但这样一来可能有失，二来将惊动官府，三来会惊走赵尼姑，故引而不发。直到巫氏拿到舌头，贾秀才大喜过望，拿着它，连夜持剑急赴观音庵杀死赵尼姑师徒，但主犯卜良尚未捕获。贾秀才胸有成竹，于“灯下解开手巾，取出那舌头来，将刀撬开那小尼口里，放在里面，打灭了灯，拽上了门，竟自回家”，是因为他坚信“自有人杀他”。果然不出所料，被咬断舌头的卜良，由街坊众人扭获送官。知县正为观音庵“奸情”事捉拿“凶身”，卜良的到来，天赐如愿，一顿乱板将他活活打死。贾秀才借糊涂官府之手“既得报了仇恨，亦且全了声名”，一箭双雕，达到了报冤的全部目的。一个“识见高强”、 “干事决断”的儒生形象，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在小说的批语中，凌濛初对贾秀才有“其智数狠”的评论。纵观他报冤的全过程，确是天衣无缝。贾秀才在调查真相的基础上，正确判断形势，周密制定计划，并一一付诸实施，充分显示了杰出的才华和胆略。但是，他的手段却有残忍之嫌。 卜良和赵尼姑是奸骗巫氏的元凶和从犯，处死他们尚在情理之中，然而，小尼姑实属无辜，至多在卜良的犯罪活动中起了掩护的作用，成为刀下之鬼，似有点冤枉。
小说中的贾秀才，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艺术形象。它的出现，是中国文学在前进中的一个标志。凌濛初做过生员，也是当时的一名“秀才”。在贾秀才身上，无疑寄托着他的审美理想。指出这一点，对我们正确认识这一艺术形象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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