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林冲形象的作品，有小说，也有戏曲。在戏曲中，尤以《宝剑记》为最。《宝剑记》是明代中叶的戏曲作家李开先根据林冲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编撰的一部传奇，它更为集中更为深刻地刻画了屡遭迫害、 身处困境而又不失一身正气，以忠诚丹衷供奉朝廷，终究被流放的林冲的可悲形象。
林冲自幼熟读诗书，娴习兵法，在为官之父林皞的影响熏陶下，知书达理，精通文武，并在思想深处隐潜了中国古代正统的尽忠报国的儒学血脉，他的人格修养和理想追求就是忠孝兼备、礼义俱全的臻善完美健全正常。他在作边关军事统制时，忠于职守，严于律己， 曾屡建奇功，使边关安然无患。他的奇功异勋和忠心耿志并未获得昏庸朝廷的嘉奖晋升，反而被心怀叵测、妒火中烧的童贯谄言进谏而据为己有，林冲竟被贬为禁军教头提辖军务。遭贬是一个不祥的征兆，预告了从此以后坎坷悲惨的生命历程的开始。风霜刀剑，灵光鬼影式的迫害使林冲的丹衷耿志一败涂地，全然覆灭。
林冲没有意识到贬谪给他带来的晦气。他一面深深地爱着使他享受到天伦之乐的妻子、母亲，一面不坠凌云弘心，愤世嫉俗，嫉恶如仇。面对朝廷的腐败昏暗，奸宦的专权骄横，林冲毅然恒存臣节一腔热血，上书皇帝以求励精图治、诛奸亲贤，稳妥江山大业。这个举动是需要胆识、需要魄力的。但又因权宦把持朝政，朋比为奸，于是误入白虎堂、发配沧州、遇难山神庙诸传奇式的罹难浩劫连锁反应般地降临在他的头上。可怜的为官生涯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
林冲是以与朝廷奸宦相对立而具有识见的国家政治的参与者出现在作品中的。他对朝政边患的关注说明他从小所受的儒学教育在起作用。对朝廷的忠贞不贰目的是为了振兴纲纪，固国安民，这里的“忠”可以说不是一种逆来顺受不思反抗的愚忠。林冲对“忠”的理解还是清醒的。 “忠”的对象是代表国家民族利益的贤明政治，是一种昂扬刚健的正派人格体现。它与封建统治阶级历来倡导的“忠”是不同的。尽管林冲与梁山上的英雄好汉都“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表现了严重的妥协性，但是林冲的“忠”比历史上一般流行公认的“忠”的内涵更具人民性，外延也较宽泛。历史上公认流行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忠”的概念更侧重于臣对君的依存顺抚，强调君对臣的绝对的统治命令权，纯粹是一种政治概念，行同国家机器，旨在维护统治利益;而林冲的“忠”却渗入了自我人格理想的修养成分，只是一种单纯善良的没有夹杂那种复杂的顺逆推复的双向关系的愿望和行为。这种单纯良善的“忠”使他的反抗性受到了局限，加剧了他的生命悲剧。
林冲对童贯高俅之流的不满，一方面出于朝廷奉臣的职责，一方面则来自他刚烈耿直的性格。这与他对朝廷的忠诚丹衷，在他的人格精神上是相一致的。由于这两方面的原因，使林冲嫉恶如仇刚正耿直的性格在善于表现感情的戏曲情节结构里更趋鲜明和典型。
林冲是一个活生生的舞台形象。他除了对朝廷深怀忠耿之外，对他的老母娇妻也衷存眷恋。他对母亲的孝是对一片养育之恩的报答，是对慈母的拳拳之爱;对妻子的爱体现了夫妻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体贴，没有堕入英雄美人的流俗。《宝剑记》的后半部浓笔重墨，渲染述写了这种感人的关系，虽不免有过分之嫌，但对林冲形象的深化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林冲是被逼上梁山的。他对农民起义的认识是模糊朦胧的，内心深处似乎根本没有参加农民起义军的意识。奸宦的威逼迫害使他在走投无路的困境下无所适从地受了江湖好汉的接济才加入义军。戏曲《宝剑记》中的林冲在朝廷交出奸臣乱党以俟诛灭后，便很快接受皇帝封赠而一表锦门，使惩除奸党成为林冲上梁山图谋报复的某一契机。这种一味牵强戏曲结构的大团圆结局对林冲形象的塑造有负作用，淡化了悲剧性格的氛围; 同时，剧中插入林冲请算命先生占卜吉凶诸情节属于败笔，有损人物形象的丰满。
戏曲中的林冲源于传奇小说《水浒传》。在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性格方面虽多因袭，有极相似之处，但戏曲和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体裁形式，何况又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因而在对林冲的形象塑造上有着不同的风貌。戏曲中的林冲是与奸宦对立的政权参与者，小说中的林冲则是英雄传奇人物;在性格上，前者忠诚无邪，后者刚勇正直;戏曲中的林冲更多的表现了“忠”，小说中的林冲则侧重于“义”;前者政治性倾向明显，后者则人情味重;小说中的反抗性带有群体色彩，戏曲中的反抗性指林冲一人而言，因而反抗的力量，在戏曲中不如小说表现得强烈。
以政治性极强的林冲形象出现在明代戏曲作品与当时反对朝政腐朽的现实主义风气是一致的， 《宝剑记》中的林冲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风气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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