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挚虞
字仲洽，京兆长安人，晋泰始年间举贤良，拜中郎，官至太常卿。据《隋书·经籍志·总集类》记载：他曾撰《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 《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后大半散失。清人严可均《全晋文》、张鹏一《关陇丛书》都有辑佚本。 据《晋书》所说， 《论》可能原附于《集》，后摘出别行，成为专集，它专门论述了各种文章体裁之间的差异及其历史渊源;就现存的一些片断看，它论述到的文体就有颂、 赋、 七、箴、铭、诔、哀辞等类，估计《流别集》全书分类一定繁多。
《文章流别论》第一次较完整地考察了文学体裁的源流、特征。在此之前，关于文学体裁，曹丕只讲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桓范只论列序作、赞象、铭诔三种，陆机虽然已将文学分列十类，但只是对各类特点作了简要概括。挚虞的《文章流别论》第一次作为专论对文学体裁作了详尽的区分，而且作了更细致的考察，它反映了当时人们对文体特征认识的深入。挚虞以后，文学体裁的研究就更加细致，并在刘勰的《文心雕龙》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文章流别论》考察颂诗的起源是“奏于宗庙，告于神明”的庙堂诗，是为统治者的“功成治定”歌功颂德;而到班固、扬雄，已非古代之颂。论及赋时，他把汉赋作了两种分类： “古诗之赋，以义正为主，以事类为佐;今之赋，以事形为本，以义正为助”。他用“古诗之赋”概括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而以“今之赋”为追求形式，不顾内容的作品，斥责它们“假象过大，则与类相远;逸词过壮，则与事相违;辩言过理，则与义相失;丽靡过美，则与情相悖。”这些观点可明显看出扬雄的影响。论及诗时，他指出古代诗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 “然则雅音之韵，以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这种观点，从文学状况本身讲，还是客观的，但也反映了当时体例评价上的一种正统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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