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伯·罗素/著 申慧辉/译
作者简介
伯特兰·罗素（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他涉猎广泛，创作的四十余部作品中，涉及了哲学、数学、科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历史、宗教以及政治等各个方面。1950年，罗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表彰其“多样且重要的作品，持续不断地追求人道主义理想和思想自由”。代表作品有《幸福之路》《西方哲学史》《数学原理》《物的分析》。
我和劳伦斯的相识既短暂又令人兴奋，一共持续了一年左右。介绍我们相识的人是敬佩我们两个的奥托琳·莫雷尔女士，她还使我们也认为，我们两个应该互相敬佩。和平主义使我在内心里产生了一种剧烈的反抗情绪，而我发现劳伦斯也同样充满了反抗精神。这使我们一开始时以为，我们之间已有着相当程度的一致。只是到了后来，我们才逐渐发现，我们之间的差别远远超出了他或我与德国皇帝之间的差距。
当时劳伦斯对战争抱有两种态度：一方面，由于他的妻子是德国人，他的爱国主义不可能是完全彻底的；另一方面，他强烈地憎恨着全人类，以至于他认为就其双方互相憎恨这一点来说，交战双方肯定都是正确的。当我后来了解了他的这两种态度之后，我认识到不论是其中哪一种，我都无法赞同。然而，我们两人对彼此间的差别是逐渐认识的，而在一开始，一切都像婚礼上的钟声那样令人兴高采烈。我邀请他到剑桥来我家做客，并把他引见给凯恩斯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带着强烈的仇恨憎恶所有的人，说他们是“麻木不仁，了无生机，统统死了”。有一阵子我以为他可能是对的。我喜欢劳伦斯的生气，我喜欢他的感情的热烈和活力，我喜欢他的信条：要将世界恢复正常需要某种根本性措施。我还同意他的想法：政治不可能与单个人的心理相分离。我感到他是一个具有一定的想像才能的人，所以当我开始感到与他分歧的倾向时，我想大概他对人性的洞察力比我的更深刻。我只是逐渐才感觉到，他纯粹是一种恶的力量，而他也逐渐地对我产生了同样的感情。
那时候，我正在准备一门课的讲稿，这些讲稿后来以《社会复兴的诸原理》为名出版问世。他也想讲课，而在那段时间里，我们之间似乎有可能进行某种不甚密切的合作。我们两人有过一些信件往来，其中我的信件全部丢失，而他的则已经出版。在他的这些信件里，可以找到我们之间根本分歧的意识的逐步了然的痕迹。我是民主的坚定信仰者，而他早在政治家们考虑到法西斯主义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法西斯主义哲学。他写道：“我不相信民主管理。我认为劳动者只能选举切身环境中的管理者或监工，仅此而已。必须彻底修改选举法。劳动者将只能选举负责与他们直接有关的事务的长官，仅此而已。随着阶级层次的提高，每一个阶层可以选举高一级的管理者。事物所必然达到的终点是一个真正的首脑，这就和所有的有机物质所必然达到的一样——绝不是由愚蠢的总统管理的愚蠢的共和国，而是一个推选出来的国王，一个像朱利叶斯·凯撒一样的人物。”当然，他在想像里所设想的是，当这样一个专政建立之后，他将是这个朱利叶斯·凯撒。这就是他的全部思想中梦幻般实质的一部分。他从不让自己与现实相遇。一讲到应该如何向大众宣讲“真理”时，他就会发表言辞激烈的长篇宏论，他似乎毫不怀疑，大众一定会洗耳恭听。我问他准备采取何种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写进书里去吗？不：在我们这个腐败的社会里，书面文字永远是诺言。那么去海德公园，站在肥皂箱上宣讲“真理”吗？不：那样做太危险（在他身上时而会出现古怪的谨慎特点）。我说，那么你将做些什么？这时候，他就改变话题。
我逐渐发现，他并非真有使世界变得更好的愿望，不过是陶醉在关于世界如何之糟糕的雄辩式的独白之中而已。如果有谁偶然听到了他的独白，这自然顶好不过，不过这些独白主要是打算造就一小撮忠实的信徒，他们能够坐在新墨西哥的沙漠里，感到挺神圣。所有这些都是通过一个法西斯独裁者的语言传达到我这里的，例如我必须宣扬什么，“必须”二字的下面划着十三条重点线。
他的信件越来越充满敌意，他写道：“像你这样生活到底有什么用处？我不相信你讲的课会好。课快讲完了吧，是不是？你一头扎在那条该死的船上，用商人身份的旅行者语言对他们发表演说，高谈阔论，这有什么用处？你怎么不从甲板上跳到水里去呢？你为什么不从这整个的表演中脱身出来？如今一个人必定是个亡命徒，而不是导师或传教士。”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玩弄辞令。我正在成为一个比他一向更为地道的亡命徒，我不明白他有什么根据对我不满。他在不同的时候用不同的措辞来表现他的不满。他在另一个场合写道：“千万彻底停止工作和写作，做一个动物而不是机械的工具。千万离开那条社会之船。为了你的自尊心，千万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物，一只鼹鼠，一个靠感觉行走、从不思考的动物。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当一个婴孩，而不再作专家学者。不要再做任何事——但是看在上帝的分上，开始存在，以勇气的名义，一切从头开始，做一个十足的婴孩。”
“噢，我还想请求你，当你写遗嘱时，千万给我留下一笔足以让我生存下去的财产。我愿你能永远活下去。但是我想让你把我当作某种程度上的你的继承人。”这个方案的惟一困难是，如果我采纳了它，我将不会有任何可以留下的财产。
他有一个关于“血液”的神秘哲学，对此我毫不喜欢。他说：“除了大脑和神经，还有另一个意识活动的中心。有一个血液的意识，它独立于普通的思想意识而存在于我们身上。人活着，有感知，并在血液中存在，与神经和大脑毫无关系。生命的一半属于这黑暗世界。当我喜欢上一个女人时，血液的感知是超于一切的。我的血液知觉压倒一切。我们应当认识到我们有一个血液的存在，一个血液的意识，一个血液的灵魂，它自成一体，独立于思想与神经的意识。”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废话，所以我激烈地反驳这种观点，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它后来直接导致奥斯维辛。
如果有谁暗示某人可能对他人抱有友好的感情，他总是大光其火，而当我由于战争所带来的苦难而反对战争时，他指责我虚伪。“你，那个根本的你，需要终极的和平，这丝毫也不真实。你在用间接、虚伪的方式满足你要猛击和痛打的欲望。要么用一种直接而体面的方式，说：‘我憎恨你们所有的人，说谎的人和猪猡，我是来迎击你们的。’要么只钻研数学，在那里你是可以真实的。但是，说到和平的天使——不，我宁要一千个提尔皮茨，也不要这种角色。”
我发觉此时我已很难理解这封信当时对我所产生的破坏性作用。它使我认为他具有某种我所没有的洞察力。当他说我的和平主义观点植根于血液的欲望中时，我猜想他肯定是正确的。在整个二十四小时里，我一直在想我不配活下去，并且考虑到了自杀。在这段时间即将过去时，一种更为健康的反应取而代之，我决定同这种病态的思想一刀两断。当他说我必须鼓吹他的信条而不是我本人的信条时，我开始反抗，告诉他记住，他已经不再是老师了，我也不是他的学生。他曾写道：“你是全人类的敌人，充满了仇恨的欲望。激发你的灵感的不是对谎言的憎恶，而是对血肉之躯的人民的憎恶，是一种反常的思想中的血液欲望。你为什么不承认它呢？咱们再次成为陌路人吧。我想这样更好些。”我也这样想。但是他发现谴责我是一种乐趣，便又持续写了几个月的信，信中的友好成分只够维持通信，使其不至于间断。最后，通信逐渐减少直至中断，没有任何戏剧性。
最初将我吸引到劳伦斯身边的，是某种富有生气的品质和一种对人们易于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设想进行挑战的习惯。我已经习惯被指责为过分地屈从于理性，所以我想他也许能够给我一剂无理性的药，使我重新富有生气。事实上，我确实从他那里获得了某种刺激，而且我想，倘若我不认识他，我置其强烈的斥责于不顾而写成的那本书，就不会这么好了。
然而这并不是说他的思想有任何可取之处。回想起来，我仍不认为它们有任何价值。这些思想属于一个敏感的，想要成为暴君的人，因为全世界的人们没有马上听从他的命令，他就对整个世界发脾气。当他意识到还有他人存在时，他就憎恨他们。但是他在大多数时间里生活在他自己的想像的孤独世界中，那里的幽灵都像他所希望的那样残忍凶猛。他过分强调性，这是因为只有在性这方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是宇宙中惟一存在的人。但是，正因为承认这一事实十分痛苦，他便把性关系想像成一种永不休止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双方都企图毁灭对方。
两次大战之间的世界强烈地趋向疯狂。纳粹主义是这种趋向中最突出的表现形式。劳伦斯是这场疯狂崇拜中一个合格的组成部分。我也无法肯定斯大林冷酷、非人的清醒就多多少少算是一种进步。
【注释】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英国经济学家。
即阿尔弗雷德·冯·提尔皮茨（1849～1930），德国海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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