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瑞明
《洛阳伽蓝记》五卷，专记洛阳佛寺。其作者杨衒之，北平(今河北保定)人。他生活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多沉醉于佛事，以求超脱无边的苦海。北魏统治者乘机以佛教麻醉人民，巩固其统治，笃好佛理，大兴佛寺，北魏在高祖孝文帝拓跋宏时期，寺庙增至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后增至三万余所，僧尼二百万。以洛阳一地而言，公元68年(后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开始有白马寺，到晋怀帝永嘉年间才有佛寺四十二所。公元493(太和十七年)北魏迁都洛阳以后，佛寺最多时达一千三百六十七所。到公元534年(天平元年)迁都邺城，洛阳残破，余下的佛寺尚有四百二十一所。公元547年(东魏武定五年)，杨衒之重游洛阳，目睹“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他从洛阳城市的盛衰过程，认识到北魏王朝兴亡的历史教训，深有所感，乃写《洛阳伽蓝记》。伽(qié茄)蓝，是梵语“僧伽蓝摩”的简称，指僧徒所住的园林佛寺。这部书以记佛寺为题，以记佛寺为重点，按洛阳佛寺所在区域，分为五卷，卷一城内，卷二城东，卷三城南，卷四城西，卷五城北，共记大小佛寺八十余，叙事要言不繁，文笔简明清丽。
《洛阳伽蓝记》记述洛阳佛寺建筑园林，对洛阳城的建制，以及历史古迹多所描绘，每记一寺都有它的历史或故事，卷一永宁寺条，说明此寺于公元516年(熙平元年)，由灵太后胡氏(即魏孝明帝元诩之母)所立，“中有九层浮图一所，架木为之，举高九十丈。”浮图即塔，顶上有金宝瓶，宝瓶下有承露金盘三十重(或作一十一重)，周匝皆垂金铎，这座九层浮图上下共悬金铎一百二十，“高风永夜，宝铎和鸣，铿锵之声，闻及十余里。”浮图之北有太极殿，供奉着一些佛像，尚有僧房楼观一千余间，中书舍人常景为寺写了碑文。接着较多地叙述了尔朱荣、尔朱兆兄弟弄权起兵的经过，因为尔朱荣曾集合兵马于此寺，尔朱兆曾囚禁魏孝庄帝(元子攸)于此寺。佛寺的大量兴建，需要消耗许多建筑器材，需要征调大批劳力，劳民伤财，僧侣与官府勾结，“侵夺佃民，广占田宅”，无恶不作。由写佛寺而涉及到北魏的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文化。
卷四法云寺条，着重描写了王子坊，“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民间号为王子坊。”当时的帝族王侯，外戚公主，占有土地财富，争修园宅，互相比富，“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耸入云的楼房，一幢接着一幢，他们的花园特别讲究，“高台芳树，家家而筑，花林曲池，园园而有。莫不桃李夏绿，竹柏冬青。”河间王元琛夸耀豪富，派人到波斯购名马，以银做马槽，用金做马的环锁。书中所写的北魏统治阶级的腐化堕落、挥霍浪费，皆是实录。在北魏统治的四十余年间，高祖迁洛，太后临朝，宦官用事，诸王争立等事，书中皆有所反映，尤其是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当时中印关系史，继法显之后，在玄奘之前，当时处于承先启后地位的有宋云、惠生等西行求法一段历史。总之，《洛阳伽蓝记》反映了北魏王朝兴衰的全过程，其中不少史料可补所谓正史《魏书》之不足，其史料价值颇高。
《洛阳伽蓝记》中虽夹杂一些妖魔鬼怪之说，不乏迷信荒诞之处，但它是魏晋以来搜神、志怪、世说新语发展而为唐宋传奇的一个重要阶段或环节，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洛阳伽蓝记》传世刻本不少，各有长短，因抄刻舛误，错字脱文皆较多，以如隐堂本为最古最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根据如隐堂本为底本，参照他本，作了大量校勘注释，给我们阅读该书提供了方便，但仍保留着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杨衒之写本书时，曾自为子注，后来子注与本文混在一起，迄今无法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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