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张翼之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是我国考据学的兴盛时期。这个时期，清朝封建统治政权已经巩固，满、汉地主阶级内部矛盾已相对缓和，清朝统治者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除继续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政策外，还兼施笼络手段，予以收买。同时，又以烦琐的考据学作为治学方法，企图把学术界引入脱离现实政治斗争，钻故纸堆的道路上去。因此，这时的学术风气为之一变，清初学者顾炎武等人提倡的“经世致用”之学，现在，已被盛行起来的经史考据学所代替了。许多学者为避开现实政治问题，也就以巨大的精力，投入到资料的搜集、整理、审核和考订的工作中去。他们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的儒家经典、明以前的史学著作，以及诸子、金石、天算、地志等史料。为此，他们要求每事必追根求源，言必有据，反对空谈和主观臆断，讲求旁参互证，反对孤证立说。这种风尚，到乾隆、嘉庆年间，达到了全盛时期，人称乾嘉考据学，而当时的学者们却自称朴学或汉学，以别于宋代的理学。
初期的乾嘉学者，多集中于研究儒家经典，往后就逐渐转向研究古代史料，这时问世的《十七史商榷》、《二十二史考异》和《二十二史札记》，被称为乾嘉考据学的典范工作，清代的三大考史名著。
《十七史商榷》一百卷，王鸣盛撰。王鸣盛(公元1722－1797年)字凤喈，号礼堂，又号西庄，晚年改号西沚居士。著名的经学家和史学家。江苏太仓州嘉定县(今属上海市)人。1754年(乾隆十九年)中进士，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1763年以母丧休官，迁居苏州，卖文自给，闭户著述，至七十六岁去世。
王鸣盛的著作主要有诗文集《西庄始存稿》和《西沚居士集》，经学著作《尚书后案》，史学著作《十七史商榷》和《蛾术编》。
《十七史商榷》虽然也校释文句，却是以考订见长。它的每一条考订都有一个题目，各条字数不等，少则几句话，多的竟成了一篇独立的论文。考订的重点是《汉书》和新、旧《唐书》，它们一共四十六卷，几乎占了全书的一半。最少的是北朝史，仅四卷，南朝史也只有十二卷。其考订的内容，包括以下四类：
第一类，文字校勘，这是本书的重点。王鸣盛是以汲古阁本做底本，再用明监本或其他本子来校。其中只有《旧唐书》用的是闻人诠本，《旧五代史》用的是四库馆新辑传钞本。校勘的方法，常用的是理校法，对于校勘学很重要的对校法，他却不很注意。而且，他校书是重点校，不是全面校，当他感到发生了疑问，才去进行重点校勘，这就使得本书臆测和武断的地方，难以避免了。
第二类，考证典章制度，也是本书的重点。十七史中，只有“前四史”有旧注，其余的各史都没有注释，读者遇到有关典章制度问题，常感困难。本书考证制度，以地理和官制最多。如卷十四至二十一，考前汉地理；卷三十二、三十三考后汉地理；卷五十七考南朝地理；卷六十七考北朝地理；卷七十八至八十考唐朝地理。其余的分散在各卷里。官制的考证，卷四十考州郡中正；卷六十四考都督、刺史；卷八十一论官阶勋爵中晚日渐纠纷；卷八十五论分司官；卷八十九，论南衙北司，其余也散见各卷。这些考证，有史有论，对读者颇有帮助。
第三类，评论历史事件和人物。这类评论多半是做的翻案文章。他称赞唐代的郑注和李训为“奇士”，倒还比较公允。有的是历史上被认为好人好事的，作者却往往痛加贬斥。如东晋王导，历来被誉为“江左夷吾”，本书卷五十却骂他“导之庸鄙无耻甚矣。”这种种议论，往往是根据封建道德标准来衡量的。但也有些议论对读者还是有启发作用的。
第四类，评论史书的优劣。王鸣盛对十七史都有评论，有的是讨论体例，有的评论史书内容的是非问题，也有的是对作者本人的看法问题。如为范晔辨诬；惋惜魏收“被谤独甚”，他的《魏书》不应在诸史之下。被他贬得最厉害的是《南史》、《北史》以及他们的编撰者李延寿。
总之，《十七史商榷》是一部以考订为主，而又有议论的史学名著。它校勘了我国“正史”中的大部分史书，补正了其中的讹误，考订了重要史实，且又以舆地、职官和典章制度考订见长。虽然，考订也或有误，议论或有不当之处，但对读者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十七史商榷》通行本有广雅书局本，《史学丛书》本，商务印书馆曾于1937年据史学丛书本排印，列入《丛书集成》，1959年又重印过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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