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草书 赵壹
余郡士有梁孔达、姜孟颖者，皆当世之彦哲也，然慕张生之草书过于希孔、颜焉。孔达写书以示孟颖，皆口诵其文，手楷其篇，无怠倦焉。于是后学之徒竞慕二贤，守令作篇，人撰一卷，以为秘玩。余惧其背经而趋俗，此非所以弘道兴世也；又想罗、赵之所见嗤沮，故为说草书本末，以慰罗、赵、息梁、姜焉。
窃览有道张君所与朱使君书，称正气可以消邪，人无其衅，妖不自作，诚可谓信道抱真，知命乐天者也。若夫褒杜、崔，沮罗、赵，欣欣有自臧之意者，无乃近于矜伎，贱彼贵我哉！夫草书之兴也，其于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非圣人之业也。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非常仪也。故其赞曰：“临事从宜。”而今之学草书者，不思其简易之旨，直以为杜、崔之法，龟龙所见也。其扶拄挃，诘屈叐乙，不可失也。龀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失指多矣。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若人颜有美恶，岂可学以相若耶？昔西施心疹，捧胸而颦，众愚效之，只增其丑：赵女善舞，行步媚蛊，学者弗获，失节匍匐。夫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指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鳃出血，犹不休辍。然其为字，无益于工拙，亦如效颦者之增丑，学步者之失节也。且草书之人，盖伎艺之细者耳。乡邑不已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夫务内者必阙外，志小者必忽大。俯而扪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虮虱，乃不暇焉。
第以此篇研思锐精，岂若用之于彼圣经，稽历协律，推步期程，探赜钩深，幽赞神明。览天地之心，推圣人之情。析疑论之中，理俗儒之诤。依正道于邪说，侪《雅》乐于郑声，兴至德之和睦，宏大伦之玄清。穷可以守身遗名，达可以尊主致平，以兹命世，永鉴后生，不亦渊乎？
〔注释〕梁孔达、姜孟颖：赵壹言与二人同郡(汉阳郡，今属甘肃)，二人乃张芝后学。张生：张芝(？—约192)，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渊泉(今甘肃安西)人。芝弟昶，汉黄门侍郎，亦能草书，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孔、颜：孔子、颜回。罗、赵：罗晖、赵袭。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罗晖、赵袭，不详何许人，与伯英同时，见称西州，而矜许自与，众颇惑之。”张芝《与太仆朱宽书》有“上比崔，壮不足，下方罗，赵有余”语。朱使君：朱宽。衅(xìn)：间隙：瑕隙；破绽。杜、崔：杜度、崔瑗。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载：京兆杜度为魏齐相，始有草名。安平崔瑗，后汉济北相，亦善草书。平苻坚，得摹崔瑗书，王子敬云：“极似张伯英”。臧(zānɡ)：善。矜伎：过于自负。近古：秦末之时。隶草：章草。唐张怀瓘《书断》中言：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扶拄挃：形容隶草停顿波挑，曲折委婉的用笔。，音义未详；拄：通黑主，犹黑主点，指笔势向下按的蹲点；挃：摘，如钩。诘屈叐乙：指草书屈曲多变的笔画，笔势忽起忽落笔画必屈曲多变。诘屈，即屈曲，曲折；叐：据《康熙字典》应作“龙”，与“拔”通，猝然突起意；乙，犹乙脚，曲折；叐乙，亦指草书笔画的曲折多变，与诘屈意同。心疹：心痛。疹：疢，疾病。失节：失于调节、控制。丸墨：古代墨以丸计；领袖：衣领和衣袖。见鳃：现出骨来。鳃：肉中骨。博士：古代学官名。六国时有博士，秦因之诸子、诗赋、术数、方伎皆立博士；讲试：讲究考核。四科：孔门四门科目。指德行，言语、政事、文字。《论语·先进》：“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夏。”征聘：征召诸侯聘问。《左传·宣公九年》：“春，王使来征聘。”阙外：失之于外。阙即缺也，引申为失掉。圣经：指儒家经典。稽历协律：即稽协力律。谓考察调整历法。历律，历法。天地之心：指人。《礼记·礼运》：“人者，天地之心也。”侪：通齐，正意。《小雅·小宛》传曰：“齐，正也。……齐，正字也；侪，借字也。”《论语·卫灵公》：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命世：著名于当世。《汉书·楚元王传赞》：“圣人不出，其中必有命世者焉。”渊：深邃、沉沉。
(张传友)
〔鉴赏〕最具中国特色艺术的书法，因其本源于“观物取象”，具有与被人们赋予美妙的遐想、丰富的意蕴，甚至寄托书家的生命情怀。书法常常被称为艺术之母、艺术之根，诸如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东方艺术无不从书法技法、气势、神韵、节奏、风骨、意境、陶养等方面获得滋养、启发和动力。在东方思维习惯里，抽象的书法线条与人们对天地宇宙、自然人生的体悟和探寻具有某种相互贯通的对应关系。对比日本之书道、韩国之书艺，一个“道”字最符合书法艺术在文化、思想、思维领域所在境界。然而时至今日，仍有数量庞大的群体对书法和书写、艺术和实用、审美与功利之间的关系有着极大的认识误区，对书法艺术的审美价值存在着严重的误解。其实，这种批评自书法从实用向审美的转化之初就存在着，中国书法史上现存最早的书论即是如此。
这篇书论即《非草书》，作者赵壹，字元叔，东汉汉阳郡西县人(今甘肃天水南)，大约活动于桓、灵年间(公元147—188年)，与草圣张芝大体同时。据《后汉书·文苑列传》记载，赵壹“体貌魁梧，身长九尺，美须豪眉，望之甚伟”。但他“恃才倨傲”，爱憎分明，不随时俗，被乡党陷害几乎丧命。后任汉阳郡上计吏。公元178年，朝廷召集各郡上计吏，当官员们参见司徒袁逢时无不拜伏于地，只有赵壹长揖不拜，袁逢对他的不凡才识很是欣赏。后来他去拜见河南尹羊陟，羊陟对他也非常看重。由此得到羊陟和袁逢的举荐而声名大振。各州郡争相礼聘他，可赵壹感慨自己生不逢时，坚辞不就。
当时已为东汉末年，这是一个权臣结党谋私、显贵相互倾轧的窳败、糟烂社会，是一个英雄无所用其武、栋梁无所展其才的混乱、衰败之世，是一个大帝国正一步步走向崩溃、分裂的时代。有抱负的士子才俊“思飞不得，欲鸣不可，举头畏触，摇足恐堕”(《穷鸟赋》)。
《非草书》的写作，正是针砭当时社会的病疴。在去洛阳述职前(178年)，年轻气盛的赵壹大声疾呼割除弊政、任用贤才、奋发图强。当时之世，宦官、外戚与清流名士形成三派势力，他们之间相互争斗，极大地削弱了国家实力。有人认为，东汉末年的“鸿都门学”事件，是导致赵壹抨击书法的“直接原因”。汉灵帝时设置“鸿都门学”以延揽文艺人才，由于宦官的操纵，该部门逐渐演变为与太学、清流对立的势力。这些鸿都门生与正常的人才选拔、擢升产生矛盾。他们多出身寒门庶族而非豪门士族，自然受到门阀士大夫的鄙视和讥讽，只能依赖灵帝甚至与宦官同流合污，陷害、杀戮名士诤臣，导致党锢之祸。其中种种弊端，遭到正义之士的痛切指责。而这些鸿门学士的进身之阶，恰恰是辞赋书画等一技之长，因此，名士清流把这作为攻击的目标，当时的大书法家蔡邕也指出“书画辞赋，才之小者”，于治国理政毫无用处，只有“通经释义”的儒家经世之学才是大道。赵壹《非草书》的出现也是针对这一人才选拔方式所造成的因“书(草)”废政之弊而发。
其实自文字创制以来，无论是龟甲兽骨、钟鼎金石，人为的“形象”刻画熔铸所形成的线条极易引起人们的遐想，具有西方拼音文字所没有的独特审美趣味。当然，在人尚未觉醒的蒙昧时期，作为一种符号的汉字，其实用功能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后人所体味到的审美情趣，在时人那里未必有此闲情逸致。孔子开展私人教学中所重视的“六艺”中的“书”，关涉六书，即象形、形声、指事、会意、假借、转注六种形体构造方法，对汉字形体的审美认识不无助益。特别是秦代“书同文”的强制推行对文字的传播和书体的演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汉代出现了朦胧的汉字书写的审美认识，《汉书·艺文志》记载萧何立法把文学修养与书写水平作为选拔人才、考评官吏的准则：
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文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
除汉字构造方面的原因外，书写材料、书写工具的改变对书写由实用向审美方面的转化也起了重要作用。从龟甲兽骨、青铜、石器到竹木简牍、缣帛丝绢，乃至纸的出现，对书者是一种技术和技巧上的解放，而毛笔的出现使这种解放逐渐从物理、生理方面的解放转化到精神、心灵的方面。赵壹所处的时代正是万事俱备、东风徐至的书法觉醒时期。更为直接的是，汉代出现的人物品藻发展起来的审美趣味、审美观念随着书体的演变、毛笔的普及，大大加强了汉字由实用向审美过渡的速度和力度。可以说，隶书、章草的出现，除了书写便捷的使用考量之外，同时带有自觉不自觉的书法审美化趋向。汉字书写本身发生的这一新审美情趣现象，加上灵帝通过“鸿都门学”选拔人才的推波助澜，使得汉字由实用向审美转变的审美自觉在东汉末年进入了加速期。两汉至魏晋时期，帝王士大夫多以善书为荣，如杜度、崔瑗、张芝等“有超俗绝世之才”者于博学之暇游艺于此，他们酣畅淋漓的点画节奏、狂放恣肆的书风令观者如痴如醉。人们习练草书的目的，已非原初“趋急速，示简易”的实用性考量，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外在的点画运行节奏与内在生命节奏的共鸣、共振。其中过程常常“难而迟”，一大批草书爱好者以及以此为进身之阶者，练习草书到了废寝忘食、黑白颠倒、痴迷癫狂的程度。一旦稍有所得辄欣然自得、忘乎所以、四处显摆。这种痴迷、这份虔诚显然不仅仅是单纯的实用、功利方面的考量，而是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
赵壹对这种学习草书的过热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认为人们创制草书本意是为了简化字形、书写便捷，但草书本身“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并不像籀、篆等字体具有公认的先天性、合法性和神圣性，它只是某一历史阶段出于实用的目的而出现的偶然现象。与修齐治平的正道相比，时人崇尚的书法实属小道，与篆籀等汉字正体相比，草书更是书法末技。就作为社会政治精英的士人而言，汉字写得好无益于政治清明，写得孬无损于民富国强。历来有名书家，无不把书法作为闲暇余事，稍寄其闲情雅趣。时人因书废事、因书废道的做法是舍本而逐末，“背经而趋俗”。“经”乃四书五经之经，乃儒家经世致用的大道、正道，士人痴迷草书是无论是出于爱好，还是出于顺遂灵帝“鸿都门学”选拔人才，都是背离了士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和人格操守。何况，草书的卓异无关于个人品行能力、为官的政绩功德和治学的学术造诣，“背经”实即“背道”，是应该予以大张挞伐的。
不过，赵壹对草书的批评、对习草书者的指责，是出于这些士人因书废政，背离了安邦治国的正道而言，是出于“弘道”而言，并非全然否定书法。杜度、崔瑗、张芝等人虽然酷嗜草书，但能够恰当处理本与末、道与技的关系，赵壹对他们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普通士人之所以不能取得杜、崔、张的草书成就，关键在于资质禀赋的因素。赵壹提出“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在书法美学史上第一次揭示了天然资质与书法的关系，每个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先天的差异是决定一个人艺术成就高低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手之巧拙与后天的训练不无关系，但根本上还是取决于个人心性、天赋。这种提法与当时盛行的从气质禀赋方面的人物品藻是一致的。从心理、生理方面去解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尤其是精神、心灵方面的不同，显示了汉末至魏晋时期人的觉醒、文学的自觉。这种先天的差异，非后天人力的“强为”所能改变。否则，违背人的气质性格、不顾自己的才智禀赋，正如缺乏悟性者痴迷草书一样，无论怎样下工夫、卖力气，其结果都会如同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不但不能有所成就，还会给世人留下笑柄，给自己带来苦恼和悔恨。
强调人先天的气血禀赋、心性才智在书法中的关键作用，对于魏晋时期以王羲之为代表的中国书法的第一次高峰的到来，对于书法美学方面的探索和突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赵壹的《非草书》所要非议、批判的是那种以草书为生活、人生的全部，而把自己应当承担的社会使命、人生使命抛诸云外之举，草书、书法中的笔情墨韵、流动之美，他应该是心向往之的。只要如杜度、崔瑗、张芝等人那样，找准人生的大方向，看清天地间的光明大道，闲暇之余，舞文弄墨又何尝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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