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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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Romen Rolland,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

由于崇高的道德品质,进步的政治倾向和卓越的文学成就,罗曼·罗兰是二十世纪法国知识界文化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罗曼·罗兰毕生事业主要有文学创作;音乐史与音乐评论;倾向进步的政治立场与有关的政论集;以及晚年参加反法西斯的群众性斗争,这几个方面。

1866年1月,罗曼·罗兰出生在法国中部高原一个只有五千多居民的小县城克拉木西。他父亲是公证人,祖上有几辈都从事这个职业。从经济生活来看,罗兰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下层。家中稍有产业,但是够不上富裕。公证人的职务在这个比较穷的地方也不可能有优厚的收入。罗曼·罗兰的父亲信仰新教,政治态度是共和派。和他父亲或祖父同辈的家族成员之中,有人直接参加过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于一个穷乡僻壤的家庭来说,在文化方面也相当开通。在他家老屋的阁楼上,盖着厚厚的灰尘的废旧什物堆中,童年的罗曼·罗兰曾发现一部莎士比亚戏曲集的法文译本。这是他父亲年轻时从巴黎带回家的。

罗曼·罗兰的母亲虔信天主教,同时热爱音乐。她用这两种激情培养幼年的儿子,使他终身受宗教信仰与音乐爱好的影响。

1880年,十四岁的罗曼·罗兰和故乡告别,随着父母迁居巴黎。父亲把祖祖辈辈在克拉木西居住的老家底全部作价出售,决定从此不回家乡。父亲在巴黎一家小银行里找到一个职位,以微薄的工资维持家计。罗曼·罗兰进入圣路易中学重点攻读数理,准备投考有名的巴黎工艺学院。不久后,孩子发现数理学科和他自己的兴趣不合,于是改入以文科课程著称的路易大帝中学攻读,准备投考高等师范学院。1886年,他考入高师,选习历史系。1889年毕业。在高师时,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文艺创作,有“不创作,毋宁死”的誓言。在那些年月里,十九世纪的俄国文学大量地被翻译介绍到法国来。罗曼·罗兰特别赞赏托尔斯泰的作品。《战争与和平》使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决心以《战争与和平》为借鉴,写一部用法国宗教战争(1562——1598)史料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这个计划始终没有实现。

高师毕业之后,紧接着他通过了中学教师就业选拔考试,取得了在公立中学校讲授历史课程,以及老年享受退休待遇的资格,也就是说,终身衣食有了保障。罗曼·罗兰实现了父母对他的期望,但他并不因此而心满意足。他不喜欢教书这门职业,恨不得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文艺创作上,可是首先得解决衣食问题,必须先找一个可以不教书的职务。于是1889—1891他到罗马的法国考古学校当了两年研究生。

在意大利的两年生活给罗曼·罗兰留下终生难忘的愉快记忆。地中海海滨风光明媚,气候和煦,对于他的慢性支气管炎的病弱身体是极好疗养环境。他在罗马结识了一位自称“理想主义”者的老年德国女作家玛尔维达·封·梅森堡。她很赏识罗曼·罗兰的才能,罗曼·罗兰也把她当作知己。两人间缔结了深厚的友谊。

罗曼·罗兰在罗马当研究生的两年中,工作不算繁重,因而有相当充分的时间游览意大利的名胜古迹。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遗留下来的艺术文物,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文化素养,激发了他的创作情思。他在罗马起草了以意大利文艺复兴史实为题材的剧本《奥西诺》。尤其重要的是他那时开始构思《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长篇巨著。

1891年7月底,罗曼·罗兰回到巴黎。为了再一次拖延教书的工作,他向教育部请了一年病假。1892年,他和名教授勃雷亚尔的女儿格洛蒂尔德结婚。勃雷亚尔是当时著名的语言学教授。他向罗兰提出的条件是:结婚后立即准备博士论文,争取当大学教授。罗曼·罗兰结婚后偕夫人再次去罗马,搜集写博士论文的材料。论文的题目也是他岳父建议的:《意大利歌剧的起源》。1893年他回到巴黎,埋头写论文。1895年他的博士论文正式通过,获得博士学位,被任命为高等师范学院艺术史教授。教课之暇,罗曼·罗兰专心写剧本。他一生写过二十多个剧本,其中十二个留传到今天。写剧本是他创作生涯第一阶段的主要内容。他在戏剧方面没有很大的成就。他的剧本发表过的不多,上演的更少。由于独白与对话太多,动作较少,所以舞台效果不佳。

1901年,他的妻子和他离婚。两人共同生活八、九年之后,终于维持不下去了。主要原因在于两人对生活的要求和愿望不同。格洛蒂尔德出身“上流社会”(资产阶级上层),迫切盼望罗兰成为名流,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而罗兰对文学创作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作家的天职在于把内心蕴蓄的激情如实地表达出来,作家应当觉得心中有非表达不可的情思,才提笔抒述,决不为了名利而作违心之谈。作为作家,他唯一的安慰是自己心中有真理,心中有光明,心中有人民。

罗曼·罗兰和格洛蒂尔德离婚,实质是和“上流社会”“离婚”。他本来是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者,和大资产阶级的所谓“上流社会”格格不入。离婚之后的罗兰,从此不再登“上流社会”之门。他租了一套狭小简陋的房间,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除教书之外,深居简出,埋头创作。1903年,他发表了一本薄薄的小书《贝多芬传》,使他一举成名。在这本书中,他灌注了自己的真实感情,他抒写一位天才的音乐家,为了完成自己的艺术使命,终生和世俗进行不妥协的斗争的事迹。就在1903年,罗曼·罗兰写完《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头两卷:《黎明》和《清晨》,1904年出版。从此,他每年至少写一卷,一直到1912年,他完成这部共分十卷的巨型小说,使他成为名震国际的当代世界上的重要作家之一。到此,罗曼·罗兰完成了他第一阶段的创作计划。虽然在1913年他还写了一本描写他故乡农民乐天性格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在大战期间他写了两种反战小说:一个中篇《比埃和吕丝》,一部长篇《格莱昂波》,都不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而且当时都无法出版,到1919和1920年才陆续出版。

第一次大战期间罗曼·罗兰的主要行动是发表一系列的政论,从人道主义的角度反对战争。这些论文后来收在两个政论集中,《超乎混战之上》(1915)以及《先驱者们》(1919)。1914年9月15日,《超乎混战之上》这篇反战的政论发表于《日内瓦日报》之后,引起法国国内舆论强烈反对。受当时政府的民族沙文主义和黩武主义宣传所蒙蔽的舆论,把罗曼·罗兰的和平主义说成为德国效劳的卖国言论,目的在于涣散法国人民的斗志,解除法国人的思想武装。不明真相的群众指斥罗曼·罗兰为“间谍”,“叛徒”,要求瑞士政府引渡罗兰,以便处以死刑。罗兰每天收到大批恐吓信,有的信封中附有小包毒药或手枪子弹,强迫罗兰自杀“以谢国人”。当时罗曼·罗兰精神十分不安,十分痛苦,往往彻夜不眠。倒不是他担心自身的安全,他早已下定决心,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与公道,他不惜一死。他所痛苦的是眼看他作为作家,作为“思想工作者”①一贯宣扬和维护的“自由、平等、博爱”等传统观念,道德价值,在举世若狂的战争歇斯底里高潮中,全成了空谈,成了谎言。欧洲文明丧失了精神支柱,人类文明也没有前途,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大战的残酷事实深刻地教育了到那时为止主要是个书生的罗曼·罗兰,使他认识到,作为一个作家,完全不问世事,不问政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他有一句名言:“你不问政治,政治会来敲你的门”。他认识到,并不是传统的道德观点是空谈,是谎言,而是“现代社会生活”使这些观点成为空谈与谎言;爆发这样惨烈的大战,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极大的损失,并非道德沦亡的直接后果,而是有那么一些人,兴风作浪,发动战争,并且设法使战争无限延长,为了从中捞取物质利益,大发横财。他在日记上郑重记下在报上看到的消息:当时的协约国的某些成员,主要是美国的资本家,在大战将要爆发时和爆发之后,还不断地以高价向德奥等发动大战的国家出卖战备物资,包括制造大炮的钢材。他明白了,资本家的祖国是金钱,他们和人民大众没有共同利益。

第一次大战前后的罗曼·罗兰几乎判若两人,尤其是受到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震动以后。罗曼·罗兰满怀热情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他一再公开表态,要坚决站在“劳动共和国”一边。他把年轻的苏联称为全世界劳动大众的祖国,人类前途的曙光。他同当时法国以及西方报刊上诽谤和攻击苏联的言论展开不妥协的论争。1927年9月2日,苏维埃政府文教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给罗曼·罗兰写信,以布尔什维克党的名义,约请罗兰为莫斯科新创刊的《革命文化》杂志撰稿。卢那察尔斯基在信中说明,罗曼·罗兰无论寄什么稿子去都将予以发表:“即使你的原则并不符合我们的看法……你给《自由人》①的答复,使我们一下子就察觉,你的客观的明智,比那些有时自称为我们的朋友的许多知识者的犹豫不决,不知高明多少。这并不是说,你在那封信中所写的一切我们完全同意,然而你的庄严的政治声调是正确的,精神姿态是崇高的。”同年9月13日,罗曼·罗兰在答复卢那察尔斯基的信上说:“我不讳言我和俄国革命之间的一切距离……然而我曾经是最早承认它的伟大和它的历史必要性的人之一。我始终这样承认,而且相信它是人类社会的强有力的先锋”。1934年罗曼·罗兰在追述七年前的旧事时,这样宣称:“从那时起,我始终是苏联的同路人,始终战斗在她身旁”。

苏联友人给罗曼·罗兰写信称他为“革命的同路人”,罗曼·罗兰欣然接受了这个称号。从1927年以来,罗曼·罗兰始终如一地用具体行动发挥他的革命同路人的作用。早在1926年,他就和法国进步作家巴比塞合作,组织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1927年2月,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名誉主席有三位,即罗曼·罗兰、巴比塞、爱因斯坦,1927年,一个流亡在国外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企图发起一种“第三运动”,既反对法西斯,又反对共产党。这个组织写信给罗曼·罗兰,争取他参加“第三运动”。罗曼·罗兰断然拒绝。他义正词严地回信说:“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我理解共产党是一股新的力量,是最强有力的反法西斯战斗队。意大利反法西斯力量不争取共产党的支持,我觉得十分遗憾。”

1933年,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法西斯攫夺了德国政权,欧洲的天空阴云密布,战争的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罗曼·罗兰奋不顾身,投入反对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的斗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头几天开始,就和共产党友人们并肩作战,用笔杆子同纳粹进行激烈的斗争。1933年我的大部分时间全用在这场斗争中。”可是狡猾的纳粹党还想收买罗曼·罗兰,以便利用他在西方知识界的威望,为纳粹做宣传。1933年4月19日,德国驻日内瓦领事通知罗曼·罗兰,兴登堡总统决定给罗曼·罗兰歌德勋章,以表彰他“在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罗曼·罗兰断然拒绝勋章,并回信指斥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是“对人类犯罪”。

1937年罗曼·罗兰决定离开居住了二十多年的瑞士,回到他的祖国去养老。他在故乡克拉木西附近的小镇卫石垒,购置了一所小小的别墅。1940年他在卫石垒安家落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武装占领法国,卫石垒也驻有小队德军。风烛残年的罗曼·罗兰始终没有离开家乡。老人不顾占领者在他住宅四周的窥探与监视,坚持工作,除了整理旧稿之外,还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回忆录:《贝济传》。1944年10月社会主义革命纪念日,罗曼·罗兰怀着对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苏联人民的崇敬心情,不顾自己衰老病残,勉力乘火车回到光复不久的巴黎,亲自参加苏联大使馆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和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盛会。这是他毕生最后一次政治性的活动。两个多月以后,1944年12月30日,一代文学大师和思想大师的罗曼·罗兰,溘然长逝于他的卫石垒住宅。

罗曼·罗兰的一生,是为真理与正义不懈地斗争的一生。他说:“一切受苦受难的人构成我的祖国,一切使别人受苦的人是我的敌人。”这种精神贯彻在他文学事业中,也贯彻在他的社会活动中。

在文学方面,主要的代表作除了上边提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外,还有一部他晚年写作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母与子》(即《欣悦的灵魂》)这部小说的中心人物玛克和作者自己一样,是不顾个人安危,全力以赴,参加当时反法西斯群众斗争的资产阶级开明的知识分子。罗曼·罗兰的政论集除了上述的《超乎混战之上》和《先驱者们》(这两部集子后来在1931年合订再版,总标题《自由精神》),还有1935年出版的《战斗十五年》和《以革命争取和平》。

罗曼·罗兰其它方面的著作,本文限于篇幅,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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